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沁园春·雪》笔战的一个视角

安立志

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亲自率军渡过黄河，到达华北前线准备对日作战。2月5日清晨，部队来到陕西清涧县袁家沟休整。飘了几天的鹅毛大雪，使这一带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2月7日，毛泽东挥毫疾书，写下了一首气吞山河的词作——《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偕周恩来、王若飞等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将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柳亚子得到毛泽东的词作，深为该词磅礴的气势所折服，不禁称赞道：“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轼）、辛（弃疾）未能抗，况余子乎？”接着，他填了一首题为“沁园春·次韵毛润之初到陕北看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的和词。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痛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之后，他将毛词、“和词”送交中共在渝的《新华日报》，要求一并发表。《新华日报》因未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11月11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柳亚子“和词”一发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很想拜读毛泽东的“咏雪”原作。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吴祖光几经周折找来几个不同的毛词传抄本，将之拼凑起来，得到一份完整的《沁园春·雪》。他认为,“从(该词)风格上的涵浑奔放来看,颇近苏辛词派,但是找遍苏辛词再找不出任何一首这样大气磅礴的词作。真可谓睥睨六合,气雄万古,一空倚傍,自铸伟词。”于是在11月14日该报副刊《西方夜谈》显著位置以《毛词·沁园春》为题隆重推出，并配发了热情洋溢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由于毛词系由传抄本拼凑而成，故发表时与原作有数字之异。

11月28日，重庆《大公报》以《转载两首新词》为题，在显著版面转载了毛泽东的《沁园春》和柳亚子的和词，随即山城各大报纸竞相转载，并发表了大量步韵、唱和之作和评论文章。毛词《沁园春·雪》不胫而走。

毛词发表后，《新民报晚刊》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北平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之一、著名考古专家、吴祖光的父亲吴景洲，许是出于对毛词的推崇，或是出于对儿子的支持，特地填了一首和词《沁园春·咏雾》，12月15日也在《新民报晚刊》发表。

　　极目层峦，千里沙笼，万叠云飘。看风车上下，徒增惘惘;江流掩映，不尽滔滔。似实还虚，不竞不伐，无止无涯孰比高？尽舒卷，要气弥六合，涵盖妖娆！

浑莽不事妆娇，更不自矜持不折腰。对荡荡尧封，空怀缱绻;茫茫禹迹，何限离骚?飞絮漫天，哀鸿遍野，温暖斯民学大雕。思往昔，祗天晴雨过，昨日今朝。

几十年过去了，从能够查到的资料看，这一时期以《沁园春》词调唱和的词作及相关的评论文章有数十首（篇），其作者有国民党人，有反动墨客，有进步文人，有中间分子，也有共产党人。因为参与者的复杂性，其立场也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对毛词及作者的诋毁与攻击，也有对作者与中共的赞赏与支持，既有对“国统区”社会乱象的批评，也有对战后和平局面的忧心，当然也有对立双方的驳难与辩护。在报刊方面，竟然形成了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益世报》等为一方，以《新华日报》、《客观》杂志、《民主星期刊》等为另一方（重庆《大公报》作为一家独立的民营报纸，双方都曾在该报发表作品），进行了一场围绕毛泽东词《沁园春·雪》的史无前例的笔战。由一首词导致如此规模的诗词论争，绝对是空前的。就参与人数、持续时间、社会反响来看，一首诗词，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竟然引起如此规模的笔战，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今天来看，这既是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一些反动文人对毛词和中共的诋毁与攻击，主要集中在“拥兵自重”、“破坏和平”、“封建割据”等方面，一些看不清历史真相的中间人士也持同样立场。这在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两块政区（解放区与国统区）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在所难免。但更多的笔战指向诗词本身，即这首词是否体现了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毛泽东的《沁园春》被蒋介石指斥为“帝王思想”是不足为怪的。蒋介石在与陈布雷谈到这首词时曾这样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要求陈布雷，“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知情者说》第二辑，中国青年版)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上发表的20余篇诋毁毛词的唱和之作，多带有政党攻击的背景。蒋介石对毛词的评价，出于对立的政治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也有一些作品并非站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立场，也对毛词提出质疑或批评，这就不能简单地归过于国民党“御用文人”以了之。“御用文人”的概念很含糊，在国民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如果将享受政府待遇，维护政府立场的知识分子统称为“御用文人”，则每个时代都所在多有。

在所有批评攻击毛词的作品中，易君左的词作具有代表性。易君左早年是北京大学文学士、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家学渊源，才高资绝，成名早，享名久，成就高。为文、为诗、为书、为画，无不精工，被称为“三湘才子”。他曾积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早年曾因一本游记《闲话扬州》，惹出轩然大波。1945年12月4日，易君左在《和平日报》“和平副刊”发表了一首《沁园春》和词。作者在序中矫“全民之命”，以盟主自命，号召“天下词家”作出响应：

“乡居寂寞，近始得读《大公报》转载毛泽东、柳亚子二词。毛词粗犷而气雄，柳词幽怨而心苦。因次成一韵，表全民心声，非一人私见；望天下词家，闻我兴起！”其词曰：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    

黄金堆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易君左以其深厚的词学功底推出的“力作”，固然流露出了一丝忧国忧民的哀婉情愫，但是将人民武装诬为黄巢“杀吏”，白起“坑兵”；称《沁园春·雪》词是“冶态妖容”；尤其是结句与《沁园春·雪》词针锋相对，其弦外之音是：中国才迎来一线光明，由于共产党拥兵自重，内战将不可避免，“国脉”又将陷入黑暗，只能把幻想寄托在“明朝”了。与众多和词相比，易君左和词的艺术性，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他政治思想上的错误与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进步文人和民主人士的回击。易君左当然不能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实，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过程。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经历过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洗礼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坚持是被十分看重的。对于皇权的敏感和封建的警惕，也体现了那一代人的时代风貌。

其实，柳亚子从毛泽东手中拿到这首词不久，也碰到了这首词是否存在“帝王思想”的问题。10月21日，尹瘦石向柳亚子索要毛泽东手迹及其和词，柳慷慨相赠。尹瘦石又请柳亚子给毛泽东手迹题跋，柳亦应之，作跋文曰：“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2009年12月24日“中国经济史论坛”网）柳亚子跋文中所谓“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当指《新华日报》只同意发表柳之“和词”而不同意发表“毛词”一事。从柳亚子的叙述来看，《新华日报》拒绝发表毛词，已经顾虑到是否会产生“帝王思想”的误解与疑虑，是否在内部交换过意见甚至进行过评估也未可定。柳亚子在跋文中揣度：“余意润之（毛泽东）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拒绝发表的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缺乏考证资料，不敢妄说。不过，《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报纸，不同意发表毛词，其理由正是柳亚子披露的“中共诸子”对于“帝王口吻”的顾虑。

正当毛词在重庆报刊笔战正酣之际,柳亚子有位老朋友前来造访，他这位老朋友当年参加过中共,后来成为党国要员，也对《沁园春》咏雪词提出质疑。碍于老朋友的面子,柳亚子憋着一肚子闷气,没有发作。第二天,柳亚子作了《答客难》一文,对那位朋友的观点逐条批驳:

“他（指毛泽东）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自然的领袖口气阔大,不同于勾章撇句的小儒,这是无可凝疑的。人家看见他引了‘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还有‘成吉思汗’,便以为他有帝王思想,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话。……20世纪是人民的世纪,只有人民的领袖,没有反动的皇帝。非唐薄宋,不正是毛润之伟大的表现吗?《沁园春》说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独夫民贼所专制的寿数已终,人民的世纪开始。”(周广秀《箫剑诗魂——柳亚子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柳亚子借此为毛泽东辩护，可见，他与毛泽东的诗词之谊是如何之深挚。然而，文中关于“人民领袖”自然“口气阔大”，却不免让人想到建国之初发生在梁潄溟与毛泽东之间关于“雅量”的口舌之争。而柳文最后一句“人民的世纪开始”，又不由的使人想起胡风在开国大典后不久写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而这首长诗充满了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溢美与赞颂之词。

12月4日，《和平日报》刊出两封“读者来信”，分别是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和杨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董令狐在《封建余孽的抬头》一文中说道：“几千年来的王霸思想，很容易支配人心……连延安的‘领袖’也‘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一阕《沁园春》，‘还看今朝’。抱负自然不平凡，却出现了秦始皇的面目!”在这则“来信”中，董显然是将毛词指为“几千年来的王霸思想”，并将毛泽东本人比成秦始皇。其实，这个问题在十几年后，毛泽东自己作出了回答，毛泽东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除了对毛词的攻击，董又将笔锋指向柳亚子：“柳亚子先生《沁园春》奉和圣制，顺嘴接文，诽谤古今，其实是封建残孽又一次的抬头而已!”将毛柳的诗词唱和说成“奉和圣制”，将毛柳友谊说成是君臣关系，目的仍在于批评毛词的“帝王思想”。

杨依琴在《毛词沁园春笺注》一文中，先说“毛泽东氏是长沙一师的学生，国文根蒂不坏，能诗也能词。观其近作《沁园春》颇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口气真是不凡。”但笔锋一转，故意将古代的帝王将相拿来比附毛泽东：“项羽的《拔山吟》，汉高祖的《大风歌》，以之相较，渺乎其小，何足道哉!在作者的意思，秦皇汉武的武功是可以了，论‘文’则还差一点；唐太宗、宋太祖‘风骚’不够；就是武功顶呱呱的成吉思汗，也不过是一个不开化的野蛮人罢了。作者拿他们的事业私下和自己比上一比，结果觉得都不能满意。所以，接着就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况之余，盖以自负也。”（2010年4月25《重庆商报》）有论者指出，这是有意用古代狭隘的帝王观念加于毛泽东，强加给《沁园春·雪》。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22年后也就是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曾强调: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毛泽东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另一次谈话时指出，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从上述情况来看，按照柳亚子的说法，毛泽东的确有“非唐薄宋”的气概。杨氏所论，并非毫无道理。毛泽东是否通读过《资本论》未见记载，但他确实通读过二十四史，并作了大量批注，而作为封建帝王座右铭的《资治通鉴》，毛泽东竟然通读过17遍。（《毛泽东品国学》，2009年新世界版）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文武两个方面评论历代帝王，的确有着“盖以自负也”的意思，也自然会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来自况。

上述两篇“读者来信”发表后，12月29日，在储安平主编的《客观》杂志第八期上，该刊编辑聂绀弩发表了一篇驳“帝王思想”的辩论文章《毛词解》。聂文说:“毛词《沁园春》发表后,有人以为是封建残余,是帝王思想的表现。本月（12月）4日《和平日报》副刊上董令狐先生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及杨依琴先生的《毛词〈沁园春〉笺注》,可为代表。”这篇文章对董令狐和杨依琴对毛词的诋毁与曲解进行了反驳，并按照自己的理解阐述了毛词的思想内涵和主题。他认为，毛词上半阕的头几句是“用雪、用白色、用寒冷来象征残暴的统治”，“而评论家反说作者欲与天公试比高，完全胡扯。”下半阕“翻成白话，不过说：强盗们，汉奸们，封建残余们！你们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吗？你们自己认为可以成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吗？你们错了！那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些无知识、无思想的野蛮家伙。他们过去了，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今天，不是光靠武力、光靠蛮横可以得到天下的。要在今天成为一个人物，必须理解的多一些，必须自己成为一个知识者乃至思想家，必须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试问这与封建余孽或帝王思想有一丝一毫的相同吗？不！刚刚相反，它是反封建的，反帝王的！”聂先生按照自己的理解，极力将毛词往“反封建，反帝王”上拉，贬低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历史地位。倒是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后对此问题作了澄清，“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可见，聂先生并不真正了解毛泽东。聂先生进一步指出：“一阕《沁园春》，不过百余字,就像一条鸿沟，把旧时代的骚人墨客都隔住了。兴之所至,倚声移章,写在下面,并就正于易君左先生。”聂先生依毛词韵也填写了一首《沁园春》，与易君左和词针锋相对：

　　谬种龙阳,三十年来,人海浮飘。忆问题丘九,昭昭白白;扬州闲话,江水滔滔;惯驶倒车,常骑瞎马,论出风头手段高。君左矣，似无盐对镜,自熹妖娆。

时代不管人娇,抛糊涂虫于半路腰。喜流风所被,人民竟起;望尘莫及,竖子牢骚。万姓生机,千秋大业,岂惧文工曲意雕?凝眸处,是谁家天下,宇内今朝?

客观地说，聂先生这阕和词并不见有多少高明之处，通篇充满了骂詈之词，如“谬种龙阳”、“ 竖子牢骚”、“ 惯驶倒车,常骑瞎马”、“ 出风头”、“ 糊涂虫”等等，甚至将易君左早年的“短处”拿来说事，如“扬州闲话,江水滔滔”，从道理上却无法将对方驳倒。对此，易君左曾经不满地在另一首《沁园春》序言中解释说，“余意《客观》编者储君安平与余尚有旧谊，其尊伯南强先生尤为余忘年深交；张（德昌）、聂（绀弩）诸君，神交已久。或不致误逞一时之意气，贻文人无行之讥，故淡然置之。至昨日有友自城返乡，乃以《客观》第八期见示，捧读一过，心仍淡然。而旁观之诗友文朋，则弩目奋张，代抱不平甚矣。……余一生不靠党吃饭，亦从不知阿谀善颂善祷之词。凡欲所言，一本良知，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且如其为‘民主’则但宜批评，何效王婆骂街之丑态也，以此致海内词坛。”

以“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相标榜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于11月23日给好友傅斯年写信说：“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216页）什么思想？自然是“封建帝王思想”。“诗以言志，歌以咏怀”，以天下道义为担当的报人，敏锐地意识到什么，忧戚之情溢于言表。即便如此，11月28日，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立场的《大公报》，还是将毛泽东的赠词和柳亚子的和词一并发表。

在重庆，和王芸生一样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作家吴组缃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第34页）查阅有关资料，凡经毛泽东本人亲自审定、正式发表的全部诗作，几乎无一篇涉及全民抗战、抵御外侮的作品。即使这篇1936年写于抗日前线的《沁园春》，也是就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成王败寇发出感慨，并无一字提及民族危亡之秋，如何驱除倭寇，恢复国土之事。逐鹿中原，一匡天下，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抱负，这一思想在《沁园春·雪》里展露得淋漓尽致。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打江山、坐江山”，显然不能成为共产党人的历史逻辑。在当时的背景下，吴组缃的忧怀之情颇具代表性。这则史料系吴组缃本人的日记，并未用于公开发表，故在当时未卷入诗文论争。这则史料是从2008年5月8日的《南方周末》上看到的。

王芸生并未放弃作为报人的历史责任，从1945年12月16日起，他在重庆《大公报》分四次连载个人署名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继而，天津《大公报》与上海《大公报》也都连载。文章洋洋洒洒数万言，正如题目所说，表明了王芸生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

王芸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文前曾有一个“补识”，颇为引人注目：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指出的观点，很像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关于“政治周期律”的对话，也很像毛泽东在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庐山会议上严厉批评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他的文章发表后，要比那些诗词唱和影响更大，受到的批评也更猛烈。在围攻毛词的唱和之作中，有相当多的比附之论，如“杀吏黄巢，坑兵白起”，“闯献遗徽，李岩身世”，“当年石勒，北踪光武，苻坚僭妄，强附风骚”，将毛泽东比作黄巢、白起、石勒、苻坚、李自成、张献忠等历史人物。郭沫若在《客观》1945年第8期（1945年12月29日)上“步毛泽东原韵”作了一首《沁园春》,对王芸生的“学术文章”和易君左的“和韵”以及其他词作者的观点进行反驳。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郭沫若的和词除了体现了与聂绀弩和词一样的骂人特点之外，特别突出的地赞扬毛词“恭宽信敏，无器民滔”，“气度雍容格调高”，并以“岂等沛风（刘邦），还殊易水（荆轲）”，指出了毛泽东与历代帝王、英雄的区别。郭沫若深谙这篇文章的影响力，除了运用诗词进行反击之外，1946年7月，又在上海《周报》第46期上发表文章《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种手法》，点名批驳了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的观点。他写道：“就词论词，在专门研究声律的看来，（毛词）或许有些地方犯了毛病。然而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切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骇得倒退。”他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之作认为是‘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不久，此文又在重庆出版的《萌芽》月刊8月号再次发表。历史的玩笑开得有点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在毛泽东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坚持下，“文革”期间，整个中国大地，成为一片红海洋，像章铺天，塑像盖地，早请求，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登峰造极。张志新对搞“三忠于”、到处跳“忠字舞”表达了反对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经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等人批准，张志新竟然惨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之下，不仅处死之前割断了喉管，而且至今尸骨难觅。（2002年6月27日《南方周末》）

在这场围绕毛词的唱和中，即使在拥毛阵营中，一些词作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毛词是否有“帝王思想”的笔战，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也并非对于“圣君明主”之类“风流人物”的赞赏与向往，而是在在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期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的岳父黄齐生,1946年3月代表延安各界来重庆慰问在“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民主人士，从报纸上读到一些人对柳亚子的攻讦之作，也步毛韵填了一首《沁园春》：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祗解妖娆。

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骚。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 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

这首词的核心意思，在于“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他强调的是，民主政治首先要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安排定, 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一句，引用《庄子·让王》的典故，虽然他针对的是国民党政权镇压民主人士的具体案例，但却体现了“人权至上”的价值理念。这首词是1946年4月6日黄齐生返回延安前两天,到郭沫若家辞行时书赠郭沫若的。令人感到痛心的是，4月8日,黄齐生先生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黑茶山遇难。

《民主星期刊》是陶知行发起、邓初民主编的一家小报，在这次笔战中，也一时成为进步人士的战斗营垒。该刊发表了一首署名圣徒、题为《沁园春·读润之、亚子两先生唱和有感而作》的和词：

　　放眼西南，千家鬼嚎，万家魂飘。叹民间老少，饥寒累累；朝中上下，罪恶滔滔。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言道高志更高。君不见，入美人怀抱，更觉妖娆。

任她百媚千娇，俺怒目横眉不折腰。我工农大众，只求生活；青年学子，不解牢骚。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胜利，定在今朝。

“圣徒”到底是谁？查无可考。在其词中，尤应指出的是这几句：“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言道高志更高。”“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这些寄托着经过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中国人，虽然历史进程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被打乱了，但民主政治作为世界潮流，仍然体现了进步人类的共同理想与希望。

那么，对于国民党和一些知识分子关于“帝王思想”的指责，毛泽东自己作何解释呢？若干年后，毛主席正式为这首诗作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经历过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人们，不会再将领袖人物的某句话作为判断是否曲直的金科玉律。我们有必要整理一下当年参与这场笔战的有关人士在中国改天换地之后的历史命运。

这场笔战的主角，无疑应当属于柳亚子、易君左、郭沫若、王芸生、聂绀弩等人。易君左在政权变换之际，去了台湾。柳亚子先生留在大陆，在新政权中，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1952年，他与叶恭绰、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民族英雄袁崇焕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除此之外，较少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且于1958年逝世。虽然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驱张”时期就曾得到过吴祖光姻亲的帮助与支持，然而，首次发表毛词《沁园春》的吴祖光仍然没有逃脱政治运动的迫害。1957年吴祖光被打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其妻子新凤霞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再次受到残酷迫害，不仅做演员的权利被剥夺，而且严重摧残了她的身心。

在围绕《沁园春》的笔战中，王芸生时任《大公报》主编，但他在建国后却经历了另一种人生历程。王芸生是一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报人、政论家、我国卓越的新闻工作者，在旧中国曾经为我国报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抗战刚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这样的行事风格与思想立场，建国后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芸生是在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后才下决心北上解放区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为官，文章报国，为《大公报》事业继续奋斗。这是得到最高层明确承诺的。然而，他还未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报》被易名为《进步日报》，重庆《大公报》也被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大公报》的同人们，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先后不同地经历了悲惨的命运，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厄运。而在旧中国创造了我国新闻事业一代辉煌的民营报纸，如《文汇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早已名存实亡。1957年，王芸生由于得到毛泽东的“御批”，才逃过一劫，没有划为右派。1980年5月在北京逝世，结束了半生辉煌、半生忧郁的一生。

在这场笔战中，站在拥毛立场上的另一重要媒体，是聂绀弩担任编辑、由储安平创办的《客观》杂志。储安平是一个受过系统西方政治学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论家和媒体人。无论在重庆的《客观》，还是他在上海创办的《观察》，他以如椽健笔，既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批评共产党的过分一致。他向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相号召，将此作为刊物的“基本原则和主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反右”运动中，响应党帮助整风的号召，而不幸中了“阳谋”。只因批评共产党“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从而招来了弥天大祸，被指为猖狂向党进攻，遭到天下围攻，被戴上右派帽子，撤销一切职务。“文革”狂飙骤起，作为“大右派”，储安平再次遭受残酷迫害。1966年8月31日与老舍同日投湖自杀，老舍去世，储安平自杀未遂。1966年9月失踪，至今生死不明。1978年后，55万右派做了改正，储安平则成了硕果仅存的“五大右派”之一，以此作为“反右”仅是“扩大化”的佐证。

而曾为捍卫毛词挺身而出的聂绀弩先生，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传奇性人物,一生大起大落，饱经沧桑。他1920年代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同窗；他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鲁迅逝世时,他是八名抬棺者之一。1955年，他在胡风事件中受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长期在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

不能说，聂绀弩为毛辩护填写的这首《沁园春》是成功之作。也许正应了“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的古训，建国后聂绀弩落难时的诗作，主要由“三草”（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组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2009年11月出版，倒是在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首发式上，有学者指出，聂绀弩的诗是“一代儒林痛史”。在长期的右派身份、流放北大荒劳动和坐牢的岁月里,聂绀弩事事入诗,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可贵的诗史。下面从中选取两首，一首是与当年的拥毛词同调的《沁园春·赠木工李四》：

　　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觉唯心主义，抱头鼠窜，形而上学，哑口无言。滴水成冰，纸窗如铁，风雪迎春入沁园。披吾被，背加皮塔尔，鱼跃于渊。 

坐穿几个蒲团，遇人物风流李四官。藐鸡鸣狗盗，孟尝宾客; 蛇神牛鬼，小贺章篇。久想携书，寻师海角; 借证平生世界观。今老矣，却穷途罪室，邂逅君焉。

另一首是《挽雪峰二首之一》：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这两诗词，无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水平，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首肯与赞赏，特别是“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句，夏衍赞道：“真是深刻的名句。”老报人曾敏之称此句，“高度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遭遇”。

郭沫若逝世于1978年，全过程地经历了毛泽东主政的年代。他逝世时曾经被冠以许多头衔，比如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建国后基本上充当了新中国文化班头的角色。这位在重庆曾经为反击对毛词“帝王思想”、对毛泽东“封建帝王”的攻击而叱咤文坛的文化领袖，20多年后，因在解放前的名作《十批判书》中曾经批评秦始皇，而在“文革”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73年5月到8月，在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之后，已经多年不写诗的毛泽东写了两首诗。其一是：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更直接批评了郭沫若对秦始皇的评价：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因毛泽东的批评而备受压力的郭沫若，无奈之下写了两首七律，其实是检讨书与决心书：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

　　知有仙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出穷隅。

　　岂甘樗栋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风派人物”作派，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建国前，在白色恐怖之下，曾经写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他这样歌颂毛泽东：“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他也曾这样歌颂“四人帮”中的首要分子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然而，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郭沫若却作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在发表这首《水调歌头》五个月前（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还曾写过一首同调词作: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文革”结束后，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指责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即使如此，他在“文革”中并未逃脱悲惨结局。1966年夏，“文革”开始，全国掀起一股“扫四旧”的狂飙，郭沫若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所题书签被人揭发隐含“反毛泽东”的字样。狂热的红卫兵开始冲击郭沫若并限期让他“交待罪行”，郭沫若大难临头。周恩来得知情况，提前把他秘密转移。此时的郭沫若百感交集，遂写一首《水调歌头》以排遣郁闷，并解释真相：“《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身心。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代，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雪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制甘。

的确“白云苍狗”。1967年春到1968年春,一年之内，他的两个儿子在“文革”风暴中先后被逼死或自杀。1967年4月，三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仍向组织写信，进行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郭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连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话，只是默默抄写儿子留下的日记。针对历史上与王芸生的笔战，当代学者谢泳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他指出：“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为他曲解了毛泽东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

（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