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与统一思想

——鲁迅为秦始皇焚书一辩

安立志

焚书坑儒是我国古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至于秦始皇当初焚了哪些书（哪些书得以幸存）、坑了哪些人（是儒生还是术士），由于年代久远，人们看法不一。后有大人物为之翻案，以致拍马文章多有留存。

翻案归翻案，却没人否定这一事件的真实性。研究这一事件，应当抛开立场与利益的纠葛，从更早的史料来着手。

汉政权是秦朝的终结者，虽有损益，毕竟汉承秦制。一般认为，焚书坑儒的权威出处，是司马迁的《史记》，书中记载不下三处，一处为《秦始皇本纪》：“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页255）一处为《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记》第10册，页3116）一处为《封禅书》：“诸儒生疾秦燔诗书，诛僇（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叛）之。”（《史记》第4册，页1371）

其实，在司马迁之前，就有焚书坑儒的记载。孔安国是孔子的11世孙。孔安国在朝廷供职比司马迁早了10几年。他为之作序的那篇《尚书》，据说是因墙壁拆迁发现的，因而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他指出：“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1）

贾谊就更早了，他出生在秦朝末世。西汉初年他在朝廷任职时，秦朝灭亡不过20余年。贾谊系统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写下了著名的《过秦论》，其中就有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司马迁纂《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一章结束时，就曾以“太史公曰”的方式，大篇幅地摘引这篇名作。

焚书坑儒作为专制统治者的暴政，不仅古代有，现代也有；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纳粹德国时期，也曾上演过一幕焚书。1933年5月10日晚上，希特勒当总理刚四个半月，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见过的景象。当夜，成千上万的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火炬扔在堆集的大批书籍上，熊熊烈焰中许多书又被丢进去，一次烧毁了大约两万册书。据报道，当时在德国另外几个城市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那个晚上，丢入柏林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一份学生宣言有这样的话，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美] 威廉·夏伊勒，三联书店，页341-342）

鲁迅的《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223）是一篇时评，议论的就是这次德国焚书事件。“华德焚书”的“华”，指的是秦始皇焚书；“德”指的是希特勒焚书。同样是焚书，鲁迅首先着眼于二者的区别。特别是当时一些中国与日本论者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尤其不以为然，于是开门见山，严厉驳斥。

鲁迅首先指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贾谊、孔安国、司马迁这些官员和学者，他们的文章和史籍记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按照鲁迅的说法，他们都是在说秦始皇的“坏话”，他们都是“新主子”的“帮闲”。鲁迅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背上了焚书坑儒的恶名，吃亏在“二世而亡”，假如秦始皇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地长期执政，这些史家早就闭了臭嘴，秦始皇肯定也是完美无暇的“伟光正”！

在鲁迅看来，秦始皇与希特勒，虽然都是暴君和独裁者，虽然都是烧书，但烧书与烧书不同，相比之下，秦始皇却是一位好暴君、好独裁者，“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鲁迅全集》第5卷，页223）为“统一思想”而烧书，至少是要肯定和维护的。在鲁迅眼里，烧书是否有罪，主要看动机，要看是否有利于“统一思想”。为“统一思想”而烧书，就烧得对，烧得好，就合情合理，就理直气壮，就进步正义。鲁迅把“统一思想”作为度量衡，从而把秦始皇与希特勒从本质和原则上区分开来。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主意是李斯出的，他指责当时“莫之能一”、“以古害今”、“以虚乱实”、“非（诽）上建立”，“思想”的确不“统一”。因此，“统一思想”就成了秦始皇登基后的当务之急。当然，秦始皇的“统一思想”并不简单地焚书了事，“火”与“血”的配合才是真正有效的措施：“……（前文已引），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第1册，页255）鲁迅专门挑出秦始皇“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以此说明秦始皇的宽容与开明，显然是为了减轻其罪责。

鲁迅为秦始皇辩护，主要强调他与希特勒的不同点，其实，他们的共同点才是主要的。首先，他们都是实行愚民政策以维护专制统治。秦始皇是为了愚弄秦国“黔首”，希特勒是为了愚弄德国人民。焚书就是消灭异见、掩盖真相、遮蔽真知的直接措施。其次，他们要消除的隐患也是一致的。秦始皇焚书，旨在反对“非今”；而希特勒焚书，则是反对“非德意志”。其三，他们不约而同都是为了“统一思想”。李斯指出，秦始皇“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第1册，页255）罗森堡则说，《我的奋斗》对德国民族来说，这是一本最神圣的书。在供坛上，除了《我的奋斗》不能有别的东西。（《第三帝国的兴亡》，页341）李斯说的是秦始皇“定一尊”的权威性；罗森堡说的是希特勒神圣性的唯一性。这样两个古今相隔、中外异域的独裁者，同样口含天宪、同样一锤定音，无论秦国的“黔首”，还是德国的“人民”，他们的思想只能以皇帝和元首的标准来“统一”。

焚书坑儒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暴政，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正义与进步性。鲁迅传统文化底子深厚，他当然深知，“百代都行秦政制”，两千多年，“天下苦秦久矣”。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推行愚民哲学，即以“暴秦”而论，前有商鞅，后有李斯，“燔经初意欲民愚”（《管锥编》册1，三联书店，2001年，页498），真正付诸实施的，正是秦始皇时期。王旗变换，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书刊到广播到网络，一脉相承。然而，南宋末年萧立之的《咏秦》却说：“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这样的措施并不能挽救专制王朝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

南宋萧澥有一首《读秦记》：“筑了联云万里城，春风弦管醉中听。凄凉六籍寒灰里，宿得咸阳火一星。”（《四库全书》集部《江湖后集》卷十五）其实，万里长城和焚书坑儒，都是秦始皇的“政绩”，都是为了闭关锁国，安富尊荣。前者为了封闭边境，后者为了封闭心灵。前者如，“万雉云边万马屯，筑来直欲障胡尘。谁知斩木为干者，只是长城里面人。”（《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35《竹庄小稿·读秦记》），边境未能封住，战祸却从内地发生；后者如“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全唐诗》卷669，中华书局，1960年，页7654）锁住了心灵，帝都却遭到火焚。

其实“统一思想”作为独裁者的专制暴政，向来为中外人士所诟病。被鲁迅贬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就曾以《论思想统一》为题，揭露与抨击蒋介石政权，以“统一思想”为名，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梁实秋开宗明义地指出：“思想这件东西，我以为是不能统一的，也是不必统一的。”（《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页75）“思想若是统于一，那岂不是成为一个固定的呆滞的东西？”（同上书，页77）此时的梁实秋正为“硬译”与“人性”问题，与鲁迅陷入旷日持久的笔战，即使如此，他仍然坚定地参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人权论争。他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凡是要统一思想，结果必定是把全国的人民驱到三个种类里面去：第一类是真正有思想的人，绝对不附和思想统一的学说，这种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得退隐韬晦著书立说，或竟激愤而提倡革命。第二种类是受过教育而没有勇气的人，口是心非的趋炎附势，这一类人是投机分子，是小人。第三类是根本没有思想的人，头脑简单，只知道盲从。”（同上书，页83-84）这些话有没有道理的，人们自然会作出判断。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859年，英国哲学家穆勒就批评过中国的“统一思想”，“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他们）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都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结果却是这样。”（《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重印，P85）正因为历代王朝都以“统一思想”作为控制民众的统治手段，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明太祖删改孟子，生机勃勃的文明古国成了西方学者眼中的化石或木乃伊。鲁迅沉迷于尼采哲学，对穆勒的《论自由》不感兴趣，甚至无法理解严复何以把此书译为《群己权界论》。由此推断，鲁迅对穆勒这一论断不见得有所了解。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在美国诞生之前就曾指出，“思想统一值得向往吗？”他的否定斩钉截铁，“就同面孔和身高划一一样不值得向往。”他的比喻很残酷——思想统一，如同“把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搬来，由于存在着大个儿打小个儿的危险，就把长人砍短，把短人拉长，使我们都变得一样大小。”（《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P264-265）他又说，“思想能做到统一吗？自从基督教传入以来，已经有无数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烧死、被毒刑拷打、被罚款、被监禁，但是我们并没有向思想统一迈进一步。”（同上书，页265）

不要以为反对“统一思想”的都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主张“思想统一”。在希特勒掌权以前，一个被后人尊崇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德国学者马克思同样反对“统一思想”，马克思辛辣地嘲讽普鲁士当局为“统一思想”而实施书报检查的反动法令，“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7）据说鲁迅后期已晋升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不知马克思这些论述他是否看过？

鲁迅自1930年成为左联盟主之后，他对“统一思想”不仅坚定不移，而且完全彻底。不过，内容也有调整，即开始强调以“无产者文学”来“统一思想”。他与梁实秋论战时指出，“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鲁迅全集》第4卷，页212）意思是说，无产者文学不仅要解放全人类（包括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还要占领全世界（“是全般，不是一角”）。他的理想是，无产者文学不是扮演主角（有主角，就会有配角），而是要扮演所有（“全般”）角色。无产者要占领的文学阵地是“全般”，而“不是一角”。不过，这样的“统一思想”，显然有悖于“百鸟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元局面，似乎有点“一家独占”、“一口独吞”的强权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