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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安立志

 

前两篇讨论了“以史为鉴”的逻辑,本文谈的是“以史为鉴”的主体。

自秦以降,皇权专制绵延两千多年,“悲风成阵,荒烟埋恨,碑铭残缺应难认。知他是汉朝君,晋朝臣。”尽管他们“把风云庆会消磨尽,都做了北邙山下尘。”(张养浩《山坡羊·北邙山怀古》)然而,历史就蕴藏在这岁月烟尘之中。秦汉砖瓦,晋唐衣冠,古墓碑铭,残帛断简,历史镜鉴原本不难寻觅。然而,一部中国史,却是走马灯式的王朝循环。帝王将相、草莽英雄都梦想着“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彼可取而代也”(项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像嬴氏政权一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地传下去,生时争权夺利,死后埋尸黄土,他们何曾想过前朝兴废可为历史镜鉴?即使唐太宗这种常常惕励于“亡隋”的统治者,在其执政末期,不也在重复杨广的错误?

最权威的“以史为鉴”是李世民的“三镜论”。唐代的《千秋金镜录》,宋代的《资治通鉴》,明代的《帝鉴图说》,也是“以史为鉴”的重要样本。区别在于,“三镜论”是最高统治者在倡导“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是君主的主动行为;后三者是臣下期望皇上“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是君主的被动行为。

唐玄宗李隆基诞辰之际,群臣献宝镜者多有,张九龄却献上了一部虚拟的“宝镜”——《千秋金鉴录》,他居然还振振有词:“明镜,所以鉴形者也,有妍蚩,则见之于外;往事(即历史),所以鉴心者也,有善恶,则省之于内。”(《张九龄集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页700)别人的明镜只能看外形,他的“金鉴”却能鉴内心。用心是良苦的。然而,他向李隆基进“金鉴”时,正值开元盛世,不久就开启了天宝乱局,大唐走上了下坡路。“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张养浩《山坡羊·骊山怀古》)张九龄的“金鉴”是白献了,李隆基何曾“以史为鉴”?其自身经历则完全重复了齐桓公、秦始皇始盛终衰的“周期律”?张九龄对李隆基“以史为鉴”的期盼落了空。

明代首辅大臣张居正为把年仅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即万历皇帝)培养成有道明君,用心编纂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皇帝教科书——《帝鉴图说》,“帝鉴”者,皇帝的镜子也。书中既有“圣哲芳规”正面的榜样,也有“狂愚覆辙”负面的教训。此书基于“前王之遗轨,后王之永鉴”的宗旨,“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以备乙览,存考镜焉。”张居正特别强调,“鉴”与“不鉴”是不一样的,“罔轨于圣哲,而狂愚是蹈焉,由鉴与罔鉴间耳。”朱翊钧也是一个唐玄宗式始盛终衰的人物。其执政前期一度呈现“万历中兴”之局;但在后期,他却怠于政事,荒于酒色,甚至近30年不上朝理政。尤为可悲的是,他竟把为其编纂《帝鉴》并辅助其执政的早已去世的张居正,抄家夺爵,打入另类。在其驾崩24年后,大明王朝终于土崩瓦解。

在“以史为鉴”问题上,没有谁比唐太宗李世民的“三镜论”更深入人心了。先说“以人为镜”。魏征是被李世民当作“人镜”的,“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资治通鉴》唐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页6105),然而,魏征生前,他就曾放言:“会须杀此田舍翁。”(同上书,页6096)及至魏征去世,他对群臣当面宣称:“魏征殁,朕亡一镜矣!”“望哭尽哀”,感情似乎很真诚,并亲自撰写碑文,以示悼念和表彰。(同上书,页6184)魏征弥留之际,李世民亲去探望,并当面表态,把他女儿(衡山公主)许配魏征之子。岂料坟草未青,李世民却因其有“阿党”之嫌,“踣碑悔婚”,砸毁他亲自为之撰写的碑文,废除他亲口许诺的儿女婚约(同上书,页6202)。

“以古为鉴”,李世民也并非什么楷模。虽然李世民经常强调以亡隋为鉴,然而,从其23年的执政历程来看,其晚期远远不如早期。正因如此,贞观十三年,魏征给他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疏,对其执政前后进行对比,指出其后期“渐不克终”的十大表现。(《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296-300)。甚至贞观末年,皇宫有一名叫徐惠的嫔妃也看出了李世民在执政上的前后不一,她批评李世民“东征高丽,西征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对于皇上这种重蹈隋炀帝覆辙的执政行为,她也来了一回“以史为鉴”,“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页6254)从唐太宗的后期,隋炀帝的背景影绰依稀。

在古代,“以史为鉴”是君主与朝廷的选择;在当下,“以史为鉴”则是权力与官方的选择。对政治人物来说,“以史为鉴”只是倡导,只是宣言,既非制度,也非法律,于权势者根本不具约束力。有为的君主,鉴于前代的兴亡与成败,励精图治,临深履薄;平庸的政客,无视时代潮流与趋势,志得意满,傲视千古。“以史为鉴”的初衷,意在对权力有所制约与警策。然而,恰如孟德斯鸠所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154)在人类制度史上,成功的经验,只能以权力制约权力,把“以史为鉴”作为约束权力的措施,自古以来没有成功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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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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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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