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民族性”研究综述

文 \ 安立志

清末民初以降，改造国民根性的话题经久不衰，“改革国民性”、“改造民族性”，“批判劣根性”，说法不同，本质一样。

有人发现，五四运动前后，称“国民性”者众，1930年代，称“民族性”者多。“国民性”和“民族性”均为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汉译，“national”兼有“民族的”、“国家的”和“国民的”三种含义。因此，“国民性”、“民族性”都不算错。

提到“改革国民性”，鲁迅似乎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其实，在民族危殆、救亡图存的时代，“改造民族性”既不是鲁迅最早提出，也不是鲁迅最为深刻，他不过是同时代致力于此的代表而已。鲁迅不同于他人者有二，他的“改革国民性”，是以小说形式塑造了若干文学典型；他的超高声望，与后来当政者的政治推动有关。

1938年庄泽宣、陈学恂合著的《民族性与教育》，运用比较教育学的方法，对中国民族性进行了系统而深刻地梳理，这在当时是空前的。这本书大体可以视为综述式的著作。

在“改革国民性”问题上，鲁迅多次推崇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但本书作者却对外国的看法相当冷静，他们认为，“专靠一个国情隔阂的外人言论来推论中国民族性，结果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在观察时往往就先存自己的标准，或戴上了有色眼镜，去訾议别的民族。”（《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页355-356）当然，考察和研究本国的民族性，也不能局限于本国专家，“因为普通总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情形，不免讳言己短而道己之长。”为此，“我们为求获得比较可靠结论起见，故分别胪举中外专家意见，而详加归纳与总结。”（同上）

基于上述考虑，作者不仅详细列举并分析了西人（24人，主要是英美法德人士，其中有鲁迅十分推崇的史密斯）与日人（10人，其中有鲁迅的日本籍至交内山完造）的看法，而且深入讨论了国内学者关于民族性的论述。

作者的研究当然把国人的论述作为重点，并分为三个方面：

（甲）暴露弱点的。

14人。今人熟悉的有梁启超、潘光旦、王造时等人。梁启超无疑最有代表性，可用最早、最多、最深来概括，“国人对于中国民族性的论述，以梁启超氏为最早，……”“梁启超氏于清末与民国初年，发表关于中国民族性论文甚多，如《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国风》、《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同上书，页324-325）

（乙）仅列优点的。

8人。今人熟知的有孙中山、梁漱溟等人。孙中山的特殊地位，体现了某种代表性，他指出：“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孙中山全集（九）》，中华书局，1986年，页246-247）

（丙）优劣并举的。

15人。今人熟知的有严复、林语堂、黄炎培，本书作者之一的庄泽宣也在其中。

读者一定注意到，在三个类别中，都没有鲁迅。这是由于作者的分类标准导致的。该书的考察对象是对中国民族性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的学术论著与学者，并不包括文学作品。这大概就是鲁迅不在其中的主要原因。

作者不仅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了何谓民族与民族性，而且探讨了民族与民族性的概念与构成，并从生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作者并未囿于中国民族的地域与人群，而是放眼当时世界对中国民族产生影响的主要民族，其重点当然是对中国民族性的深入分析。作者不仅列出了西人与日人对中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且重点列出了近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民族性的论述。

作者的论述是慎重而有分寸的，他们认为，上述分析，“虽然是积多年的经验与观察而后拟成的，不过总未免偏于主观。……民族性的表现，最好从文学、艺术教育、社会组织、风尚习俗以及实际生活中去观察，这些表现的分析才是客观的。”（《民族性与教育》，页357）于是，他们另开新域，别树健帜，从中国自身的文学艺术、谚语格言、民间习俗等方面，分门别类地析出民族性的因子，对渗透在经典、文学、诗歌、神话、绘画、音乐等文化习俗中的民族性进行提炼与萃取。

正是在这个部分，作者提到了鲁迅，并把鲁迅的《阿Q正传》作为一个解剖对象，认为“中国新小说中像鲁迅的《阿Q正传》曾传诵一时，那阿Q可笑的举止行动，便深刻地描写出中国民族性来。”作者进一步指出，“阿Q的行动举止，是在活描中国民族性的劣点，这种民族性是：平常既爱妄自夸大，而在吃了苦头的时候，却又善于妄自自慰。”（同上书，页376-376）

根据以上分析，然后作者分别综合了西人、日人与国人对中国民族性的印象：

（一）西人眼光中的中国民族性：

“在西人眼光中看来，中国民族最重要的特性是：崇拜祖先、保守、实际、忍耐、知足、乐观、自私自利、爱面子、委婉、虚伪，缺乏创造力、同情心及团结组织力，并能勤劳节俭。其次为天命思想、重视孝道、安土重迁、重视血缘地缘关系，敬长老、尊师傅，顺应自然，中庸、妥协、迷信、和平、文弱、礼让、宽容、慎重、迟钝、服从、纯朴、吝啬、刻苦、耐劳、猜疑、嫉忌，富于消极抵抗力及坚强顺应性，缺乏想象力、推理力、活动力、进取心、毅力、宗教信仰、科学技术及时间观念等。”（同上书，页354）

（二）日人眼光中的中国民族性：

书中单独列出日本人对中国民族性的看法，显然是出于中日两国都是东方民族且文化渊源相近的考虑。鲁迅当年介绍日本人安岗秀夫观察中国民族性的小册子，尽管评价不高，也仍然予以充分重视，原因也在于此。“在日人眼光中看来，中国民族最重要的特性是：天命思想、崇拜祖先、自私自利、猜疑嫉忌、保守、中庸、妥协、迷信、忍耐及爱面子。其次为重视孝道及血缘地缘关系，实际、知足、和平、文弱、重形式，富于坚强顺应性、缺乏毅力和团结组织力等。”（同上书，页354）

（三）国人眼光中的中国民族性：

“在国人眼中看来，中国民族最重要的特性，是家族观念、中庸、妥协、自私自利、安分守己、洁身自爱、勤劳节俭、保守、实际、忍耐、知足、乐观、和平、文弱、礼让、宽容、虚伪、伟大、爱面子，富于大同观念、同化力，具有坚强适应性，缺乏团结组织力及竞争进取心。其次为天命思想、重血缘地缘关系、安土重迁、猜疑嫉忌、重形式、爱好自然、幽默、冷谈、宁静、耐劳，缺乏毅力、同情心、自尊心、责任观念、国家观念、独立自治精神、宗教人生和科学技术，富于消极抵抗力，崇尚忠孝仁爱信义等。”（页355）

作者不仅分别列出了西人、日人、国人对中国民族性的的看法，而且将中外东西这些看法进行归纳和总结，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的看法：“1、天命思想；2、崇拜祖先；3、家族观念；4、中庸妥协；5、安分守己；6、洁身自爱；7、自私自利；8、猜疑嫉忌；9、迷信；10、保守；11、伟大；12、宽容；13、和平；14、文弱；15、礼让；16、委婉；17、爱面子；18、虚伪；19、忍耐；20、知足；21、乐观；22、实际；23、勤劳；24、节俭；25、富于同化力；26、富于适应性；27、缺乏创造力；28、缺乏组织力；29、缺乏进取心；30、缺乏同情心。”(同上书，页355)

即使如此，作者仍留有余地，一方面指出，“我们这个归结所得的结论，便是这许多中外专家共同的意见。”（同上书，页355-356）同时又强调，“就是依据这许多专家精密观察的结果，我们也还不能据为定论，至多只可引为我们的参考，备作我们的旁证。因为观察结果无论如何精密，总免不了主观的成份，惟有根据客观材料而加缜密分析，才能获得正确结论。”（同上书，页356）

 研究这个推论的过程，可以产生几点印象：一、这个结论是综合的，这是西人、日人、国人多方专家几十年来对中国民族性“精密观察的结果”，具有充分的国际视野与中国视角，体现了中国民族性研究的最大公约数。二、这个结论是中性的，其对中国民族性的列举与描述，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肯定与否定、正面与负面、优根与劣根之区分。三、这个结论是平和的，他们对中国民族性的概括，没有溢美与溢恶之词，既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与嘲笑，也没有“这边独好，妄自尊大”的夸耀与虚妄。四、这个结论是抽象的，人们不会简单到试图从任何个体的中国人身上能找出上述30种民族性。五、这个结论是全面的，带有综观与俯瞰的性质，它不是通过某一人物、某一事件对或一方面的民族性所作的反映与体现，而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分析进行的归纳与概括。

前面说过，本书是一本比较教育学专著。庄泽宣作为本书作者之一，也曾作过一段比较分析。他的分析，不是局限于中国民族自身，而是立足于世界民族的坐标系。不妨照录如次：

“中西民族精神最不同的有下列数端：

中国主静，喜安分守己；西方主动，爱竞争求胜。

中国主消极，故较保守；西方主积极，故较进取。

中国偏重内心，以人力顺应自然，讲安心立身之道；西方偏重外物，以人力征服自然，讲格物致知之理。

中国主人治，重以德服人，所以比较倾向和平；西方主法治，重以力服人，因此比较趋于武力。

中国比较爱守中庸之道；西方比较易趋激烈极端。

中国人有韧性，而比较随便；西方人有硬性，而比较彻底。

中国人比较散漫；西方人比较团结。

中国人生理想比较平易切实，在求目前享乐；西方人生理想则比较来得玄虚，重在未来进步。”（同上书，页627）

庄泽宣所作的对比分析，并非每一条都确切与实际。一般认为，民族性是会变化的，但却是极其缓慢的。80多年过去，这些分析仍有参考价值。

庄泽宣其人

庄泽宣（1895—1976），中国著名教育家。原名庄泽悯，浙江嘉兴人，祖籍常州。祖父曾辅佐刘铭传治理台湾，父亲曾在晚清名臣张之洞手下办新政。

1910年，庄泽宣到北京念书，一年后入上海南洋中学（今南洋中学前身）。

1914年就读清华大学，1916年毕业，1917年公费留学美国，先后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

1922年归国历任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和教育系教授及主任等职。

1948年夏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赴巴黎主持战后文教损失调查。

1950年应聘去马来西亚创办韩江中学，推进华侨子弟中文教育。

1952年任新加坡联营出版公司总编辑，编印华侨学校教科书，在东南亚各国影响甚大。

在侨居美国期间致力于沟通中美文化，曾列入美国工具书《教育领袖》之中。

1976年病逝于新加坡。

著有《职业教育通论》、《教育概论》、《各国教育比较论》、《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各国教育新趋势》、《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战争受害国的文化与教育》等3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