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毕生以改革国民性为己任。1925年3月，他给许广平写信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32）这应是他最明确的思想表达。鲁迅致力改革国民性，不仅体现在小说中，也反映在杂文里。

“国民性”这个概念是谁提出的呢？有人说，“国民性”的首倡者是鲁迅，见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其实不确。1903年3月，梁启勋（梁启超之弟）在第25号《新民丛报》（发行于日本），刊登《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第一次提出“国民性”的概念，并定义为：“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性而总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此即为“国民性”之滥觞。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饮冰室文集（26）》，页1）一文，“国民性”一词竟然使用了34次，这当然是在鲁迅之后了。

客观地说，改造国民性，鲁迅并非始作俑者。1895年，严复指出，“是故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他认为，甲午之败，即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为此，他发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呼吁。在他看来，国民性不过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页25、27、14）

许多年后，周作人回忆道，“在南京的时候，豫才（鲁迅）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页125）1918年，极少奉承人的鲁迅也承认，他“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鲁迅全集》第1卷，页311）可见其印象之深刻。

就改革国民性而言，显然梁启超对鲁迅影响更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办报纸、写文章，风行一时。鲁迅时在日本留学。周作人回忆道：“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鲁迅）也很受影响。”（《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页125）

1900年，梁启超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5）》，页12），系统阐述了国民性格中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个方面的不良根性。当年，梁启超又有《呵旁观者文》问世，他对国人的旁观者习气划分为浑沌、为我、呜呼、笑骂、暴弃、待时六个派别，并称“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饮冰室文集（5）》，页69）这比鲁迅的“看客”论，早了24年，而且更加深刻和系统。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饮冰室专集（4）》，页1），则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一个小标题即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关于国民性改革的集大成文章。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撰写了大量涉及国民性的政论。如此集中地探讨“国民性”，无疑会对青年鲁迅产生极大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承继了近代先驱的卓见，也从外国人那里受到启发。鲁迅临终前两周还在文章中表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鲁迅全集》第6卷，页649）这是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又译史密斯）出版的小册子。其实，鲁迅10年前就曾专门提到这本书，以致临终之前还希望有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不但如此，鲁迅还饶有兴致地阅读日本人安岗秀夫贬损中华民族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的民族性》（《鲁迅全集》第3卷，页344），并把书中10个标题抄录下来。鲁迅并不忌讳外国人对中国的“差评”甚至“辱华”。他这样说，“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同上书，页348）他逝世前甚至还说：“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鲁迅全集》第6卷，页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