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不如胡适之

安立志

这个标题带有比较的意味。

肯尼迪1961年1月就任每国总统，胡适1962年2月在台湾逝世。粗略翻了一下胡适年谱，他们二人至少在肯尼迪总统任期内没有交集。

当然，没有交集并非不能比较。自由主义作为每国的国家精神或基本价值观，肯尼迪与胡适之，一个是每国在职总统，一个是中国留美学生，对自由主义思想理解和阐述的是否准确，并不能以身份来决定。

肯尼迪是每国第35任总统，在他不到三年的任期内（1963年11月被暗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总统就职演说，一是古巴导弹危机。这位颇具语言天赋的总统，其就职演说，字斟句酌，文辞流畅，金句迭出，堪称经典。有人赞誉，这篇演说堪与每国历史上著名的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总统就职演说相媲美。肯尼迪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争议：“我的每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粹》，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40）

最早批评肯尼迪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弗里德曼是犹太人，出身工人阶级，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他曾三次访华，并与两任中共总书记会面与交谈。

弗里德曼的代表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于1962年出版，他对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批评，载入该书绪言中。这说明，这篇绪言撰写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他指出，“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他认为，“这句话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他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第一句，“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而下一句，“‘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应当如何看待肯尼迪这一观点呢？“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他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既不是一个赐惠和送礼的人，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他进一步指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绪论页4-5）

第二个批评肯尼迪的是美籍俄裔女作家、哲学家安·兰德（1905-1982）。安·兰德出生于鹅国，少年时期的她，目睹了布尔什维克的暴行，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1926年移民每国。这个深深了解苏俄弊端的年轻女士，很快成为每国文学和哲学界的著名人物，她创作的《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小说成为国际畅销书，后者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她的客观主义哲学也有大量拥趸，每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是她的粉丝之一。

安·兰德是小说家，为了提高感染力与说服力，她在演讲和著文时，也注意设置情节，即使是政治演讲也是如此。她为了反驳肯尼迪总统的观点，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她率先抛出了这样一段话，以考察听众的独立思考能力：

“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会反对下面这些话”——

“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个人位置的确定只取决于民族的利益，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任何认为个人至上的想法，不仅仅可笑，而且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存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高于个人精神和个人意志；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个人利益的范围并确定个人的义务。”（《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粹》，P139）

安·兰德之所以引用这样一段话，是因为它与肯尼迪“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的演讲，在精神实质上如出一辙。这段话如果不是安·兰德向在场的每国听众提出，而是在某国媒体上刊出，同样不会引起异议，更不会引起反对。而当安·兰德恶作剧般地揭开谜底——这段引言竟然摘自希特勒的演讲辞，听众受到的思想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安·兰德继续列举了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纳粹元帅戈林的类似言论，并与肯尼迪及其内阁官员的言论进行对比，她尖锐地指出，“贯穿这些言论的基本道德-政治原则是明白无误的：个人要服从于集体，并为集体做出牺牲。”然而，“这条原则是一切国家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包括福利国家主义和集权独裁主义。”（同上书，页142）

读者可能注意到了，弗里德曼和安·兰德对肯尼迪的批评，都是在1962年，而此时的肯尼迪则是每国在职总统，这一年肯尼迪正为推行他的“新边疆政策”不遗余力，内政上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外交上巩固联盟，美苏争霸，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就后世的评论来看，在历届每国总统中，肯尼迪并不是昏庸无能的。尽管如此，每国的知识分子仍以警惕的眼光盯着他的所有政治举措，安·兰德的批评似乎危言耸听，“肯尼迪先生不想坦诚地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他们身后出现的是法西斯主义。”（同上书，页159）

胡适（1891-1962），字适之。1910年通过庚款留美考试，就读于每国康乃尔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教授，并获得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很快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1930年11月27日，胡适为其个人作品集《胡适文选》撰写自序，题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对收入本书各个部分的文章作了介绍，特别指出，第二组的三篇文章“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于是作了如下阐述：“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文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11-512）

在胡适这段精彩论述中，最易为人诟病的是对“个人自由”或“个人主义”的理解。胡适早年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他非常了解传统中国的弊端，为了避免任意的歪曲与无端的攻击，他特别引证杜威教授的有关论述，对“个人主义”作了界定。他指出，个人主义有真假两种：

“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潘光哲编，法律出版社，2011年，页178）

胡适关于真假个人主义的论断，见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这是胡适为1935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日撰写的。在当时的中国，只有社会主义的思潮，没有社会主义的社会，以他对社会主义者的了解，有可能对其言论产生误解，并把个人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为此，他颇有预见地写下了几个反诘式的问题：“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同上书，页179）

胡适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在我们的社会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把个人主义当作洪水猛兽，1960年代末期，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斗私批修”运动，按照当时的逻辑，只有“狠斗私字一闪念”，才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那个非常的时期内，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个人意志的“老黄牛”、“螺丝钉”曾经是形象化的精神典型。普通基层民众甚至把“愿当ⅩⅩ一块砖，东西南北任Ⅹ搬”，作为响彻云霄的豪言壮语。

“老黄牛”、“螺丝钉”，或无思想，或无生命，“对牛弹琴”是找错了对象，对“钉”、对“砖”弹琴更是如此。对这类事物谈论自由意志、独立思想完全没有意义。只有人格健全、人身自由的个人，才有可能谈到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一群“只可使由之”的“老黄牛”，一堆“拧到哪里在哪里”的“螺丝钉”，只是只供役使、只供使用的家畜或零件，它们只具本能属性与工具属性，只能停留在“自然王国”，而不可能进入“必然王国”，它们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与《共产党宣言》所提倡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没有任何逻辑联系。

胡适离开祖国大陆五年之后在美国成了穷困潦倒的“寓公”，他的思想和学说在其母国遭到了一场长时间、大范围的政治批判。遭到批判的当然不是某种言论与话语，而是带有彻底清算的性质。我国向来就有“因人废言”的传统，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如同本人的思想自供状，自然在劫难逃。这一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变，胡适重新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有意思的是，在官方场合，公开肯定和宣扬胡适这一思想的却是一位美国总统。1998年6月，每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贵校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胡适教授在50多年前说过:‘有些人对我说，为了国家的自由你必须牺牲自己的个人自由。但我回答，为了个人自由而奋斗就是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奋斗。为了个性而奋斗就是为了国民性而奋斗。’我们每国人认为胡适是对的。”2005年台湾作家李敖也来到北京大学，他在演讲中提到了克林顿这次活动。他指出，克林顿的引用不完整，漏掉了胡适很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应当指出的是，胡适阐述这一思想时的前提，“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克林顿演讲辞的中文翻译是，“有些人对我说，为了国家的自由你必须牺牲自己的个人自由。”读者不妨对照一下，这句话与肯尼迪总统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至少在思想渊源上是一致的。

从前面的叙述来看，弗里德曼、安·兰德对肯尼迪的批评，所持的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所批评的是也正是肯尼迪的言论背离了自由主义。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曾是胡适的部属与同事，他评论说：“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每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每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季羡林散文合编（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页415）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具有漫长的发展历史，有人说，17世纪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是“自由主义之父”，他曾指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政府之创立“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政府论（下）》，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77、80）深受洛克影响的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谈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时，说的更直接，“一言以蔽之，使它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却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修订第三版，页77）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页20）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吸取了洛克自由主义思想的精华，“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自由的刻度》，钱满素著，东方出版社，2016年，页84）回顾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对自由主义本身的理解而言，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肯尼迪的确不如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