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钓”梁诗正
安立志
乾隆皇帝弘历
我国的古典名著,以“三”为数,构造情节的例子不少,比如《水浒传》有“三打祝家庄”,《三国演义》有“三顾茅庐”,《西游记》有“三调芭蕉扇”等,《清代文字狱档》(原北平博物院文献馆编,上海书店,1986年。以下同书只注页码)是一部严肃的史料,记载的主要是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有些情节颇为荒唐,堪比小说,也不乏用“三”构成的例子,比如标题中的《三“钓”梁诗正》。
比乾隆皇帝略早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称:“专制国家的原则是恐怖,其目的是求得平静。”“而专制政体的恐怖则自然地产生于威吓和惩罚之中。”(《论法的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P72、42)而乾隆年间肆虐的文字狱,目的在于求得政权的稳固,从而制造了长期的、广泛的政治恐怖,而震慑对象又以官员与文人为主。清代的文字狱,没有悖逆制造悖逆,没有罪犯制造罪犯,没有敌人制造敌人,深文周纳,锻炼罗织。然而,由皇上出面,对大臣预设陷阱,“钓鱼”执法,的确罕见,而这就发生在当今主流影视中威严、慈祥的伟大领袖乾隆皇帝身上。
《清代文字狱档》有一则“富勒浑奏梁诗正谨慎畏惧折 缴回朱批档”。这份奏折,涉及三个人物,隐身幕后的自然是乾隆皇帝弘历,他是事件的主导者,也是奏折的接受人。上折人富勒浑,时任浙江按察使,分管浙江的公检法,相当于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此人居官,多次因贪渎被劾奏罢免,总之,不是一个好干部。赋闲在籍的梁诗正,曾任四部(户、兵、刑、吏)尚书、协办大学士,因父年高,疏乞终养。此时身份比较尴尬,这份有关他的奏折,他完全蒙在鼓里。
梁诗正书法
有史家称,弘历是雄猜之主。乾隆十七年(1752),梁诗正在朝中身被小挫,心生退意,经皇上批准,回故乡杭州养老。这却引起弘历的猜疑,“终养非其本意”,“在籍谅有怨言”。弘历的推测,显然“莫须有”。他任命富勒浑为浙江按察使,当其赴任之时,弘历特意“密嘱”之,指使富勒浑要对梁诗正“留心体探”,“据实奏闻”(P102),亦即对他进行心理侦察或精神监控。主子发话,奴才跑腿。刚获新职的富勒浑,为报“天恩”,自然尽心。他竟然以曾为梁诗正下属之便,以探视为名,“面试其心”。这有点像在水塘里“钓鱼”,钓者当然是皇帝,鱼钩则是富勒浑,梁诗正则是那条可怜的鱼。不过皇帝所钓,不是有形的活鱼,而是无形的“心口”,即梁诗正是否“心存怨尤”,“口出怨言”。
此事有一政治背景。乾隆二十年年初,朝廷发生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胡中藻诗案。这起案子,表面上是文字狱,实质是皇上整肃党争。据弘历自己称,“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文文字罪人。”(《康雍乾间文字之狱·胡中藻之狱》)弘历显然在撒谎,两年前在全国影响深远、损失惨重的文字狱——伪稿案也才刚刚结案。
一“钓”梁诗正。富勒浑刚抵杭州,牢记圣谕,便以旧属之名“亲往拜谒”梁府。此时的梁诗正已经在家赋闲三年。富勒浑在向皇上的密报中叙述说,此次拜谒不过“应酬通套,寥寥数语”(P102)而已,他这样分析:“盖以奴才为满州世仆,而又屡蒙恩用”,“一时难以深信,是以语言避忌”(同上)。富勒浑没有发现什么行迹,没达到任何目的。
二“钓”梁诗正。只过了半个月,听说梁诗正患了耳疾,富勒浑抓住机会,再到梁府探望。这一次“渐觉亲近”,富勒浑不露形迹地引出敏感话题,即胡中藻一案。不想,梁诗正却痛斥胡中藻,“藻狂悖丧心,理应寸磔”(P102)。没想到,朝廷“竟从轻办理,仰见圣主,法外之仁。”(P103)梁诗正的意思是说,胡某罪该万死,皇上宽厚仁慈。这番话,既与中央保持了一致,又于无形中歌颂了皇帝。当然,他也就此案谈到一些人生教训,“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P103)既似交心之言,又像避祸之道,富勒浑却没有抓到任何把柄。
三“钓”梁诗正。富勒浑没有“钓”到梁诗正对皇上的“怨言”,单凭这些材料根本无法满足“圣意”。机会是人创造的。时值杨梅新熟,富勒浑于是给梁府送去两篓。梁诗正是书法名家,作为回礼,他给富勒浑送去单条一副、子对一联。这个最在意笔墨招非的前官员,竟然以对联相送,说明他已经对富勒浑没了戒心。富勒浑也感到彼此“渐次熟识”,于是第三次登门拜访。这次的确拉近了距离,梁诗正谈到皇帝出巡、儿子家书等问题,“似无疑忌”。富勒浑再次抛出胡中藻这个鱼饵,梁诗正疏于防范,开始向故人道出官场秘籍:“一切字迹最关紧要。……向在内廷之时,……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P104)富勒浑将话题引向“终养”问题,梁诗正称:“我皇上以孝治天下,诸臣之隐,实难逃圣明洞鉴之中。”(同上)总而言之,“干货”不多,富勒浑不死心,“又以言探试,伊别无他说。”(同上)
富勒浑在奏折中,将三次“钓鱼”的时间、经过、情节以及“鱼儿”的表情、举止、心理,描绘的栩栩如生。富勒浑不愧为一个忠诚、称职的好奴才。而梁诗正显然也是一个久历宦海的老官僚,不知是他真心忠于清廷,还是太过油滑世故,总之是滴水不漏。富勒浑在他的访谈对答之中,根本“钓”不到乾隆所希望的那条“心口之鱼”。
富勒浑的奏折,鸡零狗碎,罗里罗索,今天读来,仍觉寒气逼人。小心谨慎如梁诗正,怎么也想不到对自己高度信任、并赐以高官厚禄的乾隆皇帝,竟然在自己身边安插一个密探;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位殷勤有加、极力接近的旧日下属,竟是皇帝派来监视自己的“眼线”!富勒浑扮演的角色说明,贪渎是可以容忍的,忠诚才是硬道理。这个多次因贪贿、渎职遭到处理的干部,却受到最高领袖的最高信任,再一次说明这个道理。
富勒浑担心有负“圣恩”,有辱使命,如同一切官僚一样,他首先将责任推给对方,“梁诗正历任多年,随侍内廷最久,其平日之小心防范,惟恐遗迹招尤,已非一日,而与人交接言谈,自必随时检点。”(P104)据他观察,梁诗正“现虽在籍,常询国事,看其光景,宦情甚热”,“是以举止语言无不慎密,即有怨怀,断不敢遽为吐露。”(同上)不是奴才“钓术”太拙劣,而是“鱼儿”太狡猾,于是对皇上拍胸脯、表决心,“奴才另为设法探听,候获有实情,再行具奏。”(同上)弘历似乎认为这已足够,于是大笔一挥,批硃曰:“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同上)想想也是如此,在极权专制之下,“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一个整日临深履薄、草木皆兵的朝廷重臣,哪里还敢有什么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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