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与勒庞

安立志

（一）

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的劣根性，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反映在他的杂文里。

客观地说，揭露国民的劣根性，改造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并非始作俑者。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文章称，“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页14）严复认为，国民性是由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之和构成的。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饮冰室专集（四）》第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页1），这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1900年，梁启超发表了《呵旁观者文》（《饮冰室文集（五）》第二册，页69）。这比鲁迅的名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娜拉走后怎样》）——早了24年。1915年，梁启超发表了《良心麻木的国民》（《饮冰室文集（三十三）》第十二册，页55），鲁迅在《呐喊》中塑造的近似类型，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

（二）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承继了近代启蒙先驱的卓见，他从外国人那里也受到启发。鲁迅临终前两周发表的《立此存照（三）》表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649）这是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又译史密斯）出版的议论中国国民性的小册子。其实，在这10年前鲁迅就曾专门提到这本书（《马上支日记》），这说明鲁迅对这本书显然印象深刻，以致临终之前还希望有人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不但如此，鲁迅还饶有兴致地记下了阅读日本人安岗秀夫贬损中华民族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的民族性》（《鲁迅全集》第3卷，页344、357）的“读后感”。鲁迅并不忌讳外国人对中国的“差评”甚至“辱华”，他临终前这样说：“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鲁迅全集》第6卷，页649）

（三）

鲁迅曾公开宣称不相信“外来思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鲁迅全集》第1卷，页371）然而，并不相信外国思想能影响中国的鲁迅，创作的起步阶段，却引进了大批外国的人物和学术，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尼采，此外还有施蒂纳、叔本华、易卜生、卡莱尔等人，勒庞是其中之一。

不过，引进勒庞最早的不是鲁迅，而是梁启超，1903年，他在北美大陆的游记中写道：“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勒庞，Le Bon的音译）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饮冰室专集（二十二）》第五册，页123）而在鲁迅作品中出现勒庞则在15年之后——1918年，这就是“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八》：“‘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鲁迅全集》第1卷，页327）

文中的“mob”，在文末的注4里为“英语：乌合之众”。这个注释很有意思，勒庞的代表作被我国学者冯克利译为《乌合之众》，还是很贴切的。应当指出的是，严复的“民智、民力、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鲁迅的“国民性”，是不分群体与个人的。而勒庞的群体心理却不同，他是泛指的群体，而非特指的国民，其涵盖面自然与鲁迅所指的国民劣根性有所不同。不过，“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则与“乌合之众”所界定的群体心理相差无几。“合群”是其存在形式，“爱国”是其活动口号，“自大”是其群体心理。而文中分析的“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这种“聚众滋事时”的“心理”，也正是《乌合之众》所分析的“人多势众”、“法不责众”。

（四）

下面一段直接列出了勒庞的名字——“G.Le Bon”，不过文中引用的并非《乌合之众》，而是勒庞的另一著作，“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鲁迅全集》第1卷，页329）“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这句话包含着种族与传统两个因素，这大概是国民性与群体心理相互联系的纽带。

勒庞研究群体心理学，他对种族和传统因素，显然是重视的，“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94）“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同上书，页96）勒庞指出了传统因素在群体心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基于状况或现象的分析，而不是作为发展趋势的强调。勒庞对这一论点的坚持，无非是说，民族特色之顽强与传统渗透之深入。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法国，纵览我国上百年来的社会变革，动辄强调“中国特色”、“国情特殊”，岂非如出一辙。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也带有鲜明的民族性。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定民族甚至超越时代背景的消极、丑陋的民族心理与性格。鲁迅的早期思想也是反传统的。他在小说中讽刺“先前阔”，他在杂文中批评“古已有之”，甚至决绝地宣布，“《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全集》第3卷，页47）如此看来，鲁迅坚持的改造国民性与勒庞揭示的群体心理存在某种相似性。勒庞描述、分析的群体心理，似乎多是灰色的、消极的、负面的，鲁迅描述、分析国民劣根性，其笔下的形象与心态也多是灰色的、消极的、负面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认同这些因素。

（五）

鲁迅再次提到勒庞，是在1925年，他在《华盖集》中写道：“Le 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鲁迅全集》第3卷，页149）

鲁迅提到的“死人之力比生人大”，也出自前述的《民族发展之心理》一书。该书中文版在1935年才问世，书名为《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张公表译，商务印书馆）。其原文是：“死者乃是生者惟一无辩论余地之主宰，吾人负担着他们的过失之重担，吾人接受着他们的德行之报酬。”（《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页15)鲁迅写作此文时，该书中文版尚未出版，鲁迅看到的应为早年的日译本。鲁迅兄弟当年同在日本留学，通晓日文。周作人在同年7月的《代快邮》一文中，谈到勒庞的《民族发展之心理》时说，“前者只见日译”，可为佐证。（《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09）我在前文谈到鲁迅引进了勒庞，就是从这一意义来讲的。

鲁迅似乎不同意勒庞“死人之力比生人大”的论点，此时的鲁迅接受的社会进化论的哲学，这说明二人的着眼点并不一致。鲁迅“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鲁迅全集》第4卷，页5）。因此对于勒庞强调“死人胜于生人”的论点不以为然。其实，鲁迅后来纠正了自己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承认他的“进化论”确是“偏颇”和“错了”（同上书，页5、6）。

（六）

作为曾经的鲁迅“粉丝”，初读鲁迅杂文，感到最为精彩的还是其前期作品——即《坟》和《热风》中的作品，阅读“随感录”系列，更有力透纸背、醍醐灌顶之感。其中尤以“随感录三十八”印象更深刻，文章罗列了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之甲乙丙丁戊，这种种表现即使百年过去仍有亲历身受或如影随形之感。

然而，在以后的阅读中错愕地发现，这篇收入“热风”和几个版本的《鲁迅全集》的名作，竟然不是鲁迅的作品，真正的作者却是他的弟弟周作人。经过一些学者多年考证，收入《伪自由书》的《王道诗话》等12篇作品，是瞿秋白的文章，这已在2005出版的《鲁迅全集》第5卷第51页的注释中所注明。在鲁迅兄弟反目成仇之前的五四运动前后，他们兄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署名常常不分彼此。人们后来检视二人的日记，对比文章的差异，最终确认收入《热风》中的《随感录》37、38、42、43等4篇文章，版权属于周作人。由止庵等人编辑、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已作了明确认定，以上4篇文章收入此书是作为附录处理的。由钟叔河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已将这4篇《随感录》正式收入该书。

（七）

五四时期的鲁迅兄弟，思想观念大体一致，文字风格比较接近，按照《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说法，他们兄弟都是《新青年》的撰稿人，周作人似乎更胜一筹。陈独秀是这样说的，“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启明先生。”（《陈独秀著作选》卷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30）

如同鲁迅更钟情尼采，周作人似乎更钟情勒庞。对勒庞的引用与评论，周作人显然比鲁迅要多些。在《鲁迅全集》检索有关勒庞的文字，己见上述二例。但对周作人的著作进行检索，却不下五六处。在周作人笔下，“群众”极少被赋予褒义，他们大抵是“群氓”一样的贬义词，群众无非就是“庸众”。在这点上，他们兄弟的看法是共同的。比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称呼“群众”，无非是“庸众”、“凡庸”、“众愚”、“众庶”等，而对他们的评论，则是“伧俗”、“凡庸”、“愚屯”、“罔识”等。

如同鲁迅致力于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周作人也承认，他“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页108-109）文中的“吕滂”是勒庞的又一音译，《群众心理》则是《乌合之众》的早期译名。

（八）

鲁迅兄弟年龄相差4岁，但他们的早期经历几乎相同。1900年前后，他们都曾就读江南水师学堂（清朝覆灭后改为海军军官学校），鲁迅后来转入陆师学堂附设之矿路学堂。两个在南京上学的青少年，远离京师，对义和拳只是来自道听途说，对这类群体运动并没有切身感受。没有查到鲁迅在义和团时的文字，191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指非洲、澳洲原住民——笔者注）。……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鲁迅全集》第15卷，页7）印象并不良好。周作人这样说，“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这影响不怎么大。”（《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页50）如果说周树人在《文化偏至论》中对群众负面看法来自尼采的话，周作人对群体运动的负面看法主要来自勒庞的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鲁迅的立场逐渐左倾，从进化论转到了阶级论，特别是30年代成了左翼文艺盟主之后，竟然大量撰写歌颂苏俄的作品，而且这一立场至死不渝。而在同时期的周作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一改五四时期与其兄同样的慷慨激昂、汪洋恣肆的笔锋，转而追求隐逸平和，冲淡消遣的况味，谈论古书，啜饮苦茶。然而，他对群众运动的看法仍然抱持着勒庞的论点。

（九）

1927年11月，他在《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近来读了两部书，觉得都很有意思，……其中的一部是法国吕滂（G·Le Bon）著《群众心理》（即《乌合之众》——笔者注），……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拿真相来给人看，这实在是很可感谢虽然是不常被感谢的工作。……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页274）

周作人在日本侵华期间，沦为文化汉奸。新政权建立后，经毛、周二人批准，发挥其长处，又做了十多年希腊文和日文的翻译工作，卓有成就。他曾这样写道：“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自传·知堂回想录》，页347）这说明，他对群众运动始终存在恐惧心理。

（十）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在谈到1942年写的一首短诗时说：“再过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俗语所谓‘瓜熟蒂落’。……那么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放。”（同上书，页348）不知这些话是否言不由衷。这位深受勒庞影响、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对群众运动心存戒惧的文化老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感受到群众运动的凛冽，1966年狂飙骤起，已是耄耋老人的周作人，不仅终生珍爱的书籍被抄没，而且遭到小将们皮带、棍棒的毒打，诸般凌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曾向派出所申请安眠药以安乐死而未获准），终于领略到乌合之众的巨大危害性。与此同时，其兄鲁迅却如日中天，《全集》在书店与领袖著作同台销售，单行本一版再版，成为革命大批判的锐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