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复归的意义

安立志

《黑龙江日报》2015年5月18日头版头条报道，经省政府批准，将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政区名称用字恢复为瑷珲。报道称，瑷珲，这一已有400多年历史的称谓，承载着历史、蕴含着文化、凝结着乡愁、寄托着希望，在阔别60年后重载史册，可以让世人永铭惨痛的历史，……

黑龙江省政府这个决定，既是一个经济决定，也是一个文化决定，更是一个历史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提到瑷珲，就不能不提到《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提到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略。中俄之间本来有着明确的划界条约，那就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从法律上划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属中国领土。

出于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因素，一些国人往往有选择地对待历史。今天的媒体和网络，经常报道圆明园文物和圆明园重建的消息，也很自然地提及外国强盗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记忆，不可避免地涉及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同时发生、紧密相关的历史的另一面。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论这场战争：“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时，俄国则保持中立，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它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1986年，人民出版社，P662）

1858年，清廷可谓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肆虐，外有西方列强寻衅。在英法联军攻陷大沽，震动北京之际，沙俄开始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就在今天的瑷珲镇，沙俄以武力迫使根本无权签订条约的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了《瑷珲条约》，强行割占按照《尼布楚条约》完全属于中国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时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同上，P662）

还不止此。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同时，沙俄又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但逼其承认《瑷珲条约》之条款，而且将该条约所谓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全部侵占。在这场战争中，沙俄居然从中国攫取了超过100万平方公里辽阔富庶的土地。从此，黑龙江、乌苏里江这两条中国的内河，竟然变成了中俄两国的界江，中国也永远失去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此外，位于瑷珲对岸、黑龙江以东的江东六十四屯，即使按照《瑷珲条约》，“照旧准其各所住屯中永远居住”，由清政府官员管理，沙俄“不得侵犯”。1900年，侵略成性、残暴野蛮的俄国人，诬蔑义和团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随即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俄称“布拉戈维申斯克”）大屠杀惨案，成千上万的中国居民遭到屠杀或被赶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

据史料记载，“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1981年《近代史研究》第一期，薛衔天《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称：“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2010年12月29日《合肥晚报》）列宁则指出：“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向中国）伸出魔掌的”，“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P320、321）

瑷珲这块中华民族的伤心之地、流血之地，除了民初时的中国政府曾与俄方交涉过领土与居民问题外，60年前竟然以避开生僻字的理由将“瑷珲”改成了“爱辉”。中苏两国经历过从兄弟相称到反目成仇的历史跌宕。可以说，自从有了北极熊这个北方恶邻，中国人就开始了深受其害的历史。“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热脸主动贴上了俄国的冷腚，以致于前几年居然有人担心瑷珲纪念馆的存在会影响中俄关系。

历史是曾经的史实。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史”是前人的事，“鉴”是今人的事。今人对历史有强化与淡化两种选择。“强化”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无限夸大，关键是有益今人，正者发扬光大，误者不致重蹈，方是“为鉴”之义。“淡化”也不是故意抹煞，有意遗忘。遗忘以何为鉴？抹煞别有用心。同类的罪恶，同样的伤害，对俄国往往选择后者，对日本往往选择前者，如此取舍，吸取的并非历史教训，注重的则是当今功利。

“爱辉”复归“瑷珲”，复归的不是文字，而是史观、立场与道义。而这正是这项决定的意义所在。应当说及的是，笔者并非主张“北京”重归“北平”，开封再回“汴梁”，所有历史地名全部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