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诗案

安立志

康熙皇帝玄烨

有一份统计称，清代的文字狱空前绝后，入关后的四位皇帝逐代升级，顺治7起，康熙12起，雍正17起，乾隆130余起。

鲁迅先生指出：“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43）先生分析文祸之因：“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同上，P44）发生在康熙年间的虎丘诗案，似乎这些都不沾边。

陈鹏年（1663-1723），字沧州，湖南湘潭人。居官期间，为民请命，不畏权势，重视水利，关心民生，因开罪两届总督，两次被夺职下狱。清大臣张英曾当面赞赏陈鹏年：“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1977年，P10093）这给康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鹏年出知苏州，后署布政使，为巡抚张伯行所雅重。两江总督噶礼与张伯行内耗，陈鹏年受牵连亦为噶礼所忌。一个春日，陈鹏年偶游虎丘，题二律，其一云：“雪艇松庵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遝匝，云中双阙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其二云：“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

噶礼得到这首诗，如获至宝。他以陈鹏年“阴有异志，非徒以文字讪谤而已”为由，“以原稿呈进，而逐句笺其旁。”于是“密疏弹劾”（《栖霞阁野乘·悔逸斋笔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897年，P189），向朝廷告密。这封告密信，罗织周纳，极尽能事，必欲置陈鹏年于死地。首章之“万松”，寓“由崧”，即南明弘光帝；“红叶”指“明裔”，“红”即“朱”也，“叶”为“裔”也。尤其是第二首，他诬指“代谢已怜金气尽”，是陈鹏年诅咒满清政权国运不长，因清廷入关前国号为“后金”；他诬蔑“一任鸥盟数往还”，乃陈鹏年阴通台湾郑成功之明证，因郑氏偏居海岛，鸥者，海鸟也。于是，将其“摘印下狱，复拟大辟。”（《郎潜纪闻初笔》，中华书局，1984年，P295）

噶礼这次的确打错了算盘。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玄烨看到这封告密信，并没有偏听偏信，而是明确表明不信，袁枚这样记述玄烨的意见：“朕阅其诗，并无干碍”，“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罪？”（《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P114）官史的记录更详尽，玄烨先是将陈鹏年诗作交给朝中大臣传看（“因出其诗畀阁臣共阅”——《清史稿》第33册，P10094），并指出：“陈鹏年稍有声誉，学问亦优。噶礼之欲害之也久矣。”噶礼“曾将陈鹏年虎邱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鸥盟二字，不过托意渔樵。……今与尔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圣祖仁皇帝实录》，P665）直接否决了噶礼的处罚决定，并调陈鹏年进京编书。

噶礼的确不是好鸟。康熙五十三年，他竟伙同其侄毒害亲母。玄烨对他的处理是宽大的，“噶礼令自尽，妻亦从之”，家产入官，两个侄子流放黑龙江（《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P364）。其实，玄烨对噶礼操行早有察觉，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噶礼参劾张伯行，而此人向被皇上认为“操守为天下第一”，玄烨指出：“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脧削一半矣。”（《东华录》，P358）玄烨曾感慨道：“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耶？”（《清史稿》，P10094）可见，两套官史的记载基本一致。

套用一句鲁迅的话，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玄烨，假如玄烨不是因张英赞誉陈鹏年已有先入之见，假如不是噶礼的“宵人伎俩”给皇上留下不良印记，玄烨怎么可能厌恶满臣而偏袒汉官，甚至将噶礼的密信公之于众？庄廷鑨的史案、黄培的诗案、戴名世的书案，之成为文字狱，G点都在明清换代、满汉鼎革、华夷易位。如果这些被视为大逆不道，何以噶礼所谓的“金气”与“鸥盟”就毫无道理？倘如是，雍正、乾隆年间祸及多人的“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徐骏）、“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岂不全都背叛了康熙的临终嘱咐或政治交待？

陈鹏年能文善诗，其书法功底亦称精湛。“虎丘诗祸”化险为夷，玄烨命他将《虎丘诗》誊清上呈。陈鹏年恭奉圣谕，抄录成幅，并题跋记叙始末：“此余己丑作《虎丘诗》也。庚寅既解组，于辛卯岁，此诗得呈御览，几罹不测。荷蒙我皇上洞雪，于壬辰十月初六日宣示群臣，此二诗遂得流传中外，诚旷古奇遇也。因嘱书为志于此。仰见圣明鉴及幽微，兼志感泣于不朽云。”短短的题跋，出现了“四个年度”，即己丑、庚寅、辛卯、壬辰，这正是这场诗祸从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一年的全过程；“三句颂辞”，即“皇上洞雪”、“鉴及幽微”、“旷古奇遇”，一倾感恩戴德、歌功颂德之衷曲。《虎丘诗》轴为一幅书法精品，康熙御览后置于宫中，多年后下落不明。数百年后为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收藏。田家英自缢身亡后，其夫人已将其全部收藏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此即陈鹏年诗抄

 读了这段题跋有什么感觉？——陈鹏年幸亏遇到一个“旷古奇遇”的好皇帝。如果不是皇上对陈鹏年早有好感，如果不是皇上对噶礼早就厌恶，如果皇上不是玄烨而是弘历，虎丘诗祸还能逢凶化吉么？将国家前途、个人命运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近年网上的“开明专制”与“新权威主义”。好皇帝之靠不住，已为无数历史教训所昭示。此时此事的好皇帝，不能保证彼时彼地也是好皇帝，比如弘历的后期就与前期大不相同；这一代是好皇帝，也无法保证下一代也是好皇帝，开明的孙权不是也有孙皓这样的后裔么！“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P40）此为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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