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文化与权力制衡

安立志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作为先进的执政理念，经总书记提出后，引起大量关注与解读。在这句话里，有两个名词，一是权力，一是笼子，前者不是指具体的贪官，后者也不是指真实的监狱。二者的联结，隐含着这样的前提，权力绝不是装在笼子里供人赏玩、带来愉悦的金丝雀，权力是可能给公众带来伤害的猛兽。因此，需要建造制度的笼子，对其进行监督与制衡。

权力监督作为全新的执政理念，人们在解读时往往借鉴国外的思想资源与政治资源，比如孟德斯鸠、洛克、阿克顿等等。借鉴是必要的，殊不知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同样不乏权力制衡的因子。

不能说儒家文化只是一味地维护君权，事实上在儒家的文本中也有限制君权的不同表达。比如，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试图规范君主与臣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方面孟子表达的更犀利，他在《孟子·万章下》中对齐宣王说：君主有重大过失，反复劝谏而不听，王室臣僚可以换掉君主；君主有了过错，反复劝谏而不听，异姓臣僚可以辞职不干（“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而这几乎等于公然犯上与逃避。

儒家的权力监督思想，只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从来不曾付诸实施。其实，即使实施也根本行不通。明洪武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翻读《孟子》，当他看到《离娄下》里“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句时，不禁勃然大怒，骂道：“这老东西如果还活着，免不了一死！”（“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即下令取消孟子的文庙配享。虽然在大臣的极谏之下，很快恢复了孟子的配享待遇，然而，朱元璋余怒未消，甚至在25年以后，仍然下令删改《孟子》，将所有他认为对皇上不敬的文字全部删除，使之成为一部皇上认可的“洁本”，并颁发全国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

孔子维护君权是真，但并非袒护一切权力。《礼记·檀弓下》有一则故事，大意是说，孔子经过泰山脚下，见一女士在坟前哭泣。孔子派子路去打听，原来这位女士的公公、丈夫、儿子先后被老虎咬死。孔子问：“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士答：“这里没有暴虐的政治呀！”孔子听后指出：“弟子们，你们记住：暴虐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这段故事就是“苛政猛于虎”的来历。

不要小看了这个案例，英国学者罗素在其名著《权力论》第十八章阐述“对权力的节制”时，开门见山引用了这个案例，并由此提出了该章的主题，即“怎样才能保证政治不如老虎凶猛。”（商务印书馆，2012年，P222）从而使这一案例产生了国际影响。这一发现总是可喜的，在孔子的理念里，权力并不总是神祐的偶像、庄严的鼎彝、正义的化身、慈祥的圣者，有时权力也会如同猛虎一样呈现出危害民众的野性。

当然，孔子只是把特定的“苛政”比作猛虎，而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则比他进了一步。他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把权力视为猛虎，他还主张将权力关进笼子，他甚至认为这样的笼子应由法律来建构。简直可以说，韩非子的论述，几乎是为权力建造制度笼子的始作俑者。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服虎而不以柙（xiá，古代关猛兽的木笼，也用来拘禁罪重的犯人），禁奸而不以法，……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P202)意思是说，制服老虎而不用笼子，禁止奸邪而不用刑法，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会担心，唐尧、虞舜这样的圣人也会为难。由此可见，韩非子这个2200多年前的古人，在今天看来，其思想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在这里，他对权力预设了一个“猛兽假定”，即假定一切权力都有可能异化为猛兽，都有可能伤人。他指出，设置笼子，不是用来防备老鼠的，而是为了使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制定法律，不是用来防范曾参、史绍这样的好官的，而是为了使平庸的君主也能制约盗跖一类的奸邪之辈（“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如同当今城市里的红绿灯，它的设立是假定所有人都会违反交通规则。对于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们，它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它所提醒与制止的只是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符合当代需要的思想资源，其目的不是为了炫耀我们的“古已有之”，而是为了吸取前人的思想精华，以矫正当下的偏颇。传承古代的优秀传统，并不排斥借鉴当今世界的文明成果。应当指出的是，权力制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明的“常态”。而这体现的正是不同民族共同探索、不断实践的人类文明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