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以史为鉴”

安立志

“以史为鉴”这个话题已写过四篇，主题一以贯之。本篇拟作结尾，说说外国的类似史观。其实，中外都一样，都有如何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样的问题。

我在第一篇（即《略论“以史为鉴”》）中谈到，不存在前后相同的历史，“以史为鉴”没有实践价值。为此，列举了几位中外学者的观点作根据。偶然翻书，看到黑格尔也是这个意见。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二版跋，页24）看来引用黑格尔不成问题。

黑格尔也不认同“以史为鉴”的价值，他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页6）每一时代的“环境”与“情况”都是“特殊的”、“个别的”，因此，不存在相同的历史先例提供借鉴；“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回忆”之所以“徒劳无功”，正是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同样情形”。中外学者都认为，不存在先后相同的历史，“以史为鉴”的说法没有逻辑依据。有人却以“相似论”来辩解，声称没有相同的历史，也有相似的历史。如同古代中国的朝代更替被视为历史循环一样，相似的史实不过是形似而神异，貌是而情非，仔细考察每一次朝代变迁，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等内生因素或外在环境。如果硬要照猫画虎、画影图形，难免沦为笑柄，这是一种刻舟求剑、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不仅如此，黑格尔甚至对“以史为鉴”这种思路直接否定，“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同上）这就是说，在外国，在西方，也有人像司马光、张居正一样，向统治者提供《资治通鉴》、《帝鉴图说》之类的东西，却没有任何效果。黑格尔指出，这样的做法从“经验和历史”两个方面都被否定了，一个是他们没有“借鉴”到什么（“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一个是他们没有以此为鉴（“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

黑格尔是哲学家，是学者，虽然他曾为德皇制造专制理论（参看拙文《黑格尔的御用哲学》安立志：黑格尔的御用哲学_爱思想 (aisixiang.com)），但他的态度毕竟是学术的、理性的。因此，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上，他的两个“没有”都是被动的。在黑格尔去世后100多年里，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许多政治怪胎，一些暴君和权势者，为了实现野心、维护权势，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会考虑是否应以历史“为鉴”，对于历史，他们或无视、或篡改、或利用，其行为却是主动的、强势的、粗暴的。

第一则就发生在黑格尔的故乡德国。十几年前，德国发现一本“纳粹版”《圣经》，是根据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篡改的（德国发现纳粹版圣经 希特勒欲将自己打造成耶稣 (cnhubei.com)）。为了避免“以史为鉴”的麻烦，希特勒直接篡改历史，这一行径有点像明太祖朱元璋删改《孟子》，他篡改的不是历史纪录，而是宗教圣书。他出于对犹太人的偏见，抹去了《圣经》里所有犹太人的内容，并把原本出身犹太人的耶稣说成是雅利安人，把“摩西十诫”改写成“纳粹十二诫”。篡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宗教之名灌输纳粹主义。这本“纳粹版”的《圣经》被改名为《德国与主同在》，它和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一起被列为“第三帝国臣民们”必读的两本书。（2006年8月8日新华社专稿）

第二则发生在大洋国。大洋国、英社党都是小说《一九八四》中的文学虚构。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书中虚构了“忘怀洞”，按照英社党“‘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一九八四》，董鼎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32）的方针，“真理部”的使命之一就是对过去“每天，每时，每刻”“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加以修改、重印和销毁，“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以至于英社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只是“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因此，也就彻底失去了“以史为鉴”的可能性。（同上书，页36）

第三则发生在已经解体的红色帝国。大洋国的例子毕竟是虚构，而苏俄的行径则是历史的真实。先是通过电影伪造历史。还是在“公开化”时期，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扎伊采夫在莫斯科电视台作了关于禁映歪曲苏联党史、军史的《列宁在十月》等电影电视的讲话。他说，《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片伪造史实，篡改历史，可称为阴谋电影文学。苏联政府将《列宁在十月》等11部电影列为禁片，今后禁止在全苏上映。（1988年6月25日《文艺报》《列宁在十月》等片在苏禁映 - 百度文库 (baidu.com))

然后是篡改国家历史档案。苏联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夫·皮霍亚在俄罗斯《星火》杂志2003年第43期发表文章称，苏联时期曾经实施过一个被称为“控制过去”的纲要。当局认为，对档案实施控制，可以迫使研究人员所作出的正是“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2004年第4期《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与之相关的“废纸运动”，就是把当局认为不利的史料加以销毁。皮霍亚先生说，“废纸运动”自1919年开始兴起，直到后来都未曾结束过，以至于苏联的党务档案馆在1960～1970年代，大约超过2500万份档案被销毁。

奥威尔所谓的“控制过去”与“忘怀洞”，也在现实中找到了印证。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该书主编德·阿宁在引言中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苏联（特别是从二十年代末起）握有权柄的那个人或那些人，同样能够‘创造’历史，并利用他们伪造的历史来取得或者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在苏联，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或每个领袖集团，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页5-6）“控制”后的史料不再是史实，处理后的“废纸”已然“忘怀”，如此以来，把篡改、伪造、销毁历史作为系统工程，再谈“以史为鉴”，当然就成了笑话。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康雍乾的文字狱，被销毁、被篡改的是历史典籍，销毁、篡改行为本身也是抹不去的历史。遭到篡改、毁弃的历史也许真的销声匿迹，然而篡改、伪造、销毁历史的行为不也是历史么？在当时，这种历史可能无法形诸史籍，然而，却会储存在社会的记忆之中。他们的确不是“以史为鉴”，但是，他们的确是在“创造”历史，历史是会记住他们的，就像记住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