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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以史为鉴”

 

文 \ 安立志

 

 

“鉴”是古代的镜子,多以铜制成,“以铜为镜”,即为此义。“以史为鉴”,是把历史当镜子,最权威的用法是,唐玄宗生日,张九龄修过一部《千秋金鉴录》;宋神宗时期,司马光编了一部《资治通鉴》。唐太宗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人们耳熟能详,都是“以史为鉴”的意思。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就《资治通鉴》的“资”和“鉴”作过阐述。如何理解这个“资”:“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船山全书》10,岳麓书社,1996年,页1182)“鉴”又如何理解呢?“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同上)两段论述似乎都在诠释“以史为鉴”。

古人所谓“金鉴”或“通鉴”,主语都是帝王或朝廷,其中的得失之论,也有兴衰、成败、治乱的含义。这说明,历代统治者对“以史为鉴”向来是肯定和重视的。然而,现代史上,一位笃心学问、不事张扬的史学家吕思勉,却对此提出了异议。

吕思勉如此设问——“历史到底有什么用?”他指出:“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吕思勉文集》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1)“历史是前车之鉴”,不就是“以史为鉴”吗?似乎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后人都是被动的、听话的追随者,前人的“得”,后人当作范例,只能有样学样;前人的“失”,后人视为陷阱,以免重蹈覆辙。

问题是,以往真的存在过这种时空相隔,一模一样的历史么?如同镜子一样,让后人顺从地、乖乖地来“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吕思勉质疑:“世界上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同上)在这点上,梁启超也持相同立场,“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出版社,2000年,页134、137)史学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历史事实“从无同铸一型”,历史个性偏又“无一从同”,迥然不同的历史镜像,如何作为现实的观照?

不必为梁启超、吕思勉这样的学者打上阶级标签,恩格斯也指出,“历史结果”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历史“合力”创造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696)其中包括“许多单个的意志”、“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等因素。即使在科技发达的当今时代,从这扑朔迷离的历史乱象中,人们能够找出多少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如何找出古为今用的模板与范例?英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则指出:“历史赋予了当代社会什么启示,因为它们完全不同于过去,因为它们没有先例可以援引。我并不仅是指差异。即使在历史进行最有效的归纳时——在我看来,如果历史不进行归纳,就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也总是看出差异。”(《论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页34-35)他的看法对“以史为鉴”更具否定性。

逻辑如此,事实也是如此。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109)意思是说,中国的历史不过是过客们走马灯式地上场、下台的大舞台;这样的历史无非是生死轮回、兴亡循环的历史怪圈。倘如此,岂不为“以史为鉴”提供了极大方便。假如方兴的汉朝以覆灭的秦朝为鉴,崛起的唐朝以崩溃的隋朝为鉴,中国史上将会减少多少朝代更替、王旗变幻?然而,“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张养浩《山坡羊·咸阳怀古》)前朝的成功并不能为后世提供足资传承的经验;后世的失败也未从前朝学到偷生避险的教训。不是古人不想“以史为鉴”,实在是古往今来根本不存在可以复制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历史模板。

历史总是在人们的身后,人们总是要走向未来。“以史为鉴”是否意味着,前行的人们身后悬着一面历史之鉴,“以史为鉴”就要不断地“向后看”。然而,毕竟人们不能总盯着身后的镜子倒着走。如果像孔夫子一样,整天“克己复礼”“信而好古”“尧舜禹”“吾从周”式的“以史为鉴”,总有倒行逆施、复古主义之嫌。加籍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指出,“历史的作用就像汽车的后视镜。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只回头看它,你就会掉进沟里;但后视镜帮助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还可以让你知道路上还有谁。”(《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页179-180),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只有结果与定论,而非模板或图纸。按照“后视镜”的理论,历史还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方位和信息,从而使我们知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并帮助我们在危险之时化险为夷。“以史为鉴”不妨这样理解。

无须厚古薄今,不妨古为今用。今天的国人没必要为脏唐臭汉自惭形秽,也不必为雄汉盛唐而沾沾自喜。人们的行为不应为历史所笼罩,人们的思维不应被古人所控制。在这点上,邓小平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更具有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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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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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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