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有责”一解

安立志

春节期间翻看闲书，读到一则清末怪人辜鸿铭的段子，内容比较深刻，性质与苏联的政治笑话有些近似。为不失原味，照录如次：

光绪壬寅（1902年），张文襄（之洞）督鄂，时方举行孝钦（慈禧）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费巨万，柬请各国领筵宴，并奏西乐，唱新乐国歌。酒阑，某忽语梁某某曰：“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曰：“君胡不试编之？”辜鸿铭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坐客哗然。（《清稗类钞·讥讽类》）

从表面看，这是清代“公知”“呲必中国”的典型恶例，矛头甚至指向了最高领袖老佛爷。从深层看，这个段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们不及深思的问题——“爱国”与“爱民”是什么关系？

毛泽东指出：“‘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1988年，P526）在“国”这个根目录下，土地、人民、主权都是子目录，而子目录是平行的。按照现代政治理论，“主权作为一种权力只能属于国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P215），任何权力的设计都不应被用于控制国民并受国民膜拜，而“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洛克谈人权与自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P283）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我放纵的特性，因此，所有权力都应当接受国民的监督。在这个段子里，慈禧太后作为主权的象征，手握最高权力，在皇权专制之下，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她并不等于国家。也就是说，爱国并不等于爱慈禧，反之，不爱慈禧也不等于不爱国。悬灯结彩，耗费公帑，豪华祝寿，巴结慈禧，不仅不是爱国，而是害国。而辜鸿铭对此提出批评，不仅不是抹黑中国，“呲必中国”，而是爱国的体现。

在上面的论述中，引用了两位西方学者的意见，但这些意见不等于西方价值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关于“国”与“天下”的看法，就体现了相似的观念。苏东巨变后，经常有人为苏联的垮台发出“亡党亡国”的哀鸣，其实，苏共变成了俄共，联盟发生了解体，物质不灭，亡从何来？在中国的皇权政治中，历代帝王都以自我为圆心，自己登基了，叫做“当国”、“坐天下”；自己垮台了，叫做“亡国”、“失天下”。皇上下台后，从不承认无德、无能和无道，反而让国民背黑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一个显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其实出于梁启超100年前的《痛定罪言》，文末确有“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三，P9）

然而，顾亭林（炎武）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756-757）顾炎武这段话里，有两个概念，其中的“天下”，与今之国家相近；其中的“国”，则相当于今之政权。在他看来，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不过是李唐、赵宋不同当权者的“易姓改号”而已，确切地说这是政权换班，而非亡国。二十四史里“走马灯”式的朝代轮换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这样的政权能否不被更换，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的责任，与“匹夫”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硬说有关系，无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么，何谓“亡天下”呢？照其字面来理解，就是公平正义丧失，官员压榨百姓，彼此你死我活，社会分崩离析，这种局面才被称为“亡天下”。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奋起自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关乎“国家兴亡”，才能说“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并非顾炎武的原话，而由梁启超所概括，但他在理解上并无曲解与歧义。他的那篇《痛定罪言》，写于1915年，正值中日和议之后，因此，文中特别谈到爱国问题。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的爱国心是毋庸置疑的，“大抵爱国之义，本为人人所不学而知，不虑而能。”（《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三，P5）他在文章中，以“今中国犹是中国人之中国也，未尝受统治于他国人也”为前提，设计了一组质疑问答题，“吾民曾有参政权否？”“曾否有法律以为吾生命财产之保障？”“吾民之受掊克于官吏者果何若？”等等，他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余愀然无以应。”（同上，P5）在他看来，国民的爱国热情之所以受到伤害，“国民而至于不爱其国，则必执国命者厝其国于不可爱之地而已。”（同上，P5）他甚至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同上，P6）也就是说，爱国请先从高级干部做起。他在文章中引用一些国民对一些爱国的高调提出质疑，“濅（jìn）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同上，P6）梁启超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先不说“人民教育人民办”、“人民城市人民建”里的猫匿，一些将军高调廉洁，贪污国家财产黄金玉石钞票竟以吨计；一些文痞高唱爱国，竟然将妻子儿女送往敌国；一些高官满嘴马列，竟然拥有成班成排的二奶三妾。正是在他们这里，爱国与爱民发生了对立。

不过，从顾炎武、梁启超的议论里，总感到国民地位的被动与无奈。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权为民所赋，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人。为防止委托的权力发生腐败与堕落，要有充分而健全的监督、制约等制度设计，而不致于非待“亡国”或“亡天下”之后，再来追究责任，分摊责任。要改变“匹夫”在“天下兴亡”中的被动处境，必须保障“匹夫”在制度体系中的主动地位，而不能总是被代表、被管理，一旦出了问题，非要从国民中找出某个“敌对势力”？

其实，品评梁启超的论述，让我想起了陈垣先生的话来，“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通鉴胡注表微》，商务印书馆，2011年，P278）假如我们模仿央视记者满大街追问“幸福”的模式，问那些遭遇强拆的拆迁户、讨薪跳楼的农民工、生活无着的失业者、开胸验肺的伤残人、城管暴打的小商贩、雪地露宿的上访者，三聚氰胺的婴幼儿父母，“你们爱国吗”？那将是一种怎样尴尬的情景？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高官、富豪纷纷将妻儿、财富转移国外，这些裸官与“外商”却在国内大言煌煌，标榜爱国，然而，这些对国家已经失去信心、根本不爱国的人们，让他们爱人民，“岂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