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乌合之众》

文 \安立志

 周作人较早接触《乌合之众》，一生害怕群众运动，两者之间不排除存在某些关联。

（青年周作人）

1900年义和拳肆虐京都，周树人（鲁迅）时年19岁，周作人15岁，他们都在南京上学，远离京城，对义和拳这类的群众运动没有切身感受。周作人回忆义和拳时这样说，“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这影响不怎么大。”（《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页50）如果说周树人在《文化偏至论》中对群众的负面看法来自尼采的话，周作人对群体运动的负面看法主要来自勒庞。

如同鲁迅致力于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周作人也承认，他“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页108-109）时在1925年。文中的“吕滂”是勒庞的又一音译，《群众心理》则是《乌合之众》的早期译名。

1927年前后，中国南方发生了“痞子运动”，周氏兄弟已是文化名人，他们的生活背景主要在大学与文化圈，自然对“痞子运动”隔膜甚深，至少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见提起。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立场逐渐左倾，从进化论转到了阶级论，1930年代初期成了左翼文艺盟主之后，大量撰写歌颂苏俄的作品，这一立场至死不渝。同期的周作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一改五四时期与其兄同样的慷慨激昂、汪洋恣肆的笔锋，转而追求隐逸平和，冲淡消遣的况味，谈论古书，啜饮苦茶。然而，他对群众运动的看法仍然抱持勒庞的论点。

1927年11月，他在《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近来读了两部书，觉得都很有意思，……一部是法国吕滂（G·Le Bon）著《群众心理》……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拿真相来给人看，这实在是很可感谢虽然是不常被感谢的工作。……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74）

周作人在日本侵华期间，沦为文化汉奸。新政权建立后，经毛、周二人批准，发挥其长处，又做了十多年希腊文和日文的翻译工作，卓有成就。他曾这样写道：“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自传·知堂回想录》，页347）这说明，直到政权更迭之后，他对群众运动始终存在忧惧心理。

周作人对《乌合之众》描述的群体活动之忧惧由来已久，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有反映。1919年1月，他写了一首新诗——《小河》，诗中的意象“河水”、“石堰”、“桑树”、“虾蟆”，都是社会和文化的隐喻。河床里的河水平稳流动，是正常的、健康的生态环境。一旦洪水泛滥，就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河畔的桑树、虾蟆都要遭殃。群众是各类运动的主体，群众运动一旦爆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就会受到冲击，以致丧失殆尽。周作人对各种“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始终感到忧虑与恐惧。周作人回忆道：“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之中由来已久，最好的例就是那篇小河。”他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他庆幸地说，那些中国旧诗人“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自传·周作人回想录》，页347）他还为他的预见性而欣慰，他没有预见到这“将来的忧虑”竟是谶语。

日寇占领北平时期，周作人写过一组短诗，其中的“第十五首，情调与小河最是相近”，内中有句：“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大水云”即“大洪水”。周作人回忆说：“这是1942年所作，再过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俗语所谓‘瓜熟蒂落’。……那么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放。”（同上书，页348）不知这些话是否言不由衷。

这位深受勒庞影响、从五四运动就对群众运动心存戒惧的文化老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感受到群众运动的凛冽。1966年狂飙骤起，已是耄耋老人的周作人，不仅终生珍爱的书籍被抄没，而且遭到小将们皮带、棍棒的毒打，诸般凌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曾向派出所申请安眠药以求安乐死而未获准），终于领略到乌合之众的巨大危害性。与此同时，其兄鲁迅却如日中天，《全集》在书店与领袖著作同台销售，单行本一版再版，成为革命大批判的锐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