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定更爱国吗？

文 \ 安立志

此文下笔前，想到前些年关于宋高宗（赵构）和岳飞谁更爱国的讨论。当时的说法是，在“家天下”体制下，家即是国，国即是家，赵构不会不爱国，岳飞也没有比赵构更爱国的理由。

这样的逻辑中外通用。据说“朕即国家”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不过史学家的论述很严谨，“他并没有说过‘朕即国家’，但他完全相信这一点。”（世界文明史卷八《路易十四》，[美] 杜兰特著，华夏出版社，2009年，页14）如此看来，舶来的“朕即国家”比国产的“家天下”更进一步，国王或皇上成了国家的化身，爱国家就是爱自己，对自己焉有不爱之理？

咸丰皇帝奕詝面临的局面比宋高宗好不到哪里去。1856至1860年间，奕詝面临三个方面的威胁，一是太平军和捻军的“叛乱”；二是英法联军的侵略；三是沙皇俄国的掠夺。有人可能会说，俄国和英法联军是一回事，其实不然。二者追求的目标很不相同。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指出，英法联军此次侵华，他们的目标，只“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页662）俄国就不同了，它“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指黑龙江）。”（同上书，页662）由此来看，英法追求的是贸易（开放口岸），而俄国追求的是土地（割占领土）。奕訢的看法是，“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米从而阴附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340）不是没有道理的。奕詝是满清皇帝，当然是爱国的，保障贸易和保卫领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英法的在华贸易当然是不平等的，不然就不是侵略了。马克思曾这样批评《英中条约》：“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用海盗式的借口经常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页605）用勒索军费扭转贸易逆差，当然是强盗行径。

当然，马、恩二人并不认为开放贸易有什么不对，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那样，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对人类历史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咸丰帝不懂对外贸易，也不懂国际关系，一方面是英法联军恃强凌弱，一方面是咸丰皇帝愚昧颟顸，本应爱国的咸丰帝，他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他所划定的“红线”，竟然是外国公使不得长驻北京（这是国际惯例），晋见皇帝要行跪拜大礼（这是皇权尊严）。至于列强提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等严重损害中国权利的条款，他却不以为意。为了维护这种愚昧、自私、虚幻的皇权，他竟要求谈判人员以出卖关税和开放鸦片为代价，来换取对方放弃公使驻京的条件，他甚至认为这是如同“锦囊妙计”一样的“一劳永逸之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184）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当然是侵略条款，那么，咸丰皇帝主动、自愿的国权出让，显然是卖国行径。只是由于谈判人员的反复谏阻，这一卖国行径才没能“成交”。卖国行径仍在继续，清廷在与对方谈判税则时，竟然出奇的顺利与迅速，英法两国说及提及，满清王朝照单全收。想想我国前些年从恢复关贸总协定到加入世贸组织，“从黑发人谈到白发人”，这长达十几年的漫长谈判，显然与之构成了鲜明对比。

咸丰皇帝对领土什么态度呢？1856年10月，趁英国军舰炮轰广州之机，俄国再次侵入黑龙江流域，与英法联军遥相呼应，对大清帝国南北夹击。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俄国则用枪炮威逼黑龙江将军奕山在其单方拟定的《瑷珲条约》上签字，强行侵吞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国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含库页岛）实行“中俄共管”。咸丰皇帝竟然将大片国土的永远沦陷，轻飘飘地说成“如其所请，与以空旷之地，该夷甚为感激。”（《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99）在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之时，在皇权安危与国土沦丧的选择上，咸丰皇帝也许真的乱了方寸，为了加强首都防卫，他不是从距离更近、重兵集结的江淮地区抽调兵力，而是从路途遥远、形势吃紧的黑龙江、吉林边防调兵到山海关内（“将黑龙江、吉林备调之兵各一千名，饬令迅速起程，仍于山海关截留各五百名，其余一千名即屯扎于天津海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9册，页127）。1859年夏季，俄国侵入乌苏里江流域勘测地理并构筑炮台。由于第二次大沽战事即将爆发，咸丰皇帝故伎重演，再次从黑、吉两地抽调重兵到天津和山海关。令人费解的是，清廷后来居然把这些兵力调到安徽、山东与捻军作战。1860年6月26日，英法联军正式对清廷宣战。在外国强盗兵临城下之际，咸丰皇帝再次要求，黑、吉边防“各拣调马队余丁一千名，并各挑选精壮猎户一千名，配齐军装器械枪炮等件，……星夜起程，迅速赶赴通州，毋得稍有迟延，……”（同上书，页480）这些援军尚在途中，咸丰皇帝却以“御驾亲征”的名义逃到了热河。对于这次战役，当今的媒体早已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多篇评论，单单记住了雨果的只言片语，片面渲染英法联军如何火烧圆明园，却对俄国鲸吞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避而不谈。有意淡化马克思主义，片面选择历史片断，这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每次京都的被占领，即意味着国家灭亡或改朝换代，女真占领汴梁，蒙元占领临安，满清占领北京，莫不如此。奕訢在与列强的交涉中发现，“该夷（指英国）并不利（侵占）我土地人民（其实《中英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了我九龙半岛），……似与前代之事稍异。”（《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页340）咸丰皇帝却感到意外，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却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只以公使驻京、开放口岸、索取赔款等等为条件，他的皇位竟然保住了。而满清朝廷在与英法联军九个多月的交涉时间，最后答应了对方的全部条款，却因“面递国书”一事谈判破裂而兵戎相见。而与此同时，狡诈阴险的俄国，一会儿扮成清廷的救星，一会儿自称双方的“调人”，一会儿变成英法的帮凶，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迫使清廷承认和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意味着，随着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沦陷，生活在故土之上成千上万的国民也被抛弃了。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只爱臀下的龙椅，只顾保全自以为尊贵却并不长寿的那颗脑袋，从来不把国土和人民当回事。即使在《瑷珲条约》中，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也是满清帝国的臣民，由满清管辖。然而，40年后俄国竟以义和团为借口，不但侵占了我东北三省，而且对江东六十四屯与海兰泡的中国居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俄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其侵占地域对原住民斩尽杀绝的野蛮民族。

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对当时各种势力进行了如下分析：“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太平军、捻军）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页341）他把“发捻”（太平军与捻军）称之为“心腹之害”，把俄国称之为“肘腋之忧”；把英法称之为“肢体之患”。这个说法虽然是“马后炮”，但也反映了他对当时各种势力的观察与思考。他的看法与咸丰皇帝的确区别很大。

19世纪50年代，满清王朝内忧外患，但从根本上他们更重视、更担心的是“内忧”。在他们眼里，太平军和捻军是“乱匪”和“叛军”，目的是颠覆和推翻满清政权，因此，“发捻”才是真正的敌人和“心腹之害”。在这点上，奕詝、奕訢兄弟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正因如此，他们才以倾国之力（军力和财力）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由于八旗和绿营战斗力低下，湘军和淮军应运而生。事实上，正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创建的民间武装，才是剿杀太平军与捻军的关键力量。由此可见，“攘外必先安内”，是统治阶级的祖传秘方。

至于咸丰皇帝，领土可丢，人民可弃，关税可卖，只有皇权重于一切。这也正是他始终不肯向东北边防调兵保卫边疆的根本原因。在这点上，他甚至不如“鬼子六”奕訢。由此可见，咸丰皇帝的爱国，爱的不过是臀下的龙椅和手中的权杖，龙椅不稳，权杖不存，国土与臣民与我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