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咏叹调

安立志

前几年，主流媒体有个“新三民主义”的说法，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个提法甫现报端，即有有识之士指出，作为对官员的要求，虽然正确，但这大抵属于“民本主义”的范畴。即使在封建时代，对官员也会这样要求。后来，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增加了一句“权为民所赋”，顿使政治境界大变，从民本主义升华为民主主义。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元代政治家张养浩就是一位体现了“新三民主义”意旨的古代官员。张养浩辞官闲居前的从政经历不说了，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从元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他在济南辞官隐居的九年时间里，人们从他的文字里，看到的只是鹊华山树、明湖芰荷，然而，他心中装着的仍是国事多磨、民生多艰，不然就无法解释，他九年七辞任命，其中竟有两次辞去的是吏部尚书，而这至少相当于中组部长。然而，天历二年（1329），当他听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时，竟毅然决然地接任陕西行台中丞这样一个出力未必讨好的“二品官”，以年迈病弱之躯到陕西灾区赴任。

张养浩的救灾之旅，从启程算起，到其去世，不到半年光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为百姓解除了苦难，为朝廷挽回了民心，谱写了一曲今天仍然动人心弦的民生咏叹调。

一是华山祈雨。张养浩赴陕途中，路经华山，他连续两天到西岳庙祈雨。这在当时起着安抚百姓的心理作用，他写道：“不幸属民多艰，流亡强半，饿而死者，相枕天途。今将首夏，尚尔亢旱如故。……伏望垂监愚忱，少沛甘澍，使民回生意，岁秋有期……”（《西华岳庙祈雨文》）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他又赴北极庙致祭于玄武之神，同样表达了“情为民所系”的从政风范，“今三辅之民，自春徂夏，由病疫而死者，殆数万计。巷哭里哀，月无虚日。……伏望明神自今咸加宽宥，杜其祸源，开以生路，涤之以甘雨，荡之以祥飙，使人蒙休嘉，物遂生息……”（《为民病疫告斗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元史·张养浩传》）张养浩也抑制不住喜悦之情，“用尽我为国为民心，祈下些值金值玉雨，”“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只愿得三日霖霪不停住，便下当街上似五湖，都渰（淹）了九衢，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南吕〕一枝花》）这其中倾注着这个老人对民众多么深沉的情感与关爱啊！

二是打击奸商。久旱是天灾，奸商是人祸。长期干旱，米价飞涨，一斗米竟卖13缗钱。百姓拿钱买米，一些官吏刁难百姓，钱币稍有破损就不能用，只好拿到府库去调换。一些奸刁之徒则以权谋私，换十缗只给五缗，而且久等不得，百姓之难可想而知。于是，张养浩清点府库没有损毁的钱币，得钱1850多万缗，全部在其背面盖上印记，又印十贯和五贯的救灾券发给穷人，命令米商凭钱币上的印记卖米给百姓，到府库验明数目进行兑换，从而杜绝了那些奸商污吏的营私舞弊。张养浩对此曾经感叹与自嘲：“乡村良善全性命，廛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中吕·喜春来》）

三是争取政策。张养浩为了最大限度解决民众的粮荒问题，一方面动员富户出售粮食，一方面请求中央政府实行“纳粟补官”的法令。在元代，由于战乱频仍，灾荒经年，曾经在一些地方实行过纳粟补官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实质就是动员拥有社会资源的官绅与富户，主动上缴多余的粮食，以解决饥民的燃眉之急，朝廷则任以官职作为激励与奖励措施。这实际上是官方为发掘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调整余缺，济急救难，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变通性、权宜性的政策。通过向中央争取政策，实行特事特办，增加了救灾的自主权与主动性。可惜的是没有查到张养浩当年上报朝廷的那份奏折。

如果说张养浩华山祈雨体现了他对解决民众疾苦的情感与愿望的话，那么，打击奸商则是他利用手中权力采取的行政措施了。而争取上级政策，则体现了他在既定框架内，试图创造解决问题的政策依据与实际效果。我们不能超越时代，要求张养浩“权为民所赋”，从他的三项措施来看，不也鲜明地体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要求么！

人们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据《元史》记载，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民生咏叹调，不产生于官员的虚假政绩，不产生于文人的添油加醋，只产生于民众的口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