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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以史为鉴”

 

文 \ 安立志

 

毋庸解释,“以史为鉴”的“鉴”是镜子,无论青铜镜还是玻璃镜,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镜子有好坏之分,面容与镜相,无损益,无扭曲,里外一致,就是好镜子。正因如此,才有了刘禹锡的《昏镜词》(《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561),貌美的自然喜欢“皎如”的明镜,貎丑的宁可购买“雾如”的昏镜。唐太宗的“以铜为鉴”与“以古为鉴”,道理是一样的,“以史为鉴”,也有“史”的选择问题。李世民就非常介意“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资治通鉴》唐纪十二),于是打破了皇帝不得查看“起居注”的前代惯例。

加籍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指出:“当人们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谈论‘适当的’历史的必要性时,其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只会选择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欢的历史叙述。”(《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页145)“期待”与“喜欢”,显然属于人性的主观而非史实的客观,“假历史”也是如此选择的结果。

在皇权专制之下,作为史书作者,有直书与曲笔之分;所形成的史书,有信史与伪史之异,而且“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史通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页394)。因此,假历史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统治者,也会对史实进行斟酌,进行选择,既有要求记住的,也有要求忘记的;既有锦上添花的,也有佛头着粪的;既有移花接木的,也有偷梁换柱的……歪曲与篡改之后的,只能是假历史。

史实的真实是首要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3)人们在引用这句名言时,往往把这个“真”字遗漏掉。梁启超也强调,“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62)既是“事实”,又冠之以“真”,可见其对“假历史”之担心。

麦克米伦认为,历史的滥用不可能避免假历史,“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以便使我们错误对待他人的行径合理化”,或“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都属于滥用历史。(《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引言)她在这里使用了几个“关键词”,对历史进行“创造”的结果,只能是“谎言”——“假历史”。

其实,在她之前,克罗齐就分析过三种“假历史”,即语文性历史、诗歌性历史、修辞性历史。麦克米伦是女性,行文比较婉转,她把“假历史”称为“不好的历史作品”,并零星列举了几种情况:

“那些不好的历史作品,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这类作品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同上书,页48)“当人们发现某些证据可能会挑战他们所偏爱的历史观点时,他们会故意忽视甚至压制那些证据。”(同上书,页92-93)她变换了主语陈述道,“我们会通过歪曲过去事件的真相,来证明我们的行为总是正当的,而敌人总是错误的。”(同上书,页123)这样的列举显然失之不系统和无条理,不过,只要认真思索一下,又似乎感同身受。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指出:“为什么所有统治者都让年轻人在学校学习历史?不是要他们去理解他们的社会及其变迁,而是要他们来赞许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而自豪,要他们开始就是,或逐渐变成美利坚或者西班牙或者洪都拉斯或者伊拉克的驯服公民。并且这也适用于事业和运动。作为心灵启迪和意识形态的历史逐渐成为自我辩解的神话。”(《论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页42)

历史,无论作为龟甲、铜鼎、竹简、石碑或古籍上的遗迹,都是死亡了的客观存在。一旦“以史为鉴”,即意味着赋予这些史迹以生命,那就有了如何对待史迹的问题。对历史采取文过饰非、无中生有、偷梁换柱式的“创造”或“选择”,当然是“假历史”。如果一定使之“为鉴”的话,那它只能是凸透镜、凹透镜或者哈哈镜。“以史为鉴”,无论提醒自己,还是要求他人,都要摈弃假历史。假历史之于自己,“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若乳酪”(鲁迅语),顿时感到膨胀与睥睨;假历史之于他人,或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或蚂蚁缘槐,蚍蜉撼树,油然生出厌恶与鄙夷。

“画工弃市”的故事并非历史。毛延寿的人物画很传神,“丑好老少必得其真”。他本来是有能力向皇上提供王嫱的美丽“真相”的。只因王嫱拒绝向其行贿,他出于一己之私,竟向皇上伪造了王嫱的丑陋“假相”。元帝被骗了,昭君出塞了,毛延寿被杀了(《西京杂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4)。如果将画工的作品比作历史,毛延寿创作了“假历史”,汉元帝相信了“假历史”,于是诞生了一桩古代的外交悲剧,亦可见“假历史”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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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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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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