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书影里的鲁迅

——辑录鲁迅与尼采的若干资料

安立志

一、“中国的尼采”

鲁迅头衔很多，人们最熟悉的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第一圣人”。其实，在他被捧上神坛之前，北京文化界也有人送他一顶桂冠——“中国的尼采”。

1926年1月30日，徐志摩作为《晨报副刊》编辑在编发陈西滢、周作人相互攻击的“一束通信”时加按语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狠，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徐志摩全集》第二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375）这大概是鲁迅被称为“中国的尼采”的原始出处。

1941年是鲁迅逝世五周年，孙伏园回忆说，“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所谓‘托尼学说’，‘托’是指托尔斯泰，‘尼’是指尼采。”（《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5年，页71）一般认为，孙伏园说的“从前”，当在鲁迅离开北京之前，时间与徐志摩文章相距不远，因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与刘半农再没见过面。

“中国的尼采”，虽未见鲁迅的明确否认，以鲁迅的性格，显然不会接受；“托尼学说”，还捎带着“魏晋文章”，鲁迅也并未反对。的确，鲁迅从未自封过“中国的尼采”，也从未抢过这样的桂冠。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道出了鲁迅与尼采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密切联系。把鲁迅的创作概括为“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显然有失公允；把鲁迅称之为“中国的尼采”，似乎有失简单，因为这些说法并不能概括鲁迅的全部思想与全部创作。但无视鲁迅与尼采的精神联系，或把这种联系硬说成鲁迅对尼采的拒斥与决裂，甚至把鲁迅与尼采分明一致的地方也说成是对尼采的批判，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鲁迅对尼采的译介

郭沫若指出，20世纪初期，也就是清朝末年，许多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在当时，“尼采思想及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而身在日本的鲁迅，就“曾醉心过尼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卷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页305）鲁迅在日留学时，已有较好的德文基础，这为他阅读和翻译德国文学提供了方便。据鲁迅之弟周作人回忆：“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327）

1906年，鲁迅回国完婚后再度赴日，1907-1908年间完成了几篇文言论文。他的《摩罗诗力说》即以尼采语录作为开篇语，“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65）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更是对尼采多番称引，评价甚高。此文应是他全面接受和阐述尼采思想的代表作。

1918年，他用文言翻译了尼采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该书现通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系该书第一卷《序言》的前三节。徐梵澄作为鲁迅的忘年交，如此评论这篇译作，“那译笔古奥得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这篇译文没有发表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华文第一译。”（《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页140）1920年，鲁迅再度翻译这部著作，这次用的是白话文。不过，他仍未译完全书，他完成的只是《序言》的前九节，题曰《察拉斯忒拉的序言》，并附有他对序言各节的解释，刊于1920年6月《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五期。他在《译者附记》里指出：

《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尼采的重要著作之一，总计四篇，另外《序言》一篇，是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作的。因为只做了三年，所以这本书并不能包括尼采思想的全体；因为也经过了三年，所以里面又免不了矛盾和参差。

序言一总十节，现在译在前面；译文不妥当的处所很多，待将来译下去之后，再回上来改定。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理解。（《鲁迅全集》第10卷，页482）

1930年，鲁迅在《二心集》里，对中国的翻译现状表达了不满，“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鲁迅全集》第4卷，页216）从他一向的关注点来看，鲁迅对翻译界的不满，主要是对尼采翻译的不满。他对国内知识界从大谈尼采到大骂尼采，却又不重视翻译尼采提出了批评，这至少表明了鲁迅对尼采的某种情愫。他也对过去自己对尼采的翻译不满意，“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同上）鲁迅似乎对自己的日文水平更有信心。

他终究未能兑现“我还想这样做”的设想。1935年，也是鲁迅去世的前一年，鲁迅忙于翻译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但他仍然牵挂着翻译尼采著作，他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够“这样做的人”。以下是徐梵澄对鲁迅的回忆：

《苏鲁支语录》，是尼采的一部名著，另译是《察拉斯屈拉图如是说》，先生说“苏鲁支”是唐时的译名，我未尝十分注意。某日问我:“你为什么不翻译苏鲁支呢?”我说郭沫若已有译本，先生说不全，要全部译出。我问可在哪里出版呢?先生说可介绍给郑振铎出版。那么，只好遵命了。（《徐梵澄文集》第4卷，页389）由此可见，徐梵澄的翻译尼采是鲁迅主动促成的。

鲁迅亲自确定翻译人，亲自联系出版方，甚至亲自确定书名，亲自校对清样，他为此体现的热心，付出的精力，令人感动。他曾这样说：“虽然并非不知道有伟大的歌德，尼采，马克斯，但自省才力，还不能移译他们的书，所以也没有附他们之书以传名于世的大志。”（《鲁迅全集》第8卷，页310）鲁迅曾两度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科如是说》，均未终卷，“自省才力”似是谦词，无暇旁顾也是理由，正因如此，他把推出徐梵澄的译作当成他个人的未竟事业。

早在“五四”期间，鲁迅这样说，“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鲁迅全集》第1卷，页363）“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同上书，页371）鲁迅不喜欢外来的主义，认为外来的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而他忘记了10年前的他自己，正是直接引进包括尼采在内的外国主义的直接操作者。

三、鲁迅如何接受尼采？

钱碧湘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尼采哲学对鲁迅的影响是那么明显”，“自从纳粹主义把尼采尊奉为它的思想先驱，并用第三帝国的全部罪行为他的著作作了血腥的注解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鲁迅曾接受尼采哲学的事实从赞叹转变为辩解，在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时，首先考虑的不是那些思想上的共同点，而是侧重彼此在基本立场、观点上相敌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研究他们的联系时，首先要做的却是将他们彻底地分割开来，并且，往往把这种‘分割’当作了‘联系’。”（《尼采在中国》，页539、540），这倒是充分体现了“为尊者讳”的中国传统，他们不能容忍自己膜拜的偶像身上有一点蛛丝与灰尘。

鲁迅如何受到尼采的影响，评论这个过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了解尼采，二是了解鲁迅。徐梵澄与鲁迅交往甚密，且又曾留学德国。在这两点上，没有谁比徐梵澄更合适了。徐梵澄在《星花旧影》中回忆道：

无可否认，在先生接受马列主义以前，受尼采的影响颇大。这可远推至以文言文写《文化偏至论》的时期，在一九○七年。即如《野草》，其中如《过客》、《影的告别》两篇，便甚与《苏鲁支语录》的作风相似。这很难说是偶然的巧合，或故意模仿；竟不妨假定是于尼采的作品，或原文或日文的译本，时加玩味，欣赏，而自己的思绪触发，提笔一写，便成了那形式了。《野草》可说是一部散文的诗，先生的得意之作。这只合用文学上的术语说，是受了尼采的“灵感”。（《徐梵澄文集》第4卷，页390）忘了是谁说过，鲁迅收在《热风》里大量的“随感录”，也是模仿尼采格言式文章的创作成果。

徐梵澄的说明，只是从文学创作的形式和风格上描述了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澳洲的鲁迅研究学者张钊贻曾作过统计：

除日记及译文外，鲁迅提及尼采及其著作的文章书信，共42篇，包括译后记及说明6篇，书信(连《两地书》)12封。其中1918年至1927年间，共15篇(封)，另译《査拉图斯特拉前言》2次(第二次有译者解释)，日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1篇。

国内学者李林荣为了核实这些数据，也对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进行检索，所得结果也基本一致：文30篇，信12封(略)，日记9则，总数51。如果再加上3篇次的翻译，鲁迅笔涉尼采的文字总篇目数就是54(含1篇日译)。（《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鲁迅从不忌讳他受过尼采的影响。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大赞尼采是“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鲁迅全集》第1卷，页53）。1925年2月，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再次历数17年前他曾极力推崇的几个外国人，如尼采、斯蒂纳等，赞扬他们是“轨道破坏者”，称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和碎片，一扫而空”（同上书，页202）。鲁迅确曾“荷戟独彷徨”，而“彷徨”并非战士的状态。然而，他很快就不彷徨了，而使他摆脱“彷徨”的，是其内心深处有一股精神力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1929年12月，他写道：

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笔者注）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给《语丝》——笔者注）投稿了……（《鲁迅全集》第4卷，页172）

他对尼采的推崇与赞扬，体现在多个方面，一、赞扬尼采是“明者微睇，察逾众凡”的“大士哲人”。他对尼采的名言满怀深情地评论说，“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尼佉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鲁迅全集》第1卷，页50、56）尼采几乎上了鲁迅的“封神榜”。二、赞扬尼采是“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同上）三、赞扬尼采“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若夫影响，则眇眇来世，肊测殊难，特知此派之兴，决非突见而靡人心，亦不至突灭而归乌有，据地极固，函义甚深。”“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同上书，页50-51）由此可见，鲁迅对尼采的推崇、赞许，是真诚的、衷心的、发自肺腑的。

当然，鲁迅对尼采思想也确有误读与曲解。一些学者称，鲁迅引进尼采，重在其反叛意识与进取精神。然而，这种功利性地、有选择地引进的尼采，是不完整的、扭曲的、残缺的。早在1939年，唐弢就说过：“鲁迅是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革命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出版社，2000年，原版序)其实，鲁迅自己也把尼采的超人学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起来，“至尼佉氏，刺取达尔文进化之学说，掊击景教，别说超人。”（《鲁迅全集》第8卷，页31）在《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两文中，鲁迅也多次激赏倡导“英雄崇拜”的卡莱尔（《鲁迅全集》第1卷，页29、66）。殊不知，尼采对此是十分反感的，“由于这个词（指“超人”）的缘故，另外一些受过教育的有角牲畜竟然怀疑我是达尔文主义者；在这里面，甚至又流露出那个违背知识与意志的大骗子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我所深恶痛绝的。”（《瞧，这个人》，团结出版社，2006年，页64）1934年，徐梵澄译的《尼采自传》（也就是今译的《瞧，这个人》——笔者注）是在鲁迅的关照下出版的，假如鲁迅看到尼采的相关论断，不知作何反应。

四、外国哲学界评尼采

有学者称，自从尼采百年前被引进中国，国内对尼采的解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功利性阶段，二是政治性阶段，三是学理性阶段（《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下面列举的有关解读，为了避开国内学界或一阶段的争议，专门引用外国学者对于尼采的评价。

尼采的同时代人、德国学者文德尔班，其名著《哲学史教程》出版时，尼采尚在病中。该书第二版则在尼采去世不久。他在书中论及尼采的权力意志时指出：

权力意志是统治意志，而最主要的统治权是人统治人。……践踏一切挡路者所表现出的残忍，对原始人类兽性的解放，在这里都表现为强者的权利和职责。（《哲学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925）他进一步阐述说：

人类最强大的本能是权力意志：必须肯定的正是这种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不承认任何“被容许”的界限：对于它说来，一切来源于权力和提高权力的东西都是善；一切来源于虚弱和削弱权力的东西都是恶。（同上书，页925-926）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意味深长地指出：

“尼采向来虽然没在专门哲学家中间，却在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起了很大影响。”（《西方哲学史（下）》，页319）的确，在我国受其影响最早的也不是哲学界，而是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家。

罗素在分析其学术观点时，对尼采与马基雅弗利作了一番比较，他指出：

两人的相似点更深一层。尼采的政治哲学和《邦主鉴》（非《罗马史论》）里的政治哲学是类似的，……尼采和马基雅弗利都持有一种讲求权力、存心反基督教的伦理观，固然在这方面尼采更为坦率。”（文中的《邦主鉴》，即《君主论》——笔者注）（同上书，页313）

我们说，尼采鼓吹“超人”，特立独行，往往不太确切，罗素这样指出：

他是一个热烈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信仰英雄的人。他说，整个一个民族的不幸还不如一个伟大个人的苦难重要。（同上书，页315）对此，鲁迅的理解还是到位的：“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鲁迅全集》第1卷，页50）

在尼采的哲学里，“超人”与“末人”，是相对概念，这就有如何处理“天才”与“庸众”、“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依他的意见，多数者应当只是极少数人完成优越性的手段，不可认为他们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独立权利。他提起普通人，习惯上称作“粗制滥造的”，假如他们的受苦受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需的，他认为这件事就无可反对。（《西方哲学史（下）》，页313）对于尼采这一观点，鲁迅同样作出了自己的解读，“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鲁迅全集》第1卷，页53）为了“天才”牺牲“庸众”，为了“少数”牺牲“多数”，这是鲁迅式的理解。

尼采呼唤“超人”，贬斥“庸众”，在思想倾向上必然体现为对于民主的反动：

它敌视秩序，加害于劣等人。高等人必须对庶民开战，抵制时代的民主倾向，因为四面八方都是些庸碌之辈携起手来，图谋当主人。（《西方哲学史（下）》，页314）鲁迅对民主趋势同样忧心忡忡，“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截高就低之义——笔者注），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鲁迅全集》第1卷，页51）

耐人寻味的是，罗素作为驰名世界的哲学家，他对尼采的批评，不仅仅止于学术层面，而且进入情感层次：
    我厌恶尼采，是因为他喜欢瞑想痛苦，因为他把自负升格为一种义务，因为他最钦佩的人是一些征服者，这些人的光荣就在于有叫人死掉的聪明。但是我认为反对他的哲学的根本理由，……不在于诉诸事实，而在于诉诸感情。尼采轻视普遍的爱，而我觉得普遍的爱是关于这个世界我所希冀的一切事物的原动力。（《西方哲学史（下）》，页326）

罗素说尼采“钦佩征服者”，英国著名学者彼得·沃森作过进一步的阐述。他概括了尼采的“主要思想”，以下是其片断：

整个文明应把自身的存在归因于“掠夺者”。“掠夺者总拥有意志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和权力欲，[掠夺者]置身于弱者之上，属于更文明、更爱好和平的种族。……掠夺者摧毁陈旧的文化，陈旧文化具有的合法性甚至在精神和腐败的壮观的烟火中化为灰烬”。……强大的“贵族阶层”对正确与错误、荣誉与义务、真理与谎言，以及美丽与丑恶，自有其界定标准，征服者将其观点强加于被征服者——这是天经地义的，尼采如是说。（《20世纪思想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页44）这几乎是明目张胆地为法西斯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五、尼采思想与纳粹主义

美国思想家施特劳斯非常了解一些人为尼采辩护的理由，他极有分寸地指出，“法西斯主义同尼采的关系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同卢梭的关系。”（《政治哲学史（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1004）尽管有人极力为尼采开脱，“事实依然是，尼采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可能滥用了尼采的词句，但他的言辞也非常容易被滥用。”（同上书，页1005）这个论断准确而客观。的确，经常看到有人为尼采辩护说，法西斯与希特勒对尼采是曲解与滥用。问题在于，法西斯与希特勒为何对尼采学说如此青睐，它们为什么不去滥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甚至极力排斥这两种思想体系？这说明尼采学说本来就蕴涵着被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利用的价值。施特劳斯进一步指出：“一个劝人过危险生活的人，只能指望有墨索里尼之类的危险人物听从他的劝告；一个教导好的战争证明任何理由都是正当的人，只能指望其半玩笑式教导被人滥用。”（同上书，页1005）著名学者王元化在1939年为此提供了佐证：

我们在墨索里尼答复一个通讯员的信里可以看到他自己也这样承认：“在你给我的信上面，你说我的演说及笔调，有着尼采的口味。你说我研究过尼采，是的确的。十五年前，——我偶然得到他的著作。那是我从头至尾读破了的东西，我从那里面受到很大的感动。他的著作医治了我的社会主义。”（《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页105-106）

理所当然，尼采在自己的祖国——纳粹德国受到了更高的礼遇。《纳粹社会主义日报》刊文指出：

纳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通点，存在于两者的世界观的根底，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倡说确固不动的英雄的新道德，这正是我们的东西。（同上书，页106）

《西方哲学史》是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名著。由世界第一流的哲学家撰写一部哲学史是空前的。“二战”爆发后罗素被困美国，该书是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出版的。在有关尼采的章节里有一段预言式的分析：

（尼采的）门阀式的贵族现在已经声名扫地了；唯一行得通的贵族社会形式就是像法西斯党或纳粹党那样的组织。那样的组织激起人们的反对，在战争中可能是要被打败的；……（《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323-324）

战后曾对尼采与希特勒的思想传承体系作过系统研究的德国学者桑德福斯也曾客观地指出：

当然，（德国纳粹）那令人悚然的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病状不可能集于尼采一身；其起根发源也不能全然归咎于他。然而，他的思想似乎统领及滋养着几十甚至百余年来各种灾难性的倾向，并凭藉他那富于蛊惑力的语言赋于它们空前的征服力。（《尼采与希特勒——本世纪人类历史悲剧的反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前言）

法西斯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推崇，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扎扎实实地付诸行动。

学者邸文在《浅论纳粹主义与尼采思想》一文中，提供了希特勒崇拜尼采的有关资料：

希特勒上台后，由他亲自发行和由罗森堡主编的法西斯机关刊物《民族社会主义月刊》创刊号载文明确地声明：“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

1933年前后，希特勒多次参观尼采档案馆，表达对尼采的敬仰之情。他在这位哲学家大理石半身像前照像，捐赠巨额资金修复魏玛尼采档案馆。在一次参观时，他得到了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赠送的一个尼采使用过的骑士手杖。……1943年墨索里尼60寿辰时，希特勒赠送他一套裝璜精美的《尼采全集》(24卷)，并题词留念。（《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

上海学者赵鑫珊曾经采访过一位年迈的德国士兵：

“听说当年德国士兵在战壕里爱读尼采的书，是这样吗？”

“是这样。他的书既是散文诗又是人生哲学。不少官兵的口袋里都装着他的一两本书。尤其是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老人说。

“书中有一章叫‘战争与战士’，估计对你们正在作战的士兵是一种兴奋剂吧？”我说。

“你说得对!军官也鼓励我们反复读这一章。因为尼采在书中说：“你们应该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应当作战，为了你们的思想而战!……后来德国战败，我当了俘虏，发觉尼采的话是极不负责任的，对许多德国士兵，那是毒汁!”老人说。（《瓦格纳·尼采·希特勒》，文汇出版社，2007年，页17）

六、国内学人评论尼采和鲁迅

其实，在尼采引进之初，并不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尼采持推崇和赞美的态度。1914年，深受自由主义浸染的胡适，在《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一文披露了对尼采的看法，就与鲁迅大相径庭。胡适如此挑明尼采的精神实质：

人类之目的在于造成一种超人社会。超人者，强人也。其弱者皆在淘汰之列，歼除之，摧夷之，毋使有噍类。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今之所谓道德、法律、慈悲、和平，皆所以捍卫弱者，不令为强者所摧夷，皆人道之大贼也。

自尼采之说出，而世界乃有无道德之伦理学说。尼氏为近代文豪，其笔力雄健无敌。以无敌之笔锋，发骇世之危言，宜其倾倒一世，——然其遗毒乃不胜言矣。（《胡适留学日记（2）》，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六年，页434、435）

可惜，为尼采所“倾倒”的，居然就有鲁迅；而“其遗毒”斯时已遍于域中。胡适此时只有23岁。而27岁的鲁迅却在倾力赞美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44岁的鲁迅仍在呼唤尼采式的“轨道破坏者”。以1914年的胡适为时间点，鲁迅的两篇名文，一前一后，保持了确定的一贯性。应当指出的是，胡适对尼采并非简单的肯定或否定。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写道：

尼采强调，“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种更高等的人，造成‘超人’。战争是自然的，是不可免的；和平是无生气的表示。……尼采反对当时最时髦的一切民治主义的学说。……一切平民政治的主张：民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反自然的。不平等是大法，争平等是时人妄想。”（《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353）

这些看法是功利的、政治的还是学理的？值得思考。胡适求学在美国，客观上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参照系；鲁迅留学在日本，而尼采学说“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在尼采问题上，胡适与鲁迅的反差，与其所处环境存在一定关系。

1932年夏，已被解职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与鲁迅首次晤面，随后便成为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共重要成员。鲁迅曾将清人何瓦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条幅赠予瞿秋白。鲁迅生前第一本杂文集就是瞿秋白编选的，由其亲自撰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长达17000字，第一次全面评价了鲁迅和他的杂文。在《序言》中，瞿秋白也评论了鲁迅与尼采思想的关系。

自然，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的“重个人非物质”的学说。这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这种个性主义，是一般的智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页100）

瞿秋白与鲁迅是密友，他在作了上述说明之后，当然有一个“但书”，意在说明鲁迅与尼采如何不同。不过，在评述尼采对鲁迅和影响时，能够客观阐述他对尼采的真实看法，这也体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的立场与风范。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出版于鲁迅生前，且经过鲁迅的披阅。这本书在写作中，鲁迅多次给他写信并寄照片，得到鲁迅的多方关照。这位强调客观、独立、求实的批判精神的年轻评论家，直言不讳地指出，鲁迅“不够思想家”，“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页136）作者因为这本书，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国民政府时期遭排斥，日寇占领时期成禁书，建国后沦为右派，惨遭迫害。改革开放后这本书才得以再版。鉴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全集》第1卷，页47）的主张（李原文为“抑物质而崇精神，排社会而崇个人，天才”），李长之评论道：

现在鲁迅一则说“其根柢在人”，再则说“非物质”，三则说“重个人”，所以我说他是带一种浓重的浪漫思想、推崇天才，不信任群愚，这也恰恰是浪漫思想下的见地。……
倘若因为重在人的缘故，而弃置了对于大自然的利用，这无疑是堕落；倘若重在人的情志、精神的缘故，而忽略了理智的发展，这无疑是颓废；倘若因为重在个性的缘故，而只允许了一部分的人的自由，同时却把多数人的自由给剥夺，这无疑是横暴。所有这些，统统可说是弊端。鲁迅这时的思想，却是很容易走入这一途的。（《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4年，页177、178）

这与许多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尼采哲学的核心是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主张精神决定物质，天才主导庸众，个人凌驾民主，是对唯物史观的悖离。

七、鲁迅与尼采决裂了吗？

“二战”结束后，在我国学界，有关尼采与鲁迅的关系的研究成了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禁区虽然突破了，在一些学者的文章里，并不是客观、理性地评价二者的关系，而是匆匆忙忙、迫不及待地洗刷鲁迅身上的“尼采印迹”，甚至声称30年代以后鲁迅已经与尼采彻底决裂。

40年前，张正吾作过一个统计，“在鲁迅著作中,如果把那些虽然明显受尼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没有直接提到尼采,或引用尼采文字的文章排除在外,只计算直接称引过尼采的论文和杂文(根据现有的材料)共有22篇。其中,1907年2篇,1908年1篇,1918年1篇,1919年2篇,1920年1篇,1921年1篇,1924年1篇,1925年1篇,1926年2篇,1927年1篇,1929年4篇,1930年1篇,1933年1篇,1934年1篇,1935年2篇。另外,还有十多封书信,也提到尼采。”（《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数据是基于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肯定是“不完全统计”。这组数据的意义在于，他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尼采嵌入鲁迅生活几乎一生的轨迹，不论那些辩护者对于“影响”二字如何理解，鲁迅对尼采几乎是年年提及，且始终如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郜元宝指出，“鲁迅受尼采影响，几十年一贯，从未中断。”（《“末人”时代忆“超人”——“鲁迅与尼采”六题议》，《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他补充说，“鲁迅一生没有离开尼采，并不等于尼采思想笼罩了鲁迅一生；这就好像尼采终身没有根除叔本华的影响，但尼采的学术资源、人生态度和思想方向早已不是叔本华所可范围的了。总之，鲁迅没有被尼采压扁，成为追求“超人”的“末人”。（同上）他在文章不但指出鲁迅大抵由于理解、文学等方面的原因，难免出现对尼采原意的误译或误读，而且列举了鲁迅直到晚年作品的思想体现了与尼采相当的一致性。

徐梵澄回忆与鲁迅的相知过程时指出：“鲁迅晚年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却未尝抛弃尼采，……”（《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页166）并进一步指出：“鲁迅究竟是文学家，未曾建立一系文化哲学，如尼采之所为。……至若为什么先生在完全接受马列主义以后，而犹未抛弃尼采，想必是以为其仍有可取之处吧，那一系哲学原是多方面的。”（同上书，页391）鲁迅一生重视尼采，从未与尼采“彻底决裂”，最有力的事实，当然还是鲁迅从1934年11月到翌年8月先后推荐徐梵澄出版尼采的两部书(《看哪，这人》、《苏鲁支语录》)。在这期间，鲁迅表现出来的热情与热心、不厌其烦与不辞辛苦，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也充分说明鲁迅临终之前对尼采都是情有独钟或并未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