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以史为鉴”

文 \ 安立志

毋庸解释，“以史为鉴”的“鉴”是镜子，无论青铜镜还是玻璃镜，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镜子有好坏之分，面容与镜相，无损益，无扭曲，里外一致，就是好镜子。正因如此，才有了刘禹锡的《昏镜词》（《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561），貌美的自然喜欢“皎如”的明镜，貎丑的宁可购买“雾如”的昏镜。唐太宗的“以铜为鉴”与“以古为鉴”，道理是一样的，“以史为鉴”，也有“史”的选择问题。李世民就非常介意“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资治通鉴》唐纪十二），于是打破了皇帝不得查看“起居注”的前代惯例。

加籍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指出：“当人们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谈论‘适当的’历史的必要性时，其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只会选择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欢的历史叙述。”（《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页145）“期待”与“喜欢”，显然属于人性的主观而非史实的客观，“假历史”也是如此选择的结果。

在皇权专制之下，作为史书作者，有直书与曲笔之分；所形成的史书，有信史与伪史之异，而且“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史通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页394）。因此，假历史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统治者，也会对史实进行斟酌，进行选择，既有要求记住的，也有要求忘记的；既有锦上添花的，也有佛头着粪的；既有移花接木的，也有偷梁换柱的……歪曲与篡改之后的，只能是假历史。

史实的真实是首要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3）人们在引用这句名言时，往往把这个“真”字遗漏掉。梁启超也强调，“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62）既是“事实”，又冠之以“真”，可见其对“假历史”之担心。

麦克米伦认为，历史的滥用不可能避免假历史，“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以便使我们错误对待他人的行径合理化”，或“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都属于滥用历史。（《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引言）她在这里使用了几个“关键词”，对历史进行“创造”的结果，只能是“谎言”——“假历史”。

其实，在她之前，克罗齐就分析过三种“假历史”，即语文性历史、诗歌性历史、修辞性历史。麦克米伦是女性，行文比较婉转，她把“假历史”称为“不好的历史作品”，并零星列举了几种情况：

“那些不好的历史作品，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这类作品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同上书，页48）“当人们发现某些证据可能会挑战他们所偏爱的历史观点时，他们会故意忽视甚至压制那些证据。”（同上书，页92-93）她变换了主语陈述道，“我们会通过歪曲过去事件的真相，来证明我们的行为总是正当的，而敌人总是错误的。”（同上书，页123）这样的列举显然失之不系统和无条理，不过，只要认真思索一下，又似乎感同身受。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指出：“为什么所有统治者都让年轻人在学校学习历史？不是要他们去理解他们的社会及其变迁，而是要他们来赞许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而自豪，要他们开始就是，或逐渐变成美利坚或者西班牙或者洪都拉斯或者伊拉克的驯服公民。并且这也适用于事业和运动。作为心灵启迪和意识形态的历史逐渐成为自我辩解的神话。”（《论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页42）

历史，无论作为龟甲、铜鼎、竹简、石碑或古籍上的遗迹，都是死亡了的客观存在。一旦“以史为鉴”，即意味着赋予这些史迹以生命，那就有了如何对待史迹的问题。对历史采取文过饰非、无中生有、偷梁换柱式的“创造”或“选择”，当然是“假历史”。如果一定使之“为鉴”的话，那它只能是凸透镜、凹透镜或者哈哈镜。“以史为鉴”，无论提醒自己，还是要求他人，都要摈弃假历史。假历史之于自己，“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若乳酪”（鲁迅语），顿时感到膨胀与睥睨；假历史之于他人，或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或蚂蚁缘槐，蚍蜉撼树，油然生出厌恶与鄙夷。

“画工弃市”的故事并非历史。毛延寿的人物画很传神，“丑好老少必得其真”。他本来是有能力向皇上提供王嫱的美丽“真相”的。只因王嫱拒绝向其行贿，他出于一己之私，竟向皇上伪造了王嫱的丑陋“假相”。元帝被骗了，昭君出塞了，毛延寿被杀了（《西京杂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4）。如果将画工的作品比作历史，毛延寿创作了“假历史”，汉元帝相信了“假历史”，于是诞生了一桩古代的外交悲剧，亦可见“假历史”之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