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以史为鉴”

文 \ 安立志

“鉴”是古代的镜子，多以铜制成，“以铜为镜”，即为此义。“以史为鉴”，是把历史当镜子，最权威的用法是，唐玄宗生日，张九龄修过一部《千秋金鉴录》；宋神宗时期，司马光编了一部《资治通鉴》。唐太宗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人们耳熟能详，都是“以史为鉴”的意思。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就《资治通鉴》的“资”和“鉴”作过阐述。如何理解这个“资”：“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船山全书》10，岳麓书社，1996年，页1182）“鉴”又如何理解呢？“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同上）两段论述似乎都在诠释“以史为鉴”。

古人所谓“金鉴”或“通鉴”，主语都是帝王或朝廷，其中的得失之论，也有兴衰、成败、治乱的含义。这说明，历代统治者对“以史为鉴”向来是肯定和重视的。然而，现代史上，一位笃心学问、不事张扬的史学家吕思勉，却对此提出了异议。

吕思勉如此设问——“历史到底有什么用？”他指出：“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吕思勉文集》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1）“历史是前车之鉴”，不就是“以史为鉴”吗？似乎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后人都是被动的、听话的追随者，前人的“得”，后人当作范例，只能有样学样；前人的“失”，后人视为陷阱，以免重蹈覆辙。

问题是，以往真的存在过这种时空相隔，一模一样的历史么？如同镜子一样，让后人顺从地、乖乖地来“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吕思勉质疑：“世界上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同上）在这点上，梁启超也持相同立场，“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出版社，2000年，页134、137）史学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历史事实“从无同铸一型”，历史个性偏又“无一从同”，迥然不同的历史镜像，如何作为现实的观照？

不必为梁启超、吕思勉这样的学者打上阶级标签，恩格斯也指出，“历史结果”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历史“合力”创造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696）其中包括“许多单个的意志”、“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等因素。即使在科技发达的当今时代，从这扑朔迷离的历史乱象中，人们能够找出多少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如何找出古为今用的模板与范例？英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则指出：“历史赋予了当代社会什么启示，因为它们完全不同于过去，因为它们没有先例可以援引。我并不仅是指差异。即使在历史进行最有效的归纳时——在我看来，如果历史不进行归纳，就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也总是看出差异。”（《论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页34-35）他的看法对“以史为鉴”更具否定性。

逻辑如此，事实也是如此。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109）意思是说，中国的历史不过是过客们走马灯式地上场、下台的大舞台；这样的历史无非是生死轮回、兴亡循环的历史怪圈。倘如此，岂不为“以史为鉴”提供了极大方便。假如方兴的汉朝以覆灭的秦朝为鉴，崛起的唐朝以崩溃的隋朝为鉴，中国史上将会减少多少朝代更替、王旗变幻？然而，“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张养浩《山坡羊·咸阳怀古》）前朝的成功并不能为后世提供足资传承的经验；后世的失败也未从前朝学到偷生避险的教训。不是古人不想“以史为鉴”，实在是古往今来根本不存在可以复制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历史模板。

历史总是在人们的身后，人们总是要走向未来。“以史为鉴”是否意味着，前行的人们身后悬着一面历史之鉴，“以史为鉴”就要不断地“向后看”。然而，毕竟人们不能总盯着身后的镜子倒着走。如果像孔夫子一样，整天“克己复礼”“信而好古”“尧舜禹”“吾从周”式的“以史为鉴”，总有倒行逆施、复古主义之嫌。加籍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指出，“历史的作用就像汽车的后视镜。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只回头看它，你就会掉进沟里；但后视镜帮助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还可以让你知道路上还有谁。”（《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页179-180），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只有结果与定论，而非模板或图纸。按照“后视镜”的理论，历史还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方位和信息，从而使我们知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并帮助我们在危险之时化险为夷。“以史为鉴”不妨这样理解。

无须厚古薄今，不妨古为今用。今天的国人没必要为脏唐臭汉自惭形秽，也不必为雄汉盛唐而沾沾自喜。人们的行为不应为历史所笼罩，人们的思维不应被古人所控制。在这点上，邓小平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更具有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