谁司“允升”？

安立志

很有“骨气”的中共广西区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东窗事发之前，还在为全市党员干部上党课，他在“三严三实”教育时“痛心地”指出：“有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审查，两天啥都招了，没有点骨气和意志。”（2015年6月24日新华网）

考察余远辉的升迁历程，梧州市长这个台阶不能不提。梧州市西江南岸有一锦屏山，锦屏山上有一允升塔。余远辉从2006年接任梧州市长，就与允升塔结下不解之缘。他曾改写了塔门楹联，为上下联末各加一字，使之成为“允凝天地灵气，升聚日月光辉”，不着形迹地嵌入了自己的“辉”字；他曾专门请著名书法家写下气势磅礴的“升”字碑铭，从此塔前的云依亭也便更名为“升字亭”。他还创作了《夜登梧州允升塔》的五律：“披月踏屏锦，今夕我先登。凭轩接桂水，举手洗梧城。雾里察南北，鳌头点纵横。难得苍天允，从此势欲升。”（2015年6月24日凤凰资讯）抒发了其立足梧州的施政抱负。

余远辉与允升塔的文字之缘，在在体现一个“我”字，处处突出一个“升”字。不过，这里的“升”字，只有“升迁”、“提升”、“升官”一个义项。人道是“诗以言志”。其诗作且不论格律之工拙，其心志表达的已是淋漓尽致。“凭轩接桂水，举手洗梧城”，是否体现了其为官的独断，“雾里察南北，鳌头点纵横”，是否自得于其仕途的走红？共青团、秘书长之类的分析，并非无根之语。而“今夕我先登”，显然与孟子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十分契合，从而体现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志得意满。这与当年江苏宿迁官员改“骆马湖”为“马上湖”，山西灵石官员改“石膏山”为“仕高山”的露骨行径，充斥了更多的文化含量，提升了更高的文化品位，这也是余远辉能够跻身省部级高位的基本原因，然而，其权欲熏心、攀爬高位的丑恶用心，却比那两位地县级干部并无二致。

一座允升塔，寄寓了余远辉的快升、高迁的憧憬与愿景。“允升”二字，望文生义，当有“应允”与“升迁”两种含义。那么，余远辉的“升迁”系何人“应允”？与余远辉类似的大批贪官的带病提拔又是何人开启绿灯？余远辉自谓，“难得苍天允，从此势欲升。”然而，他从地厅级的梧州市长，升迁到省部级的广西常委、南宁书记，“势欲升”的将来式，至少阶段性地实现了“势已升”的完成式。为其升迁开关放行、保驾护航的“苍天”是何方神圣？在我国，在各级官员的高头讲章中，从来不乏“权力来自人民”的大言不惭，然而，谁都清楚，建政几十年来，我们实行的是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教训时已经批判过的封建主义的“等级授职制”。各级官员虽然有时假模假式地赋予民众什么“庄严的权利”，“神圣的选票”云云。其实，这种权利从不庄严，这张选票并不神圣，在密室内定，暗箱运作的本质里，官员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上意”，投票的民众不过是皮影上的傀儡、双簧里的台角而已。

各级官员十分清楚，他们的命门为何人所控制，他们的权力为何人所赋予。因而，在我们的制度里，夤缘附势、投机钻营、逢迎拍马、行贿买官等等丑恶的“对上负责”比比皆是，甚至有恃无恐的谷俊山竟然威胁总后政委刘源，“我下一个职务是总参第一副总长……你不挡我的道，我也不挡你的道。”（2014年12月8日凤凰周刊）这说明，官员们对于何人掌控着“允升”之权心知肚明。反之，作为其“衣食父母”的广大民众，竟然成为官员嗤之以鼻的“屁民”与“蚁民”。网络上有人整理了近年来一些官员的雷人语录，广东深圳一官员斥骂民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吉林四平一官员更直接：“老百姓就是他妈的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河北兴隆一官员公款吃喝时态度鲜明，“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汶川地震后四川双流一官员仍然很明智，“领导重要还是哪个重要？”“我只为领导服务。”河南郑州一官员对记者的反诘道出了实质，“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我国从来不乏民本主义传统，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我党早期的“为人民服务”，到前些年的“新三民主义”，其内在逻辑都是民本主义，即考虑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官员应为百姓做些善事。然而，作为现代理念的人民主权，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似乎总是水土不服。余远辉的案例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个颇有文化气质的落马官员，在其诗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建设问题，即官员的权力从何而来？官员的权力由谁赋予？亦即谁司“允升”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并非没有目标与方向，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前就曾提出“权为民所赋”的明确论述，然而，在我们的政治生态里，如果这一要求既无制度保障，又无实施路径，落实起来仍然会遥不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