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大清帝国失败，也是道光皇帝的失败和满清官员的失败。面对迥异于古代“蛮夷”的英国侵略者，满清官员的封闭、愚昧与欺诈，表现的淋漓尽致。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人，道光皇帝旻宁同样暴露出其封闭、愚昧的一面，他的颟顸与傲慢又不同于普通官员。人性是复杂的，在这篇短文中，只说说道光皇帝的三副面孔。

盲目的决策者

史书通常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始点是1840年6月，导火索是林则徐的广州禁烟。禁烟是道光皇帝主导的国家行动，林则徐则是主动和自觉的执行者。在那只能通过奏折和谕旨来处理国事的年代，道光帝对外部世界可谓茫然无知。在这种情况下，制订战略，作出决策，不可能摆脱盲目性。战争爆发前后一段时间内，道光帝对敌情的判断与了解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林则徐的奏折。当代史家对林则徐过度神话，誉其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他的眼界是十分有限的。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1839年9月1日），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如此报告英国军力，英国海军“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林则徐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186）英国陆军“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同上）“该国所都兰噸（伦敦）地方，来至中华，须历海程七万里，中间过峡一处，风涛之恶，四海所无，行舟至此，莫不股栗。……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同上书，页187）然而，英军竟然就把“侵凌他国之术”欺负到大清头上了。

林则徐的奏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喜不报忧，他作为一线临敌的钦差大臣，对当面敌情的分析与判断，直接影响着中枢的决策。正是如此，本来道光帝对于应对来历不明的英夷信心不足，林则徐的奏折飞到御案，加之有九龙之战的首次战报，道光帝顿时有了底气，此前的“病猫”似乎变成了“战狼”，他在林的奏折上批示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机悉心筹度。勉之慎之。”“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他指示林则徐，应“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同上书，页216）

如果说林则徐对英军兵力的报告是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偏见或误判，那么，他就穿鼻海战向朝廷的奏报，性质就不同了。穿鼻海战发生于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11月3日），林则徐在向道光帝汇报战果时说，“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翻译）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同上书，页217-218）也就是说，此次战斗，至少消灭英军21人，内有军官2人，捞获的“夷帽”可资证明。然而，在战事结束的次日，林则徐在日记中写道，“有渔舟捞送夷帽四顶及夷鞋等物，皆夷人落海漂流者也。”11月7日，他又记道：“又龙穴渔艇复捞获夷帽，连前共十一顶。”（同上书，第9册，页412）日记毋须奏报朝廷，即使把捞获的“夷帽”当作消灭的英军，他上报朝廷的战果竟比他日记的记载超出近一倍。再看林则徐上报的自身损失，“内有三船渐见进水，势难远驶。”“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外，……二号米艇，适被炮火落在火药舱内，登时燃起，烧毙兵丁六名，……”（同上书，第3册，页218）近代史学者茅海建据英方资料考证，“清军3艘师船被击沉，一艘击中火药舱而爆炸，还有几艘明显进水。”（《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2005年7月，页130）即就清军损失而言，1840年7月19日，穿鼻海战结束已八个月，林则徐在修复战损船只的报告中透露了实情，“上年九月二十八日，……损坏师船共有四只，……均系被伤损过甚，难以修复，必须另行拆造。”（《林则徐全集》第3册，页423）他的报告与英方资料都证明，清军损失兵船达4艘之多，这就是说，林则徐给朝廷的报告涉嫌虚报战果、谎报军情。

正是由于林则徐的战报，促使道光帝作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决策，即彻底与英国实行贸易“脱钩”，1839年12月13日，道光帝发布谕旨，“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唎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同上书，页243）在清廷看来，大清的“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同上书，第5册，页116）而英国的“洋布、棉花等物，（离了大清）亦皆别无售处。”（同上书，第3册，页186）中英贸易一旦“脱钩”，英国一天也混不下去。因此，道光皇帝的贸易战的确可以作为稳赚不赔的外交武器，以致这个一向节俭的皇帝，此时也不再为失去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而肝疼，“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同上书，页242）俗话说，“情况明，决心大”。道光帝的决策恰恰是“情况不明决心大”的重大典范。这个对外敌一无所知，对战况若明若暗，只是听信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一则战报，根本没有意识到他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根本不了解那个名叫马克思的普鲁士学者不久后论述的“经济全球化”，就如此盲目地作出了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的战略决定，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扩大了。

无奈的求知者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沿海督抚奏报英军情报，多次遭到道光帝的斥责，他认为英夷的文书，纯属虚妄恫吓之词。1860年6月，英军舰队到达东南沿海，几个月下来，英军控广州、攻厦门、陷定海，甚至兵临京津门户渤海湾，英军每到一处都向清廷官员投递外交文件，直到此时，手忙脚乱的道光帝才允许一线官员奏报敌方情报。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1840年9月19日），代理两江总督的裕谦向朝廷密奏，“英夷呈递夷书，语句狂悖，本不敢据以上闻。因前次奉有谕旨，不敢不代为具奏。”道光帝看到报告后，批评裕谦“所见大差，……似汝之顾小节而昧大体，必致偾事。殷鉴具在，不料汝竟效前明误国庸佞之所为，视朕为何如主耶？”并要求其“原字原书，一并封奏，使朕得洞悉夷情，辨别真伪，相机办理。”他指斥裕谦是在效仿明朝的庸吏佞臣的误国行为，你把“朕”当成什么样的领导人了？他要求，对敌方情报，要原字原书、原汁原味地上报，他有多个自信，自己的智商足以“洞悉夷情，辨别真伪”。在作出上述安排之后，道光帝意犹未尽，不禁大发感慨：“若试思我朝之所以兴，开国时一切情伪，无不上达之故。前明之所以亡，事无巨细，率皆壅蔽，故国事日非，措置失宜，可不懔之又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页262）从道光帝这段批示中，能否看出唐太宗的影子？不过，旻宁不是李世民，虽然满清诸帝并非昏君，然而，旻宁只能算是一个庸主。19世纪中叶，应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与敌人，守成肯定做不到了，失败则不可避免。他对裕谦的批评当然是正确的，而且上升到以史为鉴的高度。须知，此时的满清距明朝灭亡已经两个世纪。道光帝虽然位居一尊，似乎并不喜欢文过饰非、歌颂赞美的“庸佞”，也不喜欢隐瞒真相、“低红”“高黑”的“壅蔽”。从他的感慨里也可看出他的“初心”，那就是“开国时一切情伪，无不上达”，而这才是“我朝之所以兴”的根本原因。

其实，道光帝完全不必如此的高姿态，就在涉嫌谎报军情的那份奏折中，林则徐已经“仰见我皇上先几洞烛，训示严明，数万里外夷情，毫发难逃圣鉴，臣等服膺铭佩，遵守弥虔”了（《林则徐全集》第3册，页216）。据说这还是一个忠臣的奏折。注意林则徐的用语，“数万里外夷情，毫发难逃圣鉴”，既然如此，道光帝何必再下如此的笨功夫！只不过闭关锁国已久的大清帝国，久违了国际社会，尽管仍然“抚有万邦”，但他已经无法向世界提供“大清智慧”和“大清方案”了。

从道光帝这番议论来看，似乎他真有乃祖康熙帝之遗风。然而，观察政治人物，从来不能听他说什么。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人物，至少并不具有任何振衰起弊、救亡图存的政治作为。虽然他鉴于明亡的教训也强调要“懔之又懔”，然而，从英军打开帝国大门，在他治下岂不也是“国事日非，措置失宜。”

失明的领导者

战争进行了将近两年，道光帝对于眼前的敌人——“英夷”，仍然不知其由来。魏源的组诗《都中吟》中有句：“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指美、法、俄诸国），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页577）“为问海夷何自航？”“茫茫昧昧竟安在？”中英战争两年后，这两句仍然是道光帝的疑问。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1842年5月1日)，扬威将军奕经向朝廷奏报，广东送来两名洋语翻译，现正询问英军战俘。道光帝来了兴趣，当即指示说，据称英吉利国距我国内地有七万余里，应进一步搞清以下问题，“其至内地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因有克什米尔籍战俘）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孟咖剌（孟加拉）、大小吕宋（清代把菲律宾称为“小吕宋”，侵占菲律宾的西班牙称为“大吕宋”）、双英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该女主（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02册，页216）有意思的是，在道光帝所有的问题里，从来没有了解过敌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军事实力、科技发展，反倒对女王的婚配产生了兴趣，以致后世的“爱国蛆虫”竟然意淫出道光帝想纳英国女王为妃的国际段子。

在鸦片战争中，台湾守军击败了进犯英军，抓获了100多名战俘，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1842年5月，道光帝得到奏报，顿时龙颜大悦，他指示福建总兵达洪阿等人，审问英国战俘要弄清这样几个问题：“究竟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同上书，页229）依然是老问题，不过这次集中在地理知识。

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满清朝廷与英国并非没有打过交道。1793年9月，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且不说旻宁的爷爷乾隆帝决绝地拒绝了英方的通商要求，而且对英方为其精心选择的当时最先进的国礼（军舰模型、武器和仪器等）不屑一顾，只因不向其行三跪九叩大礼，而被其礼送出境。1816年8月，在其父嘉庆帝执政后期，英使阿美士德访华，又因同样的使命，同样的分歧，同样的理由，英方使者再次被“驱逐”出境。尤其可笑的是，嘉庆自称“天下共主”，在他眼里，英国使臣竟是“远国小臣”。（《清史编年》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763）道光帝登基之后，英人义律担任驻华商务监督，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又译郭子立、郭实腊等）为其提供的情报是：“清廷百事泥旧，毫无进步倾向；惟知傲慢自尊，不顾世界大势。”（武堉干《鸦片战争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页137）从道光帝对中英战争的应对决策来看，郭士立的看法并不为过。正因如此，才导致了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才导致了《南京条约》的签订，才有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的割地赔款，满清帝国才一步步沦入帝国主义吞食和侵略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