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吗？
安立志
“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P21），是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范文澜的看法，这一看法一经问世，似乎就盖棺论定。其实，从鸦片战争直到民国时期，对于林则徐的评价还是多元的。但自1949年之后，只剩下褒扬、赞美与歌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无论宣传清官政治、阶级斗争，还是强调反帝爱国、改革开放，顺应政治风向的变化，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曾被涂上不同颜色的政治油彩，如同再塑金身，并被供上历史的神龛，一直被供了几十年。
应当指出，就焚烧鸦片、抵抗英军而言，林则徐当然是民族英雄。唯将其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不无可议。先不说张骞通西域、玄奘取佛经，即使康熙皇帝本人也是主动学习西方科技的先行者。当然，林则徐在作为钦差大臣受命查禁鸦片之后，无论出于夷夏大防，还是出于了解对手，他的确做过一些了解外部世界的工作，比如“刺探夷事，翻译夷书”，于是就有了辑录与翻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事迹，就此而言，不能说林则徐没有“开眼看世界”，只能说他的视野极其有限，即使他看到了世界的巨大变化，但在应对上，仍然停留在封闭的园囿里。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民国时期的史学界对林则徐是如何评价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陈恭禄认为：“林则徐……虽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况……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鸦片。”（《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郭廷以则指出：“林文忠公则徐之为鸦片战争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中外所公认的。但是就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总以为他太自大，太强横，他对外的态度完全是传统的东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时同在此幕剧中占同样重要地位的满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与知识。”（《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即使是范文澜，在赞颂林则徐的同时，也还保持了民国时期历史学界的部分共识：“林则徐的才能在当时虽然是第一流，但闭关时代的封建知识限制了他，使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样，抱着‘天朝声威’可以‘慑服夷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一类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P20）只不过，这些话在现实政治对林则徐的选择性利用方面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出于意识形态的有意“忽略”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来自外界的评价，当然是考察历史人物的重要维度，然而，从历史人物自身的言论与行为来考察该历史人物本身，同样不失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少穆、石麟，清朝末期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1839年，林则徐于广东禁烟时，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之鸦片于虎门销毁。虎门销烟使中英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状态，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这里，我想通过几个侧面分析一下林则徐是如何“开眼看世界”的，或者说他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什么“西洋景”。此处运用的资料全部出之林则徐个人的著述和文字。
关于国际关系。在林则徐之前的时代，中央王国的士大夫们，不论朝廷以何名号、皇帝姓甚名谁，无不充斥着“华夏上国，怀柔万方”的“天朝”心理。其心目中只有天朝，没有世界；只有天下，没有国家。天朝居于天下之中心，周围不外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已。即使在林则徐眼里，仍然是华夏之辨，仍然是夷夏大防，除了“藩属之邦”，就是“八荒岛夷”，如此而已。在满清士大夫笔下或口中，对于不知来自何方、长相迥异于炎黄子孙的蛮夷，往往充满了丑化、矮化或妖魔化。1839年8月3日（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代皇上起草的《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据说被英人看到后，曾经腾笑外邦，甚至为船上的水手、医生所嗤笑。林则徐笔下的满清皇上竟然以“天下共主”、“全球上帝”、“世界救星”自居，居高临下，俯视众生；而林则徐作为清廷的“奴才”竟以上级责备下属的口吻教训英国女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毕竟是天朝上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按照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原则，对英国国王说，“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林则徐全集》卷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P221-223。以下同一出处，只注卷号与页码）因为林则徐已经“开眼看世界”，他已经不同于古代中央政权将“化外蛮夷”当作动物世界的“猃狁”与“犬戎”，他确实也有进步、有发展，在他起草的文件中，不时出现将“英吉利”称为“
关于国际贸易。既然中英是天朝与蛮夷的关系，当然不存在平等的国际贸易，只能是天朝的赐予与施舍，或者是藩属的朝贡与沾恩。林则徐在檄书中对英国女王说，“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起居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卷五，P221-223）这意思是说，因为英国国王恭顺满清天朝，感激上国天恩，所以天朝才对这些蛮夷破格优待，让你们享受了200年的贸易之利。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富庶的现代国家，不是因为你们工业革命的成功，而是全靠我们天朝的恩典。
被官方史家负面评价的清朝大臣琦善，曾给道光帝上过一则《尊旨覆奏禁烟折》，其中有：“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则大黄、茶叶是也。……盖（西洋各国）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在琦善看来，英国人之所以强烈要求与中国通商，是因为他们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会因大便不通而憋死。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琦善的看法，也是林则徐的看法。1839年3月18日（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林则徐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的通令中指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卷五，P116）听听，“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即明确指出了英国离开中国片刻无法存活的高度依赖关系。他在代皇上起草的致英国女王的檄书中也明确指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卷五，P222）言外之意是，中英贸易的实质是，中国无求于英国，英国却离不开中国，比如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如果天朝不向英国出口，这些野蛮人就一天也无法活下去。即使英国的纺织品，也全靠天朝提供原料；如果天朝控制出口，英人也就无利可图。
关于敌我局势。中国早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然而，林则徐作为受命于朝廷处理重大涉外事务的钦差大臣，尽管搜集了一些敌国情报，翻译了一些外国法条，但在制订重大涉外战略时，仍然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封闭与盲目，以致在对敌我态势的分析判断中出现了重大失误。1839年9月1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中，向中央报告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其胠箧奸谋，总以鸦片为浸淫之渐。”（卷三，P187）“中华”当然不同于“他国”；“中华”之伟光正足以凌驾万邦。英夷敢侵凌“他国”，却“万不敢”侵凌“中华”。事实证明，这只是林则徐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林则徐昧于情势，根本不了解英国政府对禁烟事件的反应，反映了古老的中华帝国颟顸自大、不可一世的心态。后来的发展证明，英国政府不仅在1840年之初就派出了由16艘军舰组成的侵华远征军舰队，而且向中国政府正式发出了《巴麦尊子爵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外交照会（巴麦尊照会），照会称：“本文件签名人、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谨照会中国宰相：因中国官员伤害侨居中国的英国臣民，并侮辱英国女王，故女王陛下特派遣一支海军兼陆军前往中国海岸，向中国皇帝要求赔偿及匡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外交语言足够婉转，作战计划却相当完备。然而，这一切林则徐都懵然不知，他认为英国至多不过是“私约夷阜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林则徐全集》卷三，P188）
在近代史上，谈到中国的丧权辱国，一些爱国人士往往归结为列强的船坚炮利，那么，林则徐眼里的英国海军是怎样的呢？1839年9月1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向皇上报告，“该夷（英国）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在此折中，他断定英船只适合外洋作战，一进入内河将无计可施。（卷三，P186）1840年7月3日（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林则徐颁发的《英人鸱张安民告示》，几乎可以视为战争动员令，他对英国炮舰的看法一仍旧惯，“彼若敢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卷五，P314）1840年7月19日（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此时定海已被英军攻陷，林则徐却一无所知，他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仍坚持认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卷三，P414)
如果说林则徐已经看到了英国的船坚炮利的话，那么，他对英军的陆战能力几乎近于荒唐与无知。1840年7月3日（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林则徐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指出，英国士兵“浑身裹紧，腰腿直扑，一跌不能复起。凡我内地无论何等之人，皆可诛此异类，如宰犬羊，使靡有孑遗，方足以快人心而彰国宪。”（卷五，P314）在这里，林则徐是将英军视为不同于人类的“异类”的，“一跌不能复起”的英军，多么像没有膝盖的木偶啊！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舰队北上攻占定海，林则徐在1840年8月7日（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上报的奏折中认为：“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卷三，P440）如此看来，英军只能淹没在我大清国人民战争的汪洋里。
关于外国印象。1840年1月号《中国丛报》刊登了英船“杉达号”医生喜尔与林则徐的接触经过，“提到土耳其的名字时，他问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土耳其距离中国几乎需要一个月的航程。他似乎很惊奇。”（《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P321）而此时的林则徐已到任广东一年有余。
1839年9月3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林则徐视察澳门归来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欧洲人的印象：“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林则徐全集》，卷九，P403、404）这就是林则徐眼中的欧洲人的形象，大抵畜类、丑类而已。如果说林则徐将从事不法鸦片贸易的欧洲人称为西洋鬼子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把其中的黑人称为“鬼奴”、“黑鬼”则属于鄙视或蔑称了。而在另一份材料中，他对黑人的观念则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性质，他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要求，“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同上，卷五，P314）在世界近代史上，非洲大陆的黑色人种，长期遭受欧洲殖民者的欺压与侮辱。林则徐笔下所谓黑人只是“供夷人使用者”，大抵也属此类性质。就此而言，他们的命运与近代史上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民众是一样的。然而，在林则徐眼里，即使同为英夷，白人也比黑人更值钱！安知这些黑人不是英军掳掠或雇佣而来？可见，林则徐对黑人的侮辱与鄙夷，由此体现出来的对世界不同种族的文明视角，并不比欧洲白人更文明。
关于爱国节操。尽管1839年9月1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曾向朝廷作出了英军不敢对我侵犯（“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的错误判断，然而，三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上旬，他在发配伊犁途中的私人信件里，竟然以“马后炮”的形式，为自己当初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战争失败进行开脱与辩解，“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之，亦已五次。”（卷七，P305）对于林则徐这样的朝廷高官，我们应当相信他对皇上事前的报告呢？还是应当相信他对友人事后的辩解？
1842年8月11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林则徐被朝廷贬谪伊犁路经西安，在与家人告别时赋诗两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卷六，P209）曾被今人反复引用的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出之这首诗。然而，几天后，他从西安走到兰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观地分析了敌胜我败的原因，“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指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卷七，P306）作为鸦片战争的当事者与指挥者，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国家都是弥足珍贵的，都应成为国家防范与抵御外部侵略的极其重要的鉴戒与财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随后写下的几句话：“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卷七，P307）。在这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哪里去了？他既没有向皇上报告敌国真相，也没有向国家提出改革建议？他让朝廷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在林则徐看来，个人的名誉重于国家危亡。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黼指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真可谓入木三分！
“开眼看世界”即今日之“放眼世界”，而身边的外国人，正是最方便的媒介。在这里，有两件事恰成鲜明对比，早些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初时且为钦差大臣）与晚些的福建巡抚徐继畬是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他们二人是如何处理涉外事务的？
林则徐与美国医生伯驾的关系。伯驾是一个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人。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因患疝气而间接托人请其开方诊疗。当年7月，林还请伯驾翻译《各国律例》若干段落。伯驾虽说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林则徐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从来没有平等地接见过任何外国人。网上有资料称，伯驾打算送林则徐三样礼物：一本《各国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林则徐却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要先请示，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在网上进行检索，未发现此事出处，难以作为客观史据，姑妄听之。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伯驾就看出林则徐“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的弱点。1839年7月，他写信给林则徐，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并指出了林则徐禁烟运动的一些缺憾：“钦差大臣由于不了解各国的法律，不晓得他们的强大，无意识地采取了与友好国家惯例相抵触的措施，已经程度不轻地得罪了英国。”他表示，“鄙人愿不惜个人生命的安危，采取任何手段帮助大国之间恢复和好。”“我还要进而向阁下建议，最好能预见到战争的害处，撇开‘强硬的语言’，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英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占领了许多国家，我担心英国也希望占领中国……”（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种种史料证明，林则徐当年收到了伯驾的信，但他并未答复，避免战争的最后机遇失去了。1840年4月，伯驾给美国的亲属写信说：“中国和大不列颠的战争看来是无法避免了，而且在不远的日子就会爆发。我已经施加了我一点小小的影响，让中国能预见和避免这次不幸，但是他们太骄傲，不肯屈从，而且是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对已经被他们从兽穴中弄醒的狮子（英国）的力量，仍然毫无感觉。”（同上）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三个月后，林则徐被革职。1842年8月，这场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割地赔款而告结束。
林则徐与徐继畬的关系。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要求福建同意两名英籍人士（一为传教士，一为医生）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令兴廉盖印批准。福建巡抚徐继畬得知此事，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谕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批复为由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出现了绅士公启，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人看到公启要求徐继畬提供保护。徐继畬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在附近巡逻，既要避免外交冲突，又要迫使英人搬出。果不其然，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这就是神光寺事件。
但是，在原籍福州养病的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畬的做法很不满意。英人租住神光寺后，林则徐带头上书徐继畬，要求立即驱除英夷。徐继畬认为英人进城“系查照合约之文，亦非无端放入。”如强行驱逐，英人“势必藉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林则徐不认同徐继畬的说法，在他的煽动下，福州城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标语。林则徐并进而采取行动，招募乡勇，试图武力驱逐。而徐继畬认为，招募乡勇驱逐英国人只会招致祸端。二人分歧明显，林则徐遂“致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又是“抚驭无方”，又是“袒护属员，徇庇汉奸”，（《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P191、192）对徐继畬交章弹劾。正值老皇（道光帝）驾崩、新帝（咸丰帝）登基之际，最后朝廷以“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由，将徐继畬革职召回。
徐继畬在一封信中谈及神光寺事件之原委：“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微细，……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声势汹汹，几致酿成大事。” 徐继畬认为，“英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借口，劝绅士从容图之，大拂林少翁（则徐）之意，……”这其实也是闽浙总督刘韵珂与徐继畬的共同看法，“英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合其说，愈得罪林少翁。”（P191）即使如此，徐继畬被革职进京后，咸丰皇帝问及林则徐之为人时，徐继畬对林则徐的评价是客观的：“忠正，唯不悉外情，致误事机。”（P194）咸丰帝深为赞同。在鸦片战争中，徐继畬坚决反击英国侵略者，直接领导了反击英军对福建的进犯。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基于对英国政情与福州民情的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外交冲突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倒是林则徐始终坚持传统的华夷之辨，从未确立现代的外交理念。
徐继畬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关系，与林则徐与美国医生伯驾的关系很不相同。1844年，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的翻译。鸦片战争后，徐继畬痛定思痛，为了解遥远而陌生的外部世界，他与雅裨理多次交谈。雅裨理也把他当成朋友。雅裨理记叙了对徐继畬的印象：“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显而易见，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商务关系上。相比其它国家，给予了英国、美国和法国更为详尽的考察。”（The Chinese Repository，April 1851，pp。169-170）徐继畬正是通过和雅裨理的多次对话，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开眼看世界”的重要著作——《瀛环志略》。中国民众通过他的著作，始知在遥远的欧罗巴竟有现代民主政治这样一种思想和制度，始知通过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这部于1848年出版的著作，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纪录了当时世界的各类政体形式，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体系，并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外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相比之下，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不仅失之准确、失之客观，在理念上也稍逊一筹。《四洲志》仍以佛教的“四大部洲”来描述世界地理。尽管以林则徐《四洲志》为基础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法，但较之《瀛环志略》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介绍以及对华盛顿的赞赏，在价值观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无疑是一位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爱国者。如果称其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难免失之偏颇。只能说他比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多看了有限的几眼。妨碍他放出眼光的正是专制王朝、传统文化以及囿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忘记了历史唯物主义，忘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个历史人物，往往一好百好、好的彻头彻尾，以致一俊遮百丑，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客观的、全面的、立体的看法。这样的历史教育，近似于神化教育；而神化教育的被揭穿，只会导致历史虚无或普遍的不信任。而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此类例子并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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