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英 雄

安立志

　　近来网上关于英雄的话题聚讼纷纭，论争迭起，先是岳飞是否民族英雄，继之黄继光、邱少云有否体现了“军人生理学”，乃至雷锋的照片、日记旧话重提。论争之正反双方，只围绕一个焦点即英雄之真假，似乎并未涉及英雄之有无与英雄之价值。

　　“英雄”本来是动植物，之后才引伸到人群中。三国时人刘邵曾指出：“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人物志》，中华书局，2009年，P93）那么，到底怎样的人类才算“英”“雄”呢？他指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他进一步阐释：“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同上书，P94）他这标准够高，即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也只能是“英”而不能称“雄”，而“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则只能称“雄”而够不上“英”，叱咤楚汉风云的人物，够上“英雄”的只剩下刘邦、项羽二人了。而在曹操那里却不再“英”“雄”异体了。他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正因英雄的标准高不可攀，曹操才会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至少在当时，曹刘是并非“不可一世”的。

　　然而，上述诸例论及的只是英雄的内涵，并没有对英雄的作用作出界定。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以文言写过一篇题为《民彝与政治》的名文，发表于中共建党前五年，距今已经99年。他在文中引用三位西方学者的观点，分析了英雄之于历史发展之作用。苏格兰史学家加莱罗（Carlyle，现译“卡莱尔”）笔下的英雄不是凡人，而是“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所不能知”的“神人”，是“神而降为人”。而美国文学家耶马逊（Emerson，现译“艾默生”）眼里的英雄，则是“人神”，也非凡人，是“人而超为神”，但他却是“顺从有众之心理，摄取有众之努力”。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看法与前二者有所不同，他首先否定英雄之存在，“谓英雄之势力，初无是物”，“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英雄不过是民众的一分子，其作用只是民众意志之集成。李大钊认为，无论将英雄视为“神人”还是“人神”，都是“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今已无一顾之值。”只有“托氏之论，精辟绝伦，足为吾人之棒喝矣。”（《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P156） 由此可见，李大钊是赞同托尔斯泰的观点的，不仅认为英雄“已无一顾之值”，而且认为，崇拜英雄“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这个论断，对于杀气腾腾、疾言厉色地为英雄辩解者，看来也是“当头棒喝”。

　　李大钊指出：“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同上书，P157）见之于思想文化层面，英雄崇拜，洇润浸染，其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同上）李大钊崇尚唯民主义（即民主主义），而将英雄主义视为“专制之原”。这个论断蕴涵的道理是深刻的。英雄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情结，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制度的产物。即就我党历史来说，关于英雄的话题也是自相矛盾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批判彭德怀，“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讨得了毛泽东的欢心（《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们》，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终于取彭德怀而代之，成为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1970年的庐山会议，则是林彪“走麦城”，毛泽东在批评林彪时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当然否定的是前者，肯定的是后者。然而，想想“文革”十年，七亿盲从的群氓，一个天才的大脑，责在领袖，责在民众？很难简单言说。威权政治与立宪政治是对立的，而威权政治往往英雄辈出，典型遍地，何以故？这与威权政治的人治色彩有莫大关系。既是人治，就必然强调个人形象、个人影响、个人威望，然而，“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P 311）对国家是这样，对民众也是一样。只靠英雄人物的示范，同样不靠谱，虽然“榜样的力量无穷尽”，然而，自古以来，榜样就有正、负之分。人们相信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多一些，还是相信“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多一些？这不仅已为几十年的历史所证实，也为当今的现实所证明。由于个人形象、个人影响、个人威望，并非唾手可得，于是就需要制造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光环，而实施这样的“工程”并不简单，文过饰非，隐恶扬善，移花接木，凌空蹈虚，涂脂抹粉，重塑金身之类的手法司空见惯。就目前的争论而言，人们似乎并非对哪位“英雄”进行发难，其指向大都是质疑其塑造与宣传手法的拔高与伪饰。

　　一部中国史，是一部人治史，也是一部英雄史。无论本纪、世家、列传，无非都是历代“英雄”（其实是帝王将相）的“起居注”。20世纪初叶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世界上陆续孕育出一批以威权主义为灵魂的政治实体，这些实体，无一例外地以威权主义为特征，尽管其政治哲学也在强调“奴隶创造历史”，甚至在口头上将人民的作用捧上云端，但在实际上，无论其政治史或其组织史，几乎都变成了无一例外的“英雄史”，字里行间大都是英雄人物的高瞻远瞩和嘉言懿行；而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英雄人物的塑像、画像、雕像遍布城乡。而这种现象之极致，过去是苏联与中国，而今只能到东邻去寻找了。如此日积月累，反复沉淀，这个社会就如同“大雄宝殿”，上面是巍峨壮观的庄严佛像，下面是虔诚匍匐的芸芸众生。

　　20世纪初叶，短短几年，李大钊经历了王朝坍塌、共和草创、皇权复辟三大历史事件。因此，他在这篇以抨击洪宪复辟的论文中，十分警惕英雄政治，他强调指出，“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并提醒世人，“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我自尸之。”（《李大钊全集》第一卷，P158）这些为当代一些官员或愤青所不容的思想，却是与《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精神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