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嫁接

安立志

嫁接一词是在小学课文《米丘林》里学到的。嫁接似乎只适于植物，动物里异变的骡子、狮虎兽，叫杂交而不称嫁接。至于网络上的“虎头蜂”、“鼠面狮”，只能是电脑拼接。似乎动物与植物也不能嫁接，“冬虫夏草”，绝对不是“冬虫”嫁接在“夏草”上的结果。文化能否嫁接？比如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能否嫁接？有点拿不准。

倘要引进外来文化，先把原有的本土文化打扫干净，在一块空地上进行新文化的繁殖和培育，这根本不可能。如果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引进外来文化，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如何相处？是平行发展、相安无事，还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是前者把后者同化吸收，还是后者把前者取而代之？当然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通过杂交、嫁接融为一体。在文化问题上，人们通常不使用杂交或嫁接这样的概念，一般称为“结合”。

1989年，美国耶鲁大学资深教授、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1936—）应邀到北京大学作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讲座，演讲内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他指出：“不同文化间的互相联系对人类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他特别指出，“也许是人们太多地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了，所以我想颠倒一下，看一看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了解一下在欧洲或（在较小程度上）美国的西方思想家是如何被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所打动和吸引的。”（该书，P12）他的意思很明确，中外文化的交流不等于欧风美雨的侵袭，不等于西方文化的单向传播，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也影响过西方，中外文化是可以结合的。

史景迁的演讲，时间跨度很长，从16世纪的明末到20世纪的今天。其中涉及了西方思想界、文化界的许多名流，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与评价。十六、十七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是正面的，不仅因为中国的园林、陶瓷等等为欧洲民众所喜爱，中国的思想文化也被欧洲志士作为反对欧洲封建主的思想武器。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中国文化被介绍到欧洲时，文化信息的扭曲、残缺当然是存在的，在异域他乡水土不服也属正常现象。处于欧洲文化中的人们，对中国这一外来文化也难免评头论足，褒贬同在。可见，文化的嫁接并不容易。在史景迁这本长达173页的演讲中，我看到两个相反的例子。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的著名作家。他的《雾都孤儿》、《双城记》进入中国较早，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国人可能感到陌生。史景迁在演讲中介绍了这部作品。他认为，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对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同上，P71）。下载了这部小说的电子版，相关的情节是这样的：人们在谈论一篇文学评论，卜特说：“它们是论中国的一本形而上学的书评，内容丰富，先生。”匹克威克附合道：“我想，是个深奥的问题吧！”卜特答：“非常深奥，先生。……他从《大英百科全书》里弄到了这个题目。”匹克威克说：“我不知道那部宝贵的著作里面包括关于中国形而上学的任何材料。”卜特解释说，“他从M部找到形而上学读了，又从C部找到中国读了，于是把材料结合起来的，先生！”（《匹克威克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P852）史景迁先生之所以认为狄更斯创作的情节带有讽刺意味，是因为其中贯穿着这样的意思，一些欧洲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哲学不过是将一些哲学词汇拼凑、组装到中国名下的结果，而拼凑、组装既不是嫁接，也不是结合。

英籍美人艾略特曾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诗作《荒原》为其确立了国际声誉。然而，他在《荒原》开头却写下这样的献词：“献给伊兹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他甚至说，“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诗的创造者。”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美国诗人。此人思想十分复杂，他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强调借鉴东方的古代智慧，“二战”中，他吹捧墨索里尼，利用广播替法西斯作宣传，反对美军的作战行动。“二战”结束前夜，他在意大利被捕时，只带走《四书》和中文词典。他后来被美军以叛国罪拘留，从而成为美国建国史上第二桩叛国案。1949年11月，他被押回美国，关在伊莉莎白精神病院，长达12年。他在关押期间，创作了《比萨诗章》，其中多处用诗的形式介绍孔子的思想。他的诗，儒家著作的引文遍布字里行间，零星的汉字散见于英文诗页。不过，这两种从外形都极为不同的文化符号被生生地嫁接到一起，显得生硬、刻板和缺乏生命。然而，汉字作为鲜明的可视成份，的确是他创作的特点。他甚至坚信，汉字图画似的可见性使汉语比西方记录语音的文字更具体，更抵御抽象。先不论诗人的身份如何，此人毕竟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国文化在欧美的传播，致力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嫁接。他不仅翻译了《诗经》、《中庸》、《大学》和《论语》，他的《华夏集》翻译的主要是中国诗人李白的作品。然而，这还只是形式上的嫁接，在内容上，他同样对中外两种文化进行了嫁接。

《庞德诗选·比萨诗章》（漓江出版社，1998年）只有第七十四到八十四，没有“诗十三”。好在史景迁全文引述了庞德的作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P110）。《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弟子们分别阐述他们的“中国梦”，最后由孔子作点评。庞德这首名为“孔子漫步”的叙事诗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从译文来看，这首诗如同古文功底欠佳的译者从古文翻译过来的白话文。

庞德按照自己的理解，叙述了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过程，却在其中插入了《论语·子罕》中驾车、射箭的情节。除了将孔庙的柏树理解为“杉树林”，把“宗庙”理解为“小小的山庙”与原义不合外，庞诗与原文还存在一些明显不同。庞德在创作中，改造了《论语》中一些意象，比如，曾晳的“浴乎沂”，被他写成“古老的池塘，孩子们扑咚扑咚跃入水中”。在史景迁看来，“这是一幅美国儿童的理想图景，就像哈克贝里·芬生活的乡村里的景象。”（同上，P111）比如，“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说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是选边站的，他不赞成子路的态度，对冉有、公西华的说法未置可否。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仕”的使命是“克己复礼”，而“克己复礼”的具体要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此，孔子明显赞赏曾晳的观点。大概曾晳的观点更能体现孔子建立礼乐秩序的愿景。但庞德却这样写道，“他们都回答对了，也就是说，各自遵照各自的天性。”（《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P111）他笔下的孔子，似乎是开放、宽容的长者，肯定了每一位弟子的畅想，而这显然与原文不同。庞德的改造，是对孔子的嫁接，他是将欧洲文化的接穗嫁接到中国文化的砧木上，而这枚“接穗”就是尊重天性。史景迁指出，“庞德是在把某种普遍的尺度带入人类文明史”（同上），而这显然是对孔子形象的拔高。

中国文化虽然强调“天人合一”，但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上，更强调改造自然与利用自然。比如，动物中的金鱼，被改造的失去天性，成为臃肿、蠢笨却被视为雍容、华贵的观赏物。比如，植物中的树木，被改造的失去天性，成为扭曲、畸形却被称为咫尺千里、以小见大的“盆景”。清代文学家龚自珍曾作《病梅馆记》对此提出批评（当然另有深意存焉）。比如，中国的园林，无视山水、生物、生态的天性，在方寸之地凭空制造一些假景，以体现主人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占有，而这却被视为模山范水，取法自然。流风所被，近年屡屡出现的大树进城，就是中国园林文化的病态。在教育思想上，更是无视青少年的体质、气质、兴趣与天性，按照成年人的愿景，把“学前班”、“校外班”当作“神童作坊”、“天才工厂”、“状元车间”，从而戕害和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而这并非危言耸听。

庞德诗末的“各自遵照各自的天性”，是对孔子的嫁接还是对孔子的拔高？这个思想实际上体现了国外的价值观念与教育思想，即保护个性、顺应天性。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尔》一书第一卷开门见山地写道：“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商务印书馆，1978年，P5）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欧洲人有什么先见之明，我国的古人也曾认识到这一点。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以种树为喻，就曾阐述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思想（《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P473）。然而，当今的人们，尽管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视若洪水猛兽，但却往往停留在高头讲章，而在民间，似乎只剩下功利，至于某些文化形态是民族固有的，还是国外嫁接的，已经少有人关注了。

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存在着两个极端，一是对外国人（特别是欧美人）的赞扬，不加分辨地喜形于色；一是对他们的批评，不加区别地立眉横目。这是由于近代史上我国曾经有过百年屈辱史的缘故。谈到中外文化的嫁接，自然要提及外国人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其中必然有弹有赞、有褒有贬，如何对待这些意见呢？正确的、健康的做法是鲁迅先生的态度，他在《灯下漫笔》中指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的外国人，“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226、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