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历狱阴影
安立志
杨光先
近年来,不时接到告诫,要警惕“全盘西化”。其实,在中国史上,早已有过两次“全盘西化”的经历,一次是东汉末年的佛教东进,一次是五四之后的马列西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全盘西化”,并非对方的强加与侵入,都是国人自主选择与引进的结果。
夹在这两次“全盘”之间,明清之际耶稣与科技进入中国未及“半盘”,却遇到顽强阻击。佛教东进虽也遭遇“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灭佛”,“天下名山”仍然“僧占多”,耶稣与科技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清初守旧势力乘顺治驾崩、康熙年幼的空隙,一举挫败了以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比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出生于今德国科隆)为首的天主教与历法学,大批科技骨干惨遭杀害。这就是满人入关之初发生的“康熙历狱”。
康熙历狱的始作俑者是杨光先(1597-1669),这个对外部世界懵懂无知,对固有文化抱残守缺的儒生,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弱的帝国老马,戴着一顶破了洞的士林头盔,手持一柄生了锈的儒家长矛,在王朝的余晖里,向着他根本不了解的西方文化风车宣战。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以“正三纲、守四维”的忧患意识,多次上书朝廷,先后撰写《辟邪论》、《请诛邪教状》、《摘谬十论》等文章,对西方历法口诛笔伐,成为反对外来文化、抵制对外开放的极“左”先驱。
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然而,杨光先的论述却是十分庄重、十分认真的,比如,他如此理解耶稣,“天主耶稣谋反于如德亚国(今以色列),事露正法,同二盗钉死十字架上……”(《与许青屿侍御书》)“耶稣乃谋反正法之贼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邪教三图说评》)他如此质疑十字架,“十字架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实凌迟重犯之木驴子尔。”(《辟邪论》上)“凡皈之者,必令粘一十字架于门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号乎?”(《辟邪论》下)他如此否定天文望远镜,“日月食于天上,分秒之数人仰头即见之,何必用彼教之望远镜以定分秒耶?不知望远镜有展小为大之异,废目用镜,中夏之士大夫落其术中矣!”(《镜余》)无知者无畏,可见一斑!
汤若望
在较早的欧洲文明中,大地是圆球体,已为人们所认识。这为17世纪初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所证实。然而,活跃于17世纪下半叶的杨光先仍然抱着“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陈腐谬见,对这一科学常识予以嘲笑与攻击。不过,他攻击的“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谓覆载之内万国之大地,总如一圆球,上下四旁布列国土,虚悬于太空之内。”这个说法还是符合事实的。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地球是圆的,地球上面的人站着,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趴在墙上横立壁行,或在楼板之下倒立悬挂?自然法则,水往低流,难道汤若望见过海水倒倾而不下淌?中国人在地球上方,西洋人在地球下方,果真如此,岂不是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也非人类了(“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甚至还有地球上下人们只能“脚心相对”、大地重压之下人们只能“为鬼为泥”的无知妄说。(《孽镜》)他不怀好意地揣度,汤若望宣称“大地球体说”,“明谓我中夏是彼西洋脚底所踹之国,其轻贱我中夏甚已!”(《同上》)
杨光先扳倒汤若望,有两条致命的理由,其一,清顺治元年(1644),汤若望向新皇献上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并准确预测了当年八月初一发生的日食,取得了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决定从顺治二年采用汤若望编纂的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拜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杨光先设身处地为满清皇朝争名分、争正统,他认定,“名分定而上国尊,历法正而大典光”(《正国体呈稿》),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紧紧咬住《时宪历》封面的“依西洋历法”做文章。他指责汤若望以此五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其实质是以西洋文化“
其二,杨光先抓住汤若望“进二百年之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杨光先的确研究透了皇朝的心理。中国的皇权专制始于秦代。秦始皇登基之初就曾声明:“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代以降,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政权,无不希望国运隆昌,帝祚绵长,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汤若望进二百年之新历,在他看来,恰恰是他扳倒耶稣会士的天赐良机。他上书朝廷称,“臣子
应当说,杨光先必欲致汤若望于死地的两个理由,都不是宗教与历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杨光先之所以体现出超强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鉴别力,与其灵魂深处那颗始终不甘寂寞、总想出人头地、充满敌情意识的头颅大有关系,何况汤若望这些西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殊。”(《辟邪论》下)于是他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开始连篇累牍地给朝廷发出雪片般地举报信。杨光先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在辅政大臣鳌拜处遇到了知音,以汤若望误用《洪范》五行作为导火索,康熙四年(1665),汤若望等西洋人士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三项罪名,被判死刑(后改流放),五名中国科技人员惨遭处决,废止《时宪历》,恢复《大统历》,并禁止中国居民信奉天主教。杨光先作为“京漂一族”,竟然进入钦天监。这就是康熙历狱的基本结局。
杨光先并非一味投靠权贵、邀宠朝臣的蝇营狗苟之辈,他有着十分清晰的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他曾明确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日食天象验》)杨光先这句名言及事迹,
康熙历狱的结局也许真的出乎杨光先的意料,这个徽州布衣竟然一跃而为京城大员。然而,他的顶子却是被其诬陷的科技人员的鲜血染红的。历狱风波过后,朝廷即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副。杨光先深知本人之斤两,用空洞的政治,虚伪的礼教攻击他人是拿手好戏,让他直接从事历法研究与历法制定,登刻原形毕露,底气尽失。于是他一方面战战兢兢连上五道“叩阍辞疏”,一方面将其举报信件辑成《不得已》以表心迹,一改对西洋学者的盛气凌人,他在皇上面前却胆怯心虚,坦承自己“只知历理,不知历数”,一个“不能算历之夫”,显然不能“滥受钦天之职”。岂知朝廷偏偏“认准”了这个人才,不仅屡辞不准,而且就地转正(改任钦天监监正)。正如《清史稿》所载,杨光先“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杨光先传》)
自恢复“大统历”后,杨光先等人在实际应用中屡出差错。清廷心知杨光先不能胜任,只得重新起用西洋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菲迪南特·阜泌斯脱,1623—1688,比利时人)主持历法。南怀仁当然有着为汤若望正名及将杨光先扳倒之用意,然而,如何判明《时宪历》与《大统历》之正误,如何判明汤若望与杨光先之是非,这在天文和历法学上,只凭信口雌黄、巧言令色是无法服人的。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南怀仁指出,“测验为诸辩之据”,即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轻的玄烨亲政之初,即决定让实践来充当裁判,并直接主持了两派历法的公开测验活动。康熙八年(1669),皇帝召集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等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命他们各自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之处”。经过连续三天的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而杨光先、吴明烜却屡出差误。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又召集大学士图海等20名大臣同到观象台观看南怀仁、吴明烜进行“立春”、“雨水”等五项测验,结果“南怀仁言悉应”而“明恒言悉不应”。经过多次实验和调查,证明汤若望、南怀仁所制历法精度更高。康熙毅然决定停用“大统历”,复用“时宪历”,罢黜杨光先钦天监监正,以南怀仁代之。杨光先的结局是,“坐光先斩,(皇)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列传五十九)
《清史稿》模仿《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在列传五十九之后也加了一段“论曰”:“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康熙帝)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揅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的确,康熙帝曾经给皇子们回忆过自己对天文、数学的兴趣与当初“历法之争”之间的渊源:“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庭训格言》)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都曾致力于学习西方文化与科技,但出发点不同,后者是为沙皇俄国之强大,前者只为强化个人的统治能力,“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一语道破心迹。
历史的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康熙历狱的阴影竟然覆盖了其后几个世纪。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愚昧无知,盲目排外的拳民蜂涌而上,位于北京滕公栅栏的外国传教士墓园惨遭劫难,墓地被毁、墓穴被掘、墓碑被砸。八国联军进京后,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于1903年重修墓地和教堂,并将散落的教士墓碑镶嵌在教堂的墙面上。清政府为此立碑称:“此处乃钦赐天主教历代传教士之茔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焚堂决墓,伐树碎碑,践为土平。迨议和之后,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勒于贞珉,永为殷鉴。大清光绪二十九年秋月立。”可以看出,清廷对这些墓碑的复原与重建,充满了太多的被迫与无奈。
1966年,“文革”狂飙骤起,墓园再次遭到摧残。不过这次的破坏者不是拳匪,而是杨光先式的红卫兵。红卫兵勒令主管单位3天内拆毁墓碑。有人提议,将传教士墓碑深埋地下,令其“永世不得翻身”,得到了红卫兵认可。传教士的墓地消失了,墓碑却被保存下来。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准重修外国传教士墓园。1979年墓地得到修复,并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目录。
康熙历狱距今已近350年,今日中国仍然不乏杨光先之类的御用文人,鸱张簧鼓,声嘶力竭,高扬的旗帜、弥漫的仇绪、空洞的言词、混乱的逻辑,拼命抵制世界文明潮流,将人类文明成果视若洪水猛兽。在当今,即使像康熙帝这样实用主义地学习西方文化与科技者也已罕见,更有一些人开始自傲地宣布《中国没有榜样》,甚至打造出“中国模式”,意味着中国可以批量制造可供各国模仿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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