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胡问答”的始末

安立志

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一则“梁胡之问”的图片信息，上面是梁（梁漱溟）、胡（胡适）二人的头像，下面是一问一答几行文字。近年来，微信信息有许多所谓的名人名言，这类名言，不明出处，不知来路，有许多原本就是打着名人名义杜纂的。这则图片信息，同样缺乏信息来源，不明事件本末，甚至这题目起得也不确切。“梁胡之问”从字面理解，好像是梁、胡二人都在发问。随后翻书，发现《胡适全集》、《胡适文集》都收录了梁、胡二人的这段文字往还，这大约就是出处（原文最初收入。内容太长，删繁就简，略窥一斑吧。

缘  起

1930年，聚集在上海《新月》旗下、以胡适为代表的几位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关注国家的现状与前途，采取选定问题，写出论文，大家讨论的方式，以期问题的深入认识与分析。这一年，这个文化小团体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问题？》总题之下，又设若干子题，分给每人。4月10日，胡适在《新月》第2卷第10号先写了一篇引论，围绕总题，提出两个目标，一是消极目标，一是积极目标。消极目标是“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积极目标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

他在“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一目标之下，列出了“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即：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351。以下同书只注页码）这“五大敌”也被时人称为“五鬼闹中华”。

也许他考虑到可能的质疑，他用排除法事先把排除内容作了防御：“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页353）他在作了以上说明后，接着宣布了“积极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页356）

正是胡适的引论特别是他的“五大恶魔”的说法，构成了梁漱溟提出质问的引线。

梁  问

1930年6月16日，梁漱溟在《村治》杂志第1卷第2期发文，对胡适的引论提出尖锐质问。他的文章比较长，核心在以下几项质疑。梁漱溟指出：“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页365-366）梁漱溟先生笔锋犀利，他就“帝国主义”问题向胡适发出“第一击”之后，接着又问道：

“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页368）

从梁先生的质问可见，他认为，造成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的“症结”是帝国主义，胡适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打倒“五鬼”自然是治标不治本。胡适在引论中排除梁漱溟质疑对象的同时，事先针对可能的质疑作了防御。由于梁漱溟没有对胡适的排除理由进行反驳，而是长篇大论、自顾自地进行论述，从而削弱了质疑本身的力量。

胡  答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坛佳话。胡适、梁漱溟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二人围绕一个共同问题质疑答辩，何况这问题关乎国运，自然会引发人们的关注。高手过招，兹事体大，加之问题重大，论点敏感，同年7月29日，胡适还是在《新月》（第3卷第2期）发文对梁漱溟的质问作出回答：

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今日冯、阎、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页373）

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页373）

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页373）

胡适的答辩也很有可读性。他在作了必要的论述与铺垫后，句句反问，步步反击，整个答问显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在他的答卷中，有一句话可谓画龙点睛：“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地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页373）

绪  语

应当指出的是，朋友圈转发的“梁胡之问”，虽系信息碎片，其实体现了很强的倾向性，那就是否定梁问，赞成胡答。

经过“十年浩劫”的一代中国人，都曾经历过“全民学哲学”，《矛盾论》就是必学的“五篇哲学著作”之一。所谓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起作用。胡适“责己不责人”的主张，歪打正着地阐述了事物变化的“内外因”，别人看到的是有形之敌、外来之敌——帝国主义，胡适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内在之敌——“五大恶魔”。一个民族的衰败，一个国家的落后，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大的危险在内部。“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十大元帅毁于内部斗争”，无论逻辑与历史都是如此。

人们往往以为今人胜古人，今人比古人更聪明，是因为今人掌握了辩证法。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总结了秦朝与六国灭亡的教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卷，中华书局，页10）由此可见，内因重于外因，责己先于责人，不是什么辩证法，而是历史教训。今人被同一块石头绊倒，是否比古人更蠢。

许多人把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屈辱，片面归结为外敌入侵。外敌入侵毕竟是外部因素。正如胡适所说，日本也曾遭到列强入侵，也曾被迫打开国门，也曾签订屈辱条约，何以快速崛起？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败与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满清君臣的封闭与腐败，一方面妄自尊大，一方面固步自封，一会强调“祖宗之法”，一会强调“中体西用”，甚至马克思都把不争气的中国称作“木乃伊”和“活化石”。面对如此冥顽不灵的“活化石”，什么外在条件也无法让其发生变化。

即以胡适所说的日本为例，日本以学习外国起家，无论模仿，还是照抄，并未失去自身传统。鲁迅兄弟早年留学日本，周作人指出，日本文化古来取资中土，却能“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内因足够强大，于是他“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666）其实也是内因重于外因。

一个单位，一个国家，难免犯错误，遇坎坷。要纠正错误，走出坎坷，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自己。“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页172）”最大的威胁在“境内”而非“境外”，最大的敌人在“内部”而非“外部”，阻碍改革与进步的势力，才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敌人。发生问题，推责于外部；造成人祸，归罪于自然；出现失误，推卸给对方。《矛盾论》早就批评过：“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责任完全在对方”也好、“责任完全不在我方”也罢，这样的托词，往往体现为固执己见，讳疾忌医，醉死不认这壶酒钱。

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成果辉煌。有人却是抱怨连连，官员腐败怪外国，道德滑坡怪外片，产业畸形怪外企，工人失业怪外资，“老虎成群”、“苍蝇成阵”，都是“外来影响的结果”，从来不在“丛林”与“粪坑”里找原因。“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论》）近代以来，外来因素无非器物、典章与文明。器物引进向来无碍，无论坚船利炮，还是汽车电脑，唯独在典章与文明上扭扭捏捏，踌躇不前。一个国家对内因抱残守缺的坚守，对外因不辨良莠的引进，这样的国家唯有自外于世界文明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