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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 传统复兴的逆操作

传统复兴的逆操作

 

安立志

 

从微信圈看到一幅图片,上有文字称,要在五年内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云云。没有看到这则信息的全文,只就图片上的文字作点解析。

且不管“全面复兴”(是否“全盘西化”的异曲同工)的不留余地,即使“传统文化”这个范畴也是全称概念,由于其中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有人辩称,我们要复兴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是全称判断,而是特称判断,并不包括辜鸿铭极为欣赏的纳妾、缠足、留辫等等。问题是,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是特定人士的主观认定,何曾见过对传统文化进行过何种范围、何等层次上的梳理?有人吹糠寻米般地举例说,“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德尚义”都是优秀传统文化,其实,也能轻而易举地举出相反的例子,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其实,对于2000多年前的断竹简、古墓葬、线装书里发掘出来的传统文化,全面否定固然不妥,但其性质,糟粕远远多于精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332)就此而言,致力于从历史的废墟中寻觅21世纪所需要的文化营养,大抵是事倍功半或劳民伤财。

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积淀。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传统文化当然是古代社会的客观反映。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起,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显然是与皇权政治、农耕经济、宗法社会相适应的。诚如鲁迅所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329)从浩若烟海的古代文化中,寻寻觅觅,筛筛捡捡,也许能找出一星半点进步性的文化因子,但就其整体而言,这是一种过时的、僵死的、落后的文化形态。面对这类曾经存在但已过时的古代文化,毛泽东曾这样要求:“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页708)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关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题词,针对的不仅仅是教育,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

的确,崇圣、法古是我国的悠久传统,而这往往体现为倒行逆施,比如袁世凯称帝之时。五四前夕,就有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称为“国粹”,并不断发出“保存国粹”的喧嚣。鲁迅指出,既然“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因此,“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全集》第1卷,页321-322)五四之前的梁启超、严复,五四时期的胡适、鲁迅等人,他们经历过传统文化的系统训练,具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今天所谓的“国学”家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们之所以激烈抨击传统文化,是因为他们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一次次割地赔款,一次次丧权辱国。今天专家口中所谓的优秀文化,彼时并非不优秀、不存在,然而,它们既不能御敌,也不能保国。正因如此,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鲁迅、胡适、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才走出国门,到域外文化中寻找救亡强国的新路径。

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在互联网、大数据、量子科技、宇宙航天的时代,却要从皇权时代、农耕时代、宗法时代的旧文化中吸取营养,的确匪夷所思。在任何时代,传统文化都是社会变革的负担与羁绊。这也正是五四先贤们批判传统文化,致力思想启蒙的原因之所在。其实,这一道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00多年前就已论述过:“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页351)“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同上书,22卷,页360)正因为深知传统文化的负作用,他们才会如此鲜明地宣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293)而这正是《共产党宣言》的“两个根本决裂”之一。由此可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要求,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针。

正如一些人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优秀”成分一样,文化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在21世纪的今天,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我们本不该“厉害国,无榜样”地顾盼自雄,也没必要从2000多年前的历史废墟中寻觅当代文化的营养,客观看待和虚心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部分,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岂不也是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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