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几点异议

安立志

“落后就要挨打”的出处

在我国的政治宣传理念中，“落后就要挨打”有着不短的历史。它是爱国主义的励志格言，也是发展经济的动员口号，它是国际压力的凝聚机制，更是外族凌辱的抗争号角。

长期以来，当问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出处时，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毛主席说的，是毛主席语录。其实不然。如同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都是从苏联进口、带有苏联色彩一样，“落后就要挨打”，也是从苏联引进的。

“落后就要挨打”的版权属于斯大林。这句话最初出现在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讲中。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十三卷，P37）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版，P1360）也包括“落后就要挨打”。人们之所以将这句话误为毛主席语录，是因为毛泽东将斯大林的这一思想润物无声、活学活用地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这次讲话用相当篇幅集中阐述了钢铁产量如何赶上美国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讲话中出现的因为我们“一百多年落后”，以致“被人家看不起”、“倒霉”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不是隐含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逻辑？毛泽东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则提供了较之“落后就要挨打”更为深刻的内涵。毛泽东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版，P296）虽然60年即将过去，仍然没有超过美国，至少我们还没感觉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不过，认真分析这段话，的确包含着这样的思想逻辑：只要自身落后，不待打手出现，就会开除球籍。“开除球籍”显然比“挨打”更悲惨。

如果说1956年因为苏共20大刚刚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中方再捧斯大林有所忌讳的话，那么，中苏全面论战的1963年，我党作为斯大林体系的坚定捍卫者，这些顾虑就烟消云散了。是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P340，341）在这份文件中，“落后”与“挨打”两个词的两度出现，与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时具有背景的一致性，斯大林是就工业发展发表演说，毛泽东是就工业发展制订文件。虽然对这一思想的阐述并非一字不差，但其精神的一脉相承却显而易见。

“落后”其实是综合指标

有人将“落后”与“挨打”视为因果关系，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也有人质疑，“落后”对于“挨打”究竟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如果视为“充分条件”，等于是说，“只要落后就会挨打”，这与因果关系别无二致；如果视为“必要条件”，等于是说，“只要不落后就不会挨打”，显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今天的人们，在谈及“落后就要挨打”时，通常与我国近代史上的遭遇联系在一起。不过，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往往被误解为弱小与强大的关系。近代史上的中国，是一个老大而虚弱的皇权专制帝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打上门来的强盗，则是年轻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西方列强”。这就给人一种印象，“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是“弱小就要挨打”。这种看法不仅是学者与百姓的看法，在斯大林、毛泽东那里也有类似的意思。斯大林在演讲中是将“打落后者，打弱者”相提并论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批评“速胜论”时也指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中国“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415,417）在这个论述中显然也是强弱对比。

“落后”与“弱小”并不是同义词，“弱小”的对立面是“强大”，“落后”的对立面却是“先进”。然而，一旦将“落后就要挨打”放到中国近代史的语境里，就会感到，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先进与落后的概念过于笼统，总该有一些可以测度的数量与质量指标。现实中，人们看重的指标往往过于物质化，如军事、经济等等。于是就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因素是武器不如人、经济不如人。从174年前英国的坚船利炮，到100年后日本的飞机大炮，都是如此，军力羸弱、经济困窘的中国，注定了只能挨打受气。

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会如此简单。斯大林在论述“落后就要挨打”时，曾以排比句式一连列出了俄罗斯“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五个方面，可见，“落后”是综合指标而非孤立指标。毛泽东回顾了中国的挨打史，“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P340）看来毛泽东也将“落后”作为综合指标而非单一指标。

客观分析近代史上我国屡屡挨打的真正教训，既不能简单归罪于西方列强的穷凶极恶，也不能简单归罪于满清王朝的愚昧封闭，更不能简单归罪于慈禧太后的颟顸跋扈。将重大历史过错推给外部、推给过去、推给个人的卸责行为，从来不是对国家、民族诚实与负责任的表现，而应从综合指标的角度，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角度，从时代潮流、历史规律的角度看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中国自身的病原体，才有可能避免因心境复杂、神经过敏而讳疾忌医。

既非普遍规律，也无内在逻辑

“落后就要挨打”，出于政治权威之口，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似乎在陈述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落后”与“先进”是相反相成的，有“落后”就有“先进”，没有“先进”无所谓“落后”；“挨”与“打”也是相反相成的，有“挨”的就有“打”的，没有“打”无所谓“挨”。那么，作为“落后就要挨打”的“逆定理”，是否意味着“挨打的就是落后的”、“打人的就是先进的”？我之所以质疑这句话的真理性，是以中国的历史进程为根据的。女真灭北宋、蒙古灭南宋、后金灭大明，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明程度等方面，无论如何都得不出两宋与大明的挨打，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明程度等综合指标比女真、蒙古、后金更落后的荒唐结论。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分析，“落后就要挨打”也不成立。即以毛泽东向来推崇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为例，这些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役。“挨打”的不仅不是“落后”方、“弱小”方，甚至是原本的“先进”方、强大方。“打人”的不仅不是“先进”方、“强大”方，而是原本的“落后”方，“弱小”方。

“落后就要挨打”属于全称肯定判断，其含义是，所有“落后”者（包括国家、民族、军队、组织、个人等），都要“挨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一例外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某些方面的“落后”并不等于全面的落后；今天的“落后”并不意味着明天“落后”；相对某甲“落后”，相对某乙未必“落后”。因此，“挨打”并不总是“落后”的归宿，“打人”也并不总是“先进”的专利。按之四邻，许多国家相对我国是“落后”的，他们并未因其“落后”而被中国打得鼻青脸肿，中国也未恃“先进”而打遍四邻。按照“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中美洲诸国该是多么不幸，命运使他们无可逃遁地有个极其先进、极其强大的北方近邻。然而，他们并没有因其“落后”整天被美国打得鬼哭狼嚎；美国也没有以其“先进”欺负的人家走投无路。如果像斯大林一样把“落后就要挨打”当作规律，那么，“先进就要打人”就会成为定理。倘若如此，弱肉强食岂不成了通行世界的规则，我们的星球岂不成了狮群与角马“血肉平衡”的塞伦盖蒂草原。

“落后就要挨打”既是全称肯定判断，由此推断，斯大林将此概括为“剥削者的规律”、“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就无法成立。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挨打”，可以此来解释。如果“挨打”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又当如何解释呢？当然，苏联的理论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之间也会互相倾轧、弱肉强食。正如我们所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爆发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如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与阿富汗（当时曾以社会主义相标榜）、中国与苏联、中国与越南、越南与红色高棉等。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倒没怎么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剥削者的规律”，这个“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是否仍在发挥作用？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至少出现了“社会主义就是战争”的表面现象。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合理解释，是否可以说“落后就要挨打”既非“剥削者的规律”，也非“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或者什么“规律”都不是？

中国为什么总是“挨打”

回顾耻辱竭蹶的近现代史，从两次鸦片战争、俄国侵吞国土、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京，到日本全面侵华，在100年的时间内，中国屡屡挨打。许多同胞相信，中国当时之惨败，根本原因是装备落后无法抵挡列强的船坚炮利。

如果说明朝永乐三年（1405）郑和下西洋（甚至比欧洲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早87年）纯为弘扬国威，炫耀武力，那么，崇祯六年（1633）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已经在实战中击败了荷兰殖民者。当年10月22日，郑芝龙指挥舰队在金门料罗湾全歼了荷兰舰队。福建巡抚邹维琏战后向明廷报捷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板巨舰五只，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版，P406）英国人李约瑟不无夸张地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2011年8月1日凤凰网历史频道“真相——教科书之外”第5期）

这些当然都是“祖上阔过”的证据。即使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海上力量也并非不堪。在网上看过一则报道——《“船坚炮利”恐惧的由来：鸦片战争装备并不悬殊》。报道称，“百多年来国人一直都在感叹的鸦片战争‘英夷船坚炮利’”，真相并非如此，“英国远征军使用的仍然是木质战船，而不是‘铁甲舰’”，“英国人使用的火药也是黑火药，只是配方有所改进”而已，并进而得出结论：“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火炮虽然比大清帝国的好，但二者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2007年9月30日中国网）英军敢于不远万里，劳师远征，以区区万人之众和并无绝对优势的武器进犯一个拥兵百万的国度，原因在哪里？

报道接着分析了50多年后发生的另一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海战。作者称，“北洋水师1885年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舰首主炮口径305毫米，当时不但在亚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仍然让日舰畏惧。”如果认为以上材料不够权威的话，请看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的最新观点。金一南撰文指出：“从软件方面看，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备等方面，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严格的要求。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监督甚严，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在火炮方面，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数量占优，同时因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在火炮射速方面优势明显。但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数量优势同样不小。再看船速的比较。日舰平均航速快1.44节，优势并不很大。”（2014年3月3日《参考消息》）然而，清政府虽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却败给了素为国人所蔑视的弹丸之国——日本。可见，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的失利，不能仅仅考察表面的物质技术或武器装备的差距，而是另有原因。

一国的军事力量，当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考察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决不是“落后”二字可一言以蔽之。据荷兰经济史专家麦迪逊统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总量28.7％，大大高于英国GDP占比5．2％和日本占比3.1％的比率（《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6版）。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提供的数字证明，183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占比为29.8％，略低于整个欧洲34.2％，但大大高于英国的9.5％和日本的2.8％（《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版，P186）。然而， 1840年中国先败给英国，1894年再败给日本。全球GDP第一的大国为何照样挨打？可见，“挨打”并非限于军事与经济这样的孤立因素。

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菲特曾对上个世纪的中国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中国直到16和17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致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1995版，前言P13）既然经济、军事不是中国在近代史上累次挨打之理由，那么中国的遭遇到底说明了什么？

“逆行”比“落后”更可怕

“国家制度落后”是俄罗斯挨打的五个因素之一；“社会制度腐败”则是中国挨打的两个原因之一。这说明，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在分析本国的“落后”时，已经在客观上承认了西方列强“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先进性。资本主义出现在世界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能以简单的善恶与好坏贴标签。且不论西方列强如何野蛮与不义，且不论恶是否也是历史推动力，皇权专制败给资本主义，这毕竟体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尽管鸦片战争发生前，清王朝出现了“康乾之治”；尽管甲午战争发生前，清王朝却意外地“同治中兴”，然而，前者不过是“落日之余辉”，后者不过是“回光之返照”。清兵入关之际，正是英国产业革命发生之时，以衰败封建主义之弱躯，抵御新兴资本主义之强体，鸦片战争焉能不败；“同治中兴”之际，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时，以“敬天法祖”、“中体西用”之僵化，抵御脱亚入欧、“和魂洋才”之创新，焉能取胜？

满清王朝之被动挨打，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这个垂死的封建王朝无视时代潮流，昧于世界大势的必然结果。陶醉于外表光鲜、内囊朽烂的天国上国，为保住多年的权力和利益，对早已过时的祖宗之法抱残守缺，以“国情特殊”、“历史悠久”、“制度优越”为借口，无视或敌视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拒绝学习、拒绝引进、拒绝交流、拒绝改革、拒绝进步，致使古老的华夏文明沦为中世纪的“出土文物”，从而为业已变化的世界潮流所抛弃。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南辕北辙，较之经济、军事的暂时落后更无可救药。

经济上满足于自给自足。18世纪末期，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只因英使拒行跪拜之礼，年迈的乾隆皇帝竟然拒绝了对方的通商要求，拒绝的理由很有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本朝万事不求人，只会降恩于外夷，“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版，P141）名为自给自足，实则闭关锁国，其结果如何，世人皆知。

技术上也是如此。明末清初，“开花炮弹”（榴弹），已经广泛应用于战争。一讫康熙平定天下，随即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忘记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继则全力维稳、消弥隐患，阻止武器的研发与扩散。100多年后，英舰从海上打来，甚至林则徐也不知“开花炮弹”为何物。直至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开花炮弹”，不禁感慨系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三）

在政治上，顽固抗拒时代潮流，强力压制政治改革。如果说以引进武器与技术为特征的洋务运动尚能接受的话，那么，政治体制的任何改革都是不能容忍的。半个世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沉痛教训，根本无法唤醒执迷不悟、权迷心窍的清政府。康梁等人配合光绪帝欲行政治革新。慈禧太后感到的却是对她最高权力的威胁，维新志士惨遭镇压，谭嗣同等人血染菜市口，而他们的要求不过君主立宪而已。

慈禧太后拒绝政治改革，理由是遵循“祖宗之法”。不管这“祖宗之法”如何落后时代，如何悖逆潮流，却如同贾宝玉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她在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喝斥光绪皇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清廷戊戌朝变记》）

强调“祖宗之法”的核心是维持“家天下”。1900年，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狼狈“西狩”之后，此时“祖宗之法”已不重要，重又拣回维新派的“反动遗产”，亲自推动君主立宪，前提却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只剩下赤裸裸的地位与权力！

然而，历史、时代、人民都对这个腐败政府失去了耐心。革命跑赢了改革，辛亥革命爆发，这个统治中国280年的腐败王朝，终于在新世纪的晨曦里走进了历史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