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时代的权力崇拜

文 \ 安立志

洞穴时代，大概相当北京猿人或山顶洞人时代。生产力低下，智力蒙昧，于是就有了各式的图腾和崇拜，如太阳神崇拜、生殖器崇拜等等。权力崇拜是其中之一。

权力崇拜不限于人类，非洲草原上的狮群，北美荒野上的驯鹿，它们对于“群主”的竞争与占位，也是权力崇拜。一旦拥有了同类种群的“首领”地位，也就有了对于领地、族群、配偶、食物的占有权、统治权、交配权和进食权。这是“有了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的动物界的生动诠释。雄起的张牙舞爪，雌伏的匍匐忍让，不过是其表象。争夺“群主”的战争，不论狮群和鹿群，都是以死相搏，十分激烈的。它们的原则很明确，那就是优胜劣汰。它们本能地会选择强壮、健康、漂亮的同类担任首领。在任何一个兽群里，低能、病弱、丑陋的同类，根本没有机会成为“群主”。

几千年来，人类建立的社会组织，无论东方的大秦帝国，还是西方的罗马帝国，根本性质大同小异。有一类政治架构曾被亚里士多德所否定，“凡由同样而平等的分子组成的团体，以一人统治万众的制度就一定不适宜，也一定不合乎正义——无论这种统治原先有法律为依据或竟没有法律而以一人的号令为法律，……这一人的品德倘使不具有特殊优胜的性质，他就不应该凭一般的长处独擅政权。”（《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页172）马克思从另外的角度对这种制度作过论述：“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页414）这种以权力崇拜为特征、以暴力竞争为手段的政治架构，曾经遍布各个大陆。直到18世纪末叶，才出现了转机。北美13个殖民地，在赶跑了压迫者之后，经过长达三年的辩论、切磋、磨合、妥协，最终通过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成文宪法，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一个迥异于以往任何人类组织的新国家。这种机制，至少从理论上，他们的“群主”不再产生于刀光剑影，而是产生于唇剑舌枪；不再产生于血肉横飞，而是产生于唾沫四溅。1896年李鸿章环球出访，这位不知美利坚为何物的大清重臣，竟然称美国总统为“民主”（民之主），美国政府为“美廷”，美国官员为“大臣”（《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01-203），中西隔膜，以致如此！

鉴于各国史书几乎都是政治权力史的事实，英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不无情绪地指出，“我认为，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06-407）炎黄子孙繁衍生息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有案可稽的历史已有几千年，许多国人因之而自豪。然而，同一段历史，有人赞为“雄汉盛唐”，有人斥为“脏唐臭汉”（《红楼梦》第63回）。一个瘦弱矮小的倔老头曾把中国历史说成政客军头的“相斫史”，把中国史书贬低为“独夫的家谱”（《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7）。这些说法并不错，这从《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中可以得到证实。尽管评价不一，说法迥异，但他们说的都是这个古老国家政治权力的历史。

各国史书“为什么恰好选择了权力的历史，而不是宗教史或诗歌史呢？”波普尔揭示了三个原因，其一是“权力影响我们每个人，而诗歌只影响少数人。”其三是“那些掌权的人要别人崇拜他们，而他们因此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许多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页407）

本文着重分析波普尔所说的第二个原因，即“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毫无疑问，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权力崇拜起源于恐惧，是一种应当受到轻视的情绪。”（同上）

他在分析权力史的形成原因时，却对权力崇拜的性质、起源作了特别阐述，其中有四个关键词：

一、“洞穴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经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页191）意思是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微乎其微，高贵的君子比卑贱的庶民遗存的兽性更多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442）恩格斯与孟子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洞穴时代”是人类的蒙昧与野蛮时代。洞穴时代的人性，尚在进化初期，脱离兽群不久，其本性中遗留的兽性更多。波普尔把“权力崇拜”称为“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可见，“权力崇拜”落伍已极。人类社会的“国王”，大抵与狮群的“狮王”、鹿群的“首领”相差无几。

二、“奴性”。王位的潜在争夺者，首先是权力的崇拜者。看到秦始皇的仪仗经过，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虽然彰显了英雄般的豪气与胆魄，至少表明了对权力的羡慕与嫉妒，体现的仍然是膜拜权力的奴性。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王者一旦产生，“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411）马克思把这样的“人民”称为“庸人”，而庸人正是“奴性”的载体，其生存哲学是，“不要给领导添乱”、“胳膊拧不过大腿”、“想Run也没条件”、“只能听天由命”，整个部落就这样低水平、没质量地苟活着、存在着。马克思这样说，“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同上书）庸人成群是构成专制制度的基石，而专制者自身不过是庸主。

三、“恐惧”。恐惧是权力崇拜赖以存在的条件。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P83）暴力与谎言是与专制制度相辅相成、屡试不爽的统治秘诀。马基雅维利明确建议，“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同上书，P84）狮子与狐狸是统治者的两面性。狮子和狐狸都是野兽，狮子以凶残著称，狐狸以狡猾名世。君主具有一种兽性还不够，应当同时具备两种野兽的秉性。他给君主出主意，“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同上书，P80）既明此理，君主就会时刻让人畏惧了。

四、“最坏”。有学者称人类早期形成过五大崇拜，即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权力崇拜应当涵盖其中。这些崇拜的形成，大都包含恐惧、敬畏与认同等几个心理要素。权力崇拜自然也包括对于权力的恐惧、敬畏与认同。波普尔把权力崇拜称为“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好坏是价值判断，“坏”而且“最”，是价值判断的最高级，可见其对权力崇拜厌恶至极。人类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其早期的社会结构，无论部落还是族群，夺取王位的残酷，国王地位的尊崇，与动物群体对于“王位”的角逐与争夺，在根本性质上没有多少差别。卢梭甚至如此感叹：“人与禽兽不过是程度之差。某些哲学家甚至进一步主张，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之间的差别，比这一个人和那一个禽兽之间的差别还要大。”（《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83）波普尔把权力崇拜视为“最坏”的“偶像崇拜”并非没有道理。

波普尔把权力崇拜称为“洞穴时代的遗迹”，还是留有分寸的。权力崇拜来源于动物世界对于首领的竞争，因此，中外许多思想家认为人类对于权力的追逐体现了某种兽性。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政治学》，页169、167）意大利哲学家阿奎那在阐述亚里士多德思想时指出，“人在达到德性的完备时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但如果他一意孤行，目无法律和正义，他就成为一切禽兽中最恶劣的禽兽。”（《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116）他们二人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了权力的兽性，在这里，权力的兽性通常体现为争夺权力的野蛮性与夺得权力的占有欲，而这恰恰体现了权力崇拜的基本追求。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阿奎那，他们的论述，是对社会组织的逻辑推演或政治架构的理念论证。古罗马时代的共和、民主因子并不成熟。直到18世纪后期，随着美利坚这一独立政体的出现，才提供了直接的政治经验。1787年1月16日，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与美国政制的设计师，杰斐逊从巴黎给爱德华·卡林顿写信说，“人民是他们统治者的唯一监督者”，而欧洲政府“在统治的借口下，他们把他们的国民分为两大阶级：狼和羊。”一些人成了掠食者，另外一些人成了被食者。为此，他强调要切实保障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利，“如果一旦他们不去留心公共事务的话，你和我，以及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及州长将都变成狼了。这似乎是人性的普遍法则，……经验表明：人是吃自己同类的唯一动物，……”（《杰斐逊集》，三联书店，1993年，页980-981）杰斐逊对权力变异的分析入木三分。对于异类，权力是弱肉强食，如同狼与羊的关系；对于同类，权力表现为同类相残。它们对权力的追逐，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关系，因为“人是吃自己同类的唯一动物”。

由权力崇拜产生的权力恐惧，或曰权力本身具有的兽性，这方面的论述，中国远远早于外国，其典型例证就是“苛政猛于虎”：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文末有注：“虎之害，人可逃；而苛政之害，人无可逃。此所以宁受虎之累伤，而不忍舍其政之无苛也。”（《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页292）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苛政猛于虎”在2000多年后被英国思想家罗素所认可并引用，他将之翻译为“暴虐的政治比虎还凶！”（《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页222）并作为其名著《权力论》“对权力节制”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