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以史为鉴”

安立志

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究竟是以历史“为鉴”，还是以史书“为鉴”，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李大钊认为应以历史“为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页81-82）舍弃史书，以活的历史“为鉴”，不太好操作。活的历史在哪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在炊烟袅袅的乡村，假如千年前的历史人物还在流动，历史画面还在重现，也挺可怕的。

因此，我以为，还是以史书记载的历史“为鉴”比较方便。中国历史悠久，史书汗牛充栋，应以哪些史书“为鉴”呢？人们知道，在我国，纪传体史书以《史记》最著名，编年体史书以《资治通鉴》最权威。然而，这两部史书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过，他又强调，“思想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前提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历史知识的前提。”（《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303、319）当今世界，各种名目的主义林林总总，但以主义主导历史，历史之“足”必须适于主义之“履”的并不多见。“《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其实是“替天行道”，代天子立规矩，主义先行，观念既定，其所编写的史实，都在孔子主义的框架里，史实之“足”必须适儒家之“履”。这一方针后被汉武帝定为国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指导大汉帝国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主义。因此，所有史书的编纂都必须以这一主义为指导，编写历史是否“以论带史”，结论先行，主义是否成了“历史过程的前提”，并非史家能决定。这样的史书，已然不是历史过程的纪录，不是历史研究的结果。面对这样的历史，已经不是“以史为鉴”，而是“以儒为纲”，“以论为据”了。

在中国史学界，《史记》的地位一直很高，被称为“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首。20世纪上半叶，一个矮小尖刻的倔老头就曾将其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35）然而，就是这部《史记》，即使在当时也倍受政客与学者的诋毁与攻击，其理由就是不符合儒家主义。

司马迁著《史记》之初，立意继承孔子的史学传统，他以《春秋》为范本，“《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汉书》第9册，中华书局，1962年，页2718）司马迁的苦心，并未得到时人的理解，反而遭到壶遂的质疑，他认为，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今圣君贤臣，躬逢盛世，“夫子所论，欲以何明？”面对壶遂的诛心之论，司马迁赶紧解释，“余所谓叙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也。”（同上书，页2719）

前后汉400余年，对《史记》的批评与质疑，主要指其偏离了孔子主义。西汉的扬雄认为，司马迁作《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第11册，页3580）东汉的范升也认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后汉书》第5册，中华书局，1965年，页1229）三国时蜀汉的谯周竟因为“司马迁《史记》，……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晋书》第7册，中华书局，1974年，页2142）

攻击司马迁最厉害的，却是史家同行班彪、班固父子。班彪批评司马迁修史，与上述诸人一样，指《史记》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第5册，页1325）班固则利用纂修《汉书》的机会，系统地开列了《史记》的错误，“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汉书》第9册，页2738）不特如此，他甚至从政治上批评《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文选·典引》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2158）指责司马迁利用修史，讽刺朝政，抹黑朝廷。

王允对《史记》的定性更严重了。蔡邕是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董卓死后，“王允怒其悲董卓，乃下廷尉，欲杀之，邕自狱中上书曰，欲‘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允不从，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第7册，页2006）司马迁备受屈辱毕竟修成了《史记》，蔡邕连宫刑的待遇也无缘享受，最终难逃一死，汉史当然无从修成。应当注意王允对《史记》的评价——“谤书”。“谤书”自然是对朝廷的诽谤，当然是不能“为鉴”的。

《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儒家主义的真诚信奉者，治史与从政也以儒学为规范，他指出：“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资治通鉴》第8册，中华书局，1956年，页3868）贯穿《资治通鉴》的精神内核正是儒家思想。司马光甚至通过史书为儒学来辩护。当汉宣帝驳斥皇太子“宜用儒生”的建议时，对儒家颇有微词，“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臣光曰”随即为儒家进行辩驳，他批评汉宣帝“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的说法过分了（“岂不过哉？”）（同上书第2册，页881）就是鲜明例证。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阐明了这部史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书第20册，页9608）然而，更为纯种的儒家人物，无视本书宏旨，专就细节提出质疑，重点仍然是司马光治史违反了儒学主义。这方面的人物，主要是程颐与朱熹。

程颐、程颢兄弟，同出大儒周敦颐门下，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资治通鉴》尚未告竣，程颐就想以其思想与学说干预编辑工作。

君实（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程颐）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页19）

按照他的理解，唐太宗因玄武门之变而登基，唐肃宗趁玄宗逃蜀而上位，都是篡权行为。而魏征作为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却成为李世民的谏臣，忠臣不事二主，这分明是背叛行为，理当死罪。司马光却有自己的立场，对于程颐的见解，并未采纳。

南宋理学家朱熹，其正统观念更为浓厚。他首先对《通鉴》最初几卷“吹毛求疵”。

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002）

他认为，尽管东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擅自称王毕竟是非法的，司马光却未予“正名”。而诸葛亮出师讨贼却被称“入寇”，这是把蜀汉当成叛乱政权。而朱熹是坚持“帝蜀寇魏”的。他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朱子全书》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22），其目的就是纠正《通鉴》本身的偏颇与缺陷。

中国古代史书，以主义为精魂，但主义的物化是权力。史家奉行主义不到位是有风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只因触怒了国君或权贵，招来杀身之祸。司马迁也不例外。正是因为触怒了主义背后的专横权力，才导致了史家的悲惨结局。司马迁修史，本欲“力诵圣德”，拍拍马屁，“以求亲媚于主上。”（《汉书》第9册，页2719、2729），然而，这个直书不隐的良史最终得罪了汉武帝。魏明帝（曹操之孙）站在皇权立场认为司马迁罪有应得，“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臣下“非贬”皇上，当然违反了主义。王肃倒是讲了公道话：“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三国志》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418）

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范升博士左手批《春秋》，右手打《史记》，虽也知道“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然而，“稽古”与“述旧”的资源并非来自历史或史书，而是来自权力，从根本上说来自先帝，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一个重要原则——“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后汉书》第5册，页1228）立场很明确——凡是先帝怀疑的就要怀疑，凡是先帝相信的才能相信。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什么“以史为鉴”，只需要“以帝为鉴”，即以先帝对世界的看法为尺度，以先帝对事务的判断为准绳，这样的标准与圭臬一确立，什么“镜子”与“鉴戒”都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