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也不是都能做的

安立志

近年来，很少看电视，控制器换来换去，不是抗日神剧，就是清廷宫戏，特别是后者，不是屁股朝天，就是脑袋叩地，不仅太监自称“奴才”，高官重臣也是如此，看后很不是滋味。

清廷朝堂，其实并不都称“奴才”，细心的观众注意到，在一部戏说清史的连续剧中，纪晓岚对皇上称“臣”，和珅则称“奴才”。史书也是如此。不久前查阅咸丰年间的《筹办夷务始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发现清廷官员奏折里的自称，也有“奴才”与“臣”的不同。

据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里说，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是满臣的特权，汉官只能自称“臣”：“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鲁迅全集》，第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5）意思是说，汉人自称“臣”，并不等于尊贵，满人自称“奴才”，也不等于卑贱，至少在乾隆皇帝眼里，纪晓岚不比和珅尊贵，和珅也不比纪晓岚卑贱。按照清廷的规矩，恰恰相反，“臣”的地位其实比“奴才”还要低。

鲁迅的同代人、史学家陈垣专门对“奴才”的历史嬗变作过考证。陈垣指出：“昔称奴才，以骂人耳，未有以之自称者，更未有以称诸大廷者。”《水浒传》里有一则比清朝更早的例子，在北宋，在北京，石秀劫法场被俘，在公堂之上大骂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你这为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三个“奴才”概括了皇权等级制度的全部精髓，梁中书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奴才”（女婿），蔡京不也是皇上的“奴才”吗！陈垣认为把“奴才”作为正面的、官方的称呼是从清朝开始的，他指出，“至国朝（指清朝），满洲大臣奏事，率称‘奴才’，始以‘奴才’书衔，为一朝之典制；汉大臣且不得与，盖亦循乎北俗也。”（《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603）陈垣的论述如果止步于此，与鲁迅看法并无二致。陈垣的结论是：“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同上书，页605）鲁迅是文学家，只看到表面上的满汉之分，陈垣是历史学家，则观察到更深入的层次。

雍正三年（1725年），湖广总督杨宗仁病故，受到雍正皇帝的封赏，“御制像赞”，称其“廉洁如冰，耿介如石”。杨宗仁作为汉臣，生前在上新皇帝的奏折中以“奴才”自称，雍正帝硃笔批道：“称臣得体”，并将“奴才”划去，改为“臣”字。

江南提督高其位是汉人，也是清初建政的功臣，曾参与平三藩，从征噶尔丹。雍正登基后，他也自称“奴才”。勤于政事的雍正皇帝，用硃笔抹去“奴才”二字，批曰：“向后写臣字得体”。由于称“奴才”系满洲“典制”，因此，汉人自称“奴才”看似自轻自贱，其实“政治正确”，如同那十年的“站对队”、称“同志”，有利于拉近与统治者的距离，看起来更像“一伙的”。至于热脸贴上冷屁股，遭到拒绝，那是骨头“软度”不够造成的。雍正帝大概也感到朝臣的称谓有些混乱，莅位之初曾颁布谕旨：“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八旗通志》卷六十七，[清]鄂尔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1280）雍正这道谕旨，正式废止了朝臣的“奴才”自称，正式规定，不分满汉，一律称“臣”。由此可见，鲁迅的论断并不准确。只是雍正的这道谕旨，执行上不太严格而已。

单看以上两例，似乎雍正对汉臣自称“奴才”的制止，态度宽厚而克制，然而，谁能想到，当他还是四阿哥胤禛时，曾对作为旗属门下的年羹尧写给他的信中没有自称“奴才”而勃然大怒，从而产生了那份著名史料——《雍亲王致年羹尧书》。这位被后世称为“雄猜阴鸷”之主的雍亲王，在信中愤笔切责：“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此通行常例也。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臣乎？而汝独不然者，是汝非汝兄之弟，亦非汝父子矣！又何必称我为主？既称为主，又何不可自称奴才耶？”皇帝定于一尊，皇帝一言九鼎，皇帝的只言片语，都是英断，都是圣裁，皇帝的阴晴、是非，谁能说的清？

（雍正皇帝）

胤禛有胤禛的风格，弘历有弘历的品位，弘历继承了胤禛，乾隆取代了雍正，这种血胤的、世袭的政治，虽然少有新官不理旧政，新官贬低前任的现象，但对前任的政令进行修正和完善还是非常正当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弘历颁布上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陈垣史学论著选》，页604）乾隆帝这道谕旨是针对满洲大臣颁布的，即按照公私事务来区分称谓，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从而改变了雍正朝不分满汉，一律称“臣”的政策。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凉州镇总兵乔照在谢恩折内称“臣”，遭到乾隆帝的严厉斥责：“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着传旨严行申饬。”（同上书，页604）如此以来，“奴才”队伍进一步扩大，担任武职的汉臣也要自称“奴才”了。大概由此开始，在乾隆一朝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满汉文官公务奏折一律称“臣”；满汉武官无论公私统称“奴才”；满臣文官因私奏折统称“奴才”，汉臣文官因私奏折一律称“臣”。乾隆帝的这种称谓规范，陈垣认为是“非分公私，非分文武，分满汉也”，但客观上满臣也并非都称“奴才”，这与鲁迅的论述仍然不同。

在乾隆帝就廷臣称谓作出公私之分、文武之别后，一些满臣本因公事却称“奴才”的违制仍然多发，但大都平安着陆，并未追究；而本因私事却违制未称“奴才”的满臣，却遭申饬或革职。这说明皇上更看重“奴才”的称谓。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直隶总督西宁、天津镇总兵达翎阿与直隶布政使周元理在一份公务奏折中这样自称：“奴才西宁、奴才达翎阿、臣周元理跪奏”。按照满汉大臣公务一律称“臣”的谕旨，当然是满官西宁违规，汉官周元理的自称是符合规范的。然而，乾隆帝却斥责周元理，“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分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同上书，页606）乾隆帝包容了违反规定的满官西宁，却批评了遵守规定的汉官周元理，天理何在？然而，皇帝就是天理，皇帝永远正确，乾隆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这项谕旨就成为一项新的立法，那就是在联衔奏折中，“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同上书，页606）意思是说，联名的奏折，首位官员（通常是职位最高）如何自称，后面的官员不分满汉，则应“一称贯之”，比如，前者称“奴才”，后者跟着称“奴才”就是了。

（乾隆皇帝）

三年后，监察御史天保、马人龙在一项公务奏折中称：“监察御史奴才天保、马人龙跪奏”。 在这一称谓中，满人天保违反了公务一律称臣的钦定法律，而天保则遵守了乾隆帝联衔奏折的最新指示，即因天保在前称“奴才”，按照“一称贯之”的要求，马人龙顺下来自然也是“奴才”。乾隆帝仍然吹毛求疵：“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斥，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否或因为献媚，否或窃为后言，不可不防其渐。”（同上书，页605）其实，马人龙“一称贯之”地称“奴才”只是守制，并非有意“献媚”。

乾隆帝针对官员称谓指出，“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臣下之称‘臣’称‘奴才’为荣辱乎？”（《李敖大全集》第14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页351）这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字面看，对于满汉官员，他是“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无亲无疏，分析其用语，却带有显然的倾向性。他虽说“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但他下意识地把“亲近”与“奴才”相联，把“自疏”与称“臣”并列，从其处理此一案例的方式和原则来看，满臣虽是“奴才”那是真尊贵，汉臣虽然称“臣”却是真卑贱。

虽然乾隆帝声称：“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陈垣历史论著选》，页606）但他十分清楚，“奴才”本是北方风俗中骂人的话（他父亲雍正帝也说过“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奴才”远不如“臣”听起来雅驯和规范，要不然他就不会有“书臣觉字面冠冕”这样的话了。正因如此，陈垣评论道，“上（皇上）既以周元理为可笑，又以马人龙为不合，则臣下果何措何从也？”（同上书，页606）是啊，按老规定被斥责，按新政策遭批评，左也不行，右也不是，当“奴才”确实很为难。在周元理一案中，乾隆帝责备循规蹈矩的周元理；在马人龙一案中，乾隆帝又敲打遵章守纪的马人龙，只因他们都是汉人。陈垣如此分析乾隆帝的卑劣心理，“在马人龙则恐其冒认奴才焉，在周元理则恐其不服为奴才焉，操纵臣下之术亦神哉！”（同上书，页606）“奴才”也好，“臣”也罢，称谓不同，目的则一，无非是专制帝王控驭臣下的手段而已。

以上是基于帝王立场所立论，而在汉臣，不惜违制，自甘卑贱，如果在奏折中书写了“奴才”只是程序问题，那么，也确有为冒认“奴才”而向这蛮族皇上一表衷曲的。雍正三年（1725年），南阳总兵董玉祥在奏折中称“奴才”，胤禛命他以后称‘臣’，董玉祥却向皇上表白，此“实圣主优待臣子至意，但臣世代叨蒙豢养洪恩，得侍奴才之列，荣已过分。复蒙圣谕称臣，更深乾惕。”（2017年《中国档案》第4 期）看看这用语——“豢养”，干脆把自己当成皇上喂养的畜牲了，能做“奴才”已经很满意了，董玉祥当然要“叨蒙”“洪恩”了，这人格也真是卑贱到无以复加。这样的例子《红楼梦》里也有，元妃回家省亲，贾母、贾政拜倒在孙女、女儿面前，贾政竟对女儿称臣：“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贾政拜的不是女儿，而是皇妃。女儿是皇上的奴才，父亲成了女儿的奴才，与董玉祥不同的是，贾家阖府不是牲畜，而是一群长翅膀的动物，荣国府如同皇家动物园。贾政虽然称“臣”，但《红楼梦》是清人写清事，不得不“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再说这董玉祥。皇上不让他当“奴才”，让其称“臣”，不想这董玉祥却会错了意，“得侍奴才之列，荣已过分。复蒙圣谕称臣，更深乾惕。”他似乎认为鞑靼皇帝命他这个“奴才”改称“臣”，是提高了他的档次。鲁迅在《南腔北调·漫与》中这样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全集》，第4册，页604）董玉祥的恬然表忠，差堪相似。

（宣统皇帝）

19世纪中叶以后，满清王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在西方列强与国内叛军的打击之下，满清不得不征用汉族官员，加之清末以来的变法、立宪风起云涌，满清朝廷的陈规陋俗再也无法维持了。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910年3月10），海军部大臣载洵上奏皇上，“考我朝国语，有‘阿哈’二音，原其意即为‘臣下’，误译为‘奴才’二字，以臣工而称‘奴才’，经传既未概见，名词亦不雅驯。……查近日折奏衔名，满蒙仍称‘奴才’，汉文官则称‘臣’，武官又称‘奴才’。共戴一尊，而称名各异，我国家大同之盛，岂宜有此？”按照现在的说法，载洵此论，即否定了满洲特色，又忘记了在野初心，试图与时代接轨了。因此，他建议，“嗣后陈奏事件均应一体称‘臣’，永革‘奴才’称谓，……”（2017年《中国档案》第4 期）已是油尽灯枯的清廷别无选择，次日即由内阁发布上谕：“君臣为千古定名，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况当此预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清实录》第60册，卷三十，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页549）一年半之后，把全体中国人民置于“奴才”之境的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了。“奴才”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结束了历史使命，然而，“奴才”这种社会角色并未消失，只不过换了换服装、称谓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