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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心路:鲁迅的神化和扭曲

粉丝心路:鲁迅的神化和扭曲

 

安立志

 

1972年冬天我高中尚未毕业就穿上军装走进军营。此时,由于副统帅的出逃,浩劫”已是强弩之末。文化市场更加萧条,新华书店的柜台上,文学图书萧条冷落,政治理论类居多,但除了马恩列斯,中国人的著作,有资格系列发行的,大概只有毛选鲁迅全集不久书店里又开始大量发行鲁迅作品的单行本。1973年夏季,我随部队吉林市西北松花江边的孤店子从事军农生产——种水稻。一次在附近的二台子机场有幸买到鲁迅的《而已集》、《准风月谈》和一本《鲁迅论写作》的小册子。这几本书伴我度过18年的军旅生涯。

其实,对于鲁迅作品的学习,在我参军前就开始了。“浩劫”初期以“封资修”名义废除语文教材,到逐步推出临时课本和新编课本,大约经过两年。语文课本的最大变化,是大量编入领袖诗词与鲁迅作品。《孔乙己》、故乡》、《祝福》、《文学与出汗》等,在中学都是学过的学生时代最后一个学期,为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我也曾模仿鲁迅杂文的语气,照猫画虎,乱写一气。在部队期间,我一直从事保密与干部工作,与文字无缘,也很少动笔,直到1980年代末开始学杂文,也正是鲁迅杂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结果。从中学到参军,从读鲁迅到写杂文,屈指算来,将近半个世纪,也算是鲁迅的“资深粉丝”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鲁迅为什么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我比同龄人知道的略微早一些。1968年上半年,我刚上初中,目不识丁的父亲为了鼓励我好好读书,卖了一袋小麦,给我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那还是运动初期,革命小将口中的“红宝书”只是《语录》,拥有一套《毛选》等于拥有一座金山。崭新的新书,烫金的书名,大红的塑料封皮,散发着新书的香气,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向母亲要了一块花布,作为包袱皮,非常珍重地把《毛选》包得整整齐齐。背着四卷新书上学书包太沉,只好每天带一卷。过了不多久,我就把雄文四卷通读了一遍。14岁的年龄,初中的文化,对这四卷经典与圣书,我是硬着头皮读下来的,这过程,不是磕磕绊绊,而是囫囵半片。且不说许多内容似懂非懂,许多生字还要查字典(字典还是我舅舅送我的,那是一本没有封皮、前后脱落、纸张发黄的《四角号码字典》),碰到熟悉的语录就划线作出标记。正是因为通读了这四卷,我才朦朦胧胧地了解了一点官方轨道里的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这得益于对这四卷书囫囵吞枣般的阅读与书中详尽的注解。一个农村中学生,当时能够通读四卷,算是极少的个案,当然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套用今天的网络用语,那是绝对的“毛粉”,在学校里也算一件新闻。的确,校区曾经来学校了解我的情况,我也曾在同学们面前“讲用”。

《毛选》第二卷里,有对鲁迅最权威、最尊崇的评价。《新民主主义论》是这样说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968年时的最高领袖,已是“大救星”和“红太阳”,那是“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的时期。试想在当时,有谁能够被最高领袖敕封三个“伟大”、一个“空前”、七个之“最”的谥号(也有人将此概括为“三家”、七“最”)?我当时并不知道,在这之前,也就是在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他已经受过一次敕封“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0)“圣人”,而且是“第一等”!可谓登峰造极。这两次评价,虽然都在建政前夕,由于政治领袖一言九鼎的推崇,1960年代的中国,鲁迅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竟然高居九天之上,巍然端坐在祥云缭绕的政治和文化神坛。对于一个缺乏社会阅历和辨别能力的中学生,也就很自然地敬仰之、膜拜之,不知不觉就成了鲁迅的粉丝。当时,在我抬头仰望的政治光谱中,实际存在着两颗星辰、两道光环、两座偶像。这两颗星辰、两道光环、两座偶像,即使都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仍然存在大和小、质与量的区别,档次显然是不一样的。

 

20世纪中叶,中国政权更替之际,五四文人大多健在,独独鲁迅受到新的政治力量的格外尊崇,其实是有着深厚的政治与文化原因的。许多年后我肤浅地思索过这一问题,二者之间是因为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基因所致:一是哲学思想相近。鲁迅信奉尼采哲学,推崇“超人”、“天才”,“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3),坚持“任个人而排众数”(同上书,页47),主张一导众从”(同上书,页54),不惜“用庸众为牺牲”(同上书,页53)。这与建政后盛行的“个人崇拜”、“运动群众”在哲学上具有共通性。二是政治理念相同。鲁迅追慕苏俄式的阶级专政体制,大力为苏俄制度进行宣传和辩护,反对英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作为苏俄扶持建立与发展的政党,建政后对苏俄“一边倒”,这在政治上极易取得共识。三是思维方式类似。鲁迅的思维方式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目的证明手段正确,革命不要思想自由等(参看拙文《鲁迅、徐志摩,谁在误读苏俄?》),与建政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十分接近。四是政治风格趋同。鲁迅始终与斗争相伴,终生论敌无数,信奉“以牙还牙”,一个也不宽恕。这与后来的“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动辄“斗他一万年”,存在着风格的一致性。五是斗争矛头一致。鲁迅除在早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更多地是反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即使在日本侵华时期,他的笔锋也主要批评国民党政权“体制内”的文化人。以推翻国民党统治,武装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政党,很自然地反映鲁迅视为盟友或侧翼。

鲁迅与其弟周作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作家,甚至在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眼里,周作人的创作,甚至超过其兄长(陈独秀的原话是:“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启明先生。”(参看拙作《身后是非,谁与评说?》)政权更替之后,兄弟二人的政治际遇,天差地别。苟活的周作人,仍然对其兄备受尊崇的地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62年5月16日,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原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钟叔河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856)周作人的境遇当然有其自身的问题,而鲁迅的神化,就不能以个人因素来解释了。尽管当局把鲁迅放到巍峨的神殿之上,但领袖并不希望人们效仿鲁迅式的写作。在那篇著名《讲话》中,就对“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从中可以读出名与实的不同况味。肯定的是已经逝世的鲁迅此人及其生前作品,否定(或并未肯定)的是鲁迅的创作风格及其批判精神,而且加了许多限制词。由此可见,对于鲁迅其实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生前在评论孔夫子时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全集》第6卷,页326-327)从鲁迅对孔夫子的评论里似乎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鲁迅又说,“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同上书,页328)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鲁迅被安放在高不可攀的神坛,他也是被当作工具使用的,是打鬼的钟馗,还是敲门的砖块,其实他是身不由己的。这也正是周作人说是“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恐九原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原因。

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曾经记下这样一个细节,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大胆地“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毛泽东思考片刻十分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页371)的确,在1957年的那个夏季,深通韬略的领袖,一条“引蛇出洞”的“阳谋”妙计,一网打尽了信以为真的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诱导下,失去警惕的杂文家们,创造了鲁迅去世之后、新政建基以来第一次杂文创作的小阳春。《人民日报》老编辑袁鹰写道:“谁也不曾想到,风云突变,狂飙骤降,明明是香花却在一夜之间被诬为‘毒草’,许多杂文作者都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纷纷落马,从此被列入异类,流徙江湖20余年,杂文销声敛迹。”(《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第8版,《杂文沧桑》)不知是计,忘乎所以的徐懋庸,驰骋报端,纵横笔锋,得意于短暂的创作丰产期,很快沦为右派,惨遭整肃;以《况钟的笔》名噪一时的巴人(王任叔),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又被撤职降级,最终精神失常,死于非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鲁迅在世,同样在劫难逃。可见,他的神圣地位并不怎么牢靠。领袖当时的回答,说者语惊四座,闻者战栗惊魂,道出的毕竟是实情。不过,“封神榜”上的鲁迅,当然不会再“关进牢里”;“要是他还活着”,毕竟只是历史的假设。

鲁迅的形象是复杂的,仅仅戴上一个纸糊之冠”是不够的,使用起来并不顺手,因此必须对其形象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政治需要。那个《讲话》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毛选》第3卷,页877)当时的人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对鲁迅的诗句进行诠释,本身就是改造鲁迅的一条重要举措。

 

这两句诗出于鲁迅的《自嘲》。1932年10月12日的鲁迅日记对这首《自嘲》有详细交待“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鲁迅全集》第16卷,页330)鲁迅在诗中说的“孺子”,指其幼子周海婴,当时海婴刚满3岁。鲁迅在这之前不久对“千夫”与“孺子”就曾有所揭示。1931年2月4日,他给友人写信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鲁迅全集》第12卷,页255)说明鲁迅对“千夫”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同年4月15日他在信中谈及海婴时说,“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同上书,页262)这里的“孺子牛”,显然是面对孩子的自况。

1938年,许广平就谈到过鲁迅对海婴的爱之情海婴出世了,先生(鲁迅)十分欢喜他,每逢朋友到就抱给他们看。生后十六天,就照相给他母亲寄去。夜里,十二时以前,照管海婴是我负责,十二时后,先生每天必从书房兼客室的客堂间跑到楼上来,抱着海婴在房里一面走一面唱催眠歌,或陪着弄玩具给他看,至二时才睡。……有时叹一口气,说:唉!没有法子,自己养的。这句话不是懊悔,是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心情的。”(《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5—156页)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体现的也是父子情深,甚至当时说的话,与他信里用语也是一致的。许广平作为鲁迅的生活伴侣,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当然最知情。应当指出的是,许广平写下的这些话,是在《讲话》之前。

 

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谈论这首诗的创作过程,“偷得半联,凑成一律”,哪个“半联”是鲁迅“偷得”呢?据鲁迅之弟周作人考证,清人洪亮吉的《北江诗话》卷一((《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页112))有这样的记述:“同里钱秀才季重,……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后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21)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有五字来自这“柱帖”诗的下联。而这则诗话,本义说的也是父亲对孩子的“溺爱过甚”。

 

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先生回忆说:“现在谈鲁迅诗歌,要实事求是,不能离开原意去拔高。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主席解释得太高了。这是一首自嘲诗,这两句诗鲁迅对许广平解释过,‘千夫’是指一切人,反对的也好,赞成的也好,我都不管,我横着站,冷对这一切;‘孺子’是指海婴,是说我俯首做海婴的牛。我看这样的解释,才符合原意,如照目前流行的那么解释,后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两句又怎么理解呢?”(2005年《上海鲁迅研究》第4期)

 

虽然有人多方考证,“千夫指”指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舆论氛围,“千夫”是鲁迅曾经批判的“众数”、“庸众”,并非毛泽东定义的“敌人”;“孺子牛”体现的是鲁迅对幼子的深深父爱,并未扩展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但是,建政之后,特别是“浩劫”时期,与《讲话》时的氛围已完全不同,此时的领袖,出口已是“最高指示”,且“一句顶一万句”,领袖对鲁迅诗意的解释,一锤定音,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就是许广平也不行。“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对“敌人”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对“人民”的。这样的鲁迅形象才是新政权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形象与雷锋很相似,《雷锋日记》中也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顺理成章。

改造鲁迅形象,不仅是领袖的要求,也是群众的呼声。鲁迅之孙周令飞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2010年33期《南方人物周刊》,《谁把鲁迅弄得面目全非》)改造后的鲁迅,标准化了、完美化了,一面对敌人,体现其狠、其凶;一面对人民,体现其亲、其敬。如此以来,鲁迅精神就有了可学性、可用性,此时的鲁迅也就嬗变为具有实际效用的权力工具或斗争工具。毕竟,文学偶像的内涵是要由政治偶像来定义、来决定的。

偶像的作用,是要发挥楷模和引导作用。风向不同了、时代不同了,偶像的内涵也不能一成不变。比如雷锋,前天是助人为乐的典型,今天是艰苦朴素的典型,明天又是思想解放的典型。在狂飙骤起的“浩劫”初期,再次开始了重塑鲁迅形象的过程。1966年,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政坛新秀姚文元代表峰层发表重要讲话——《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他指出,鲁迅“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崇敬。”(1966年第14期《红旗》杂志)

许广平是鲁迅的亲人,她在这次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这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讲话可谓惊世骇俗,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他把自己的革命活动,叫作听取‘将令’的行动,把自己的革命文学叫作遵命文学’。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许广平激动地叙述道,“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同上在这次大会上,已经神化的鲁迅,再次发生了蝶变,自此,他从“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一跃而成为“党的一名小兵”,他同雷锋一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当时,无人敢于质疑这是对鲁迅形象的扭曲。如同关云长专用青龙偃月刀,鲁迅的“武器”也不会轻易改变,仍是他那“投枪”“匕首”式的杂文。然而,他所面对的敌人已经变化了,是“三家村”,还是“走资派”?就要与时俱进了。

 

同为偶像,有些像宇宙的星系,政治偶像如同恒星(比如红太阳),文学偶像如同行星,二者的地位与分量是完全不同的。行星是隶属于恒星的,在恒星的光照下,围绕恒星而运行。前者可以称作“红太阳”,后者再怎么神化,再多的“最”,也不能称作任何一类“恒星”。“文革”狂飙突起时,胡适在台湾的坟墓已经长满青草。如果胡适泉下有知,看到今天这一场景,回忆鲁迅当年指责他充当国民党当局“维持治安”的“皂隶”、“奴才”和“帮忙文人”的历史,即便他再有“容忍”的胸襟,恐怕也很难忘怀。

 

许广平激情地讲道“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1966年第14期《红旗》杂志)鲁迅生前对于苏俄政权的赞美与辩护,在其身后引起了许多争论与非议;许广平代替已故的鲁迅表达对“文革”的赞美与拥护,这同样让鲁迅形象受到连累。前者是鲁迅的自主选择,后者是许广平的越俎代庖。但在苏俄性质已经盖棺论定,十年浩劫已有“历史决议”的今天,这两件史料无论如何都不会给鲁迅增添光辉。

 

虽然郭沫若与鲁迅曾经发生口舌是非,甚至被鲁迅骂为“才子+流氓”,但郭沫若在大会上的表现很识时务,他在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为题的讲话中别有新意,“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1966年《红旗》杂志第14期)鲁迅生前,梁实秋曾指责鲁迅拿苏俄的卢布,现在来看,梁实秋显然是错的,鲁迅不但没拿苏俄卢布,没有“入超”,甚至还要给中共党组织上缴党费,却有“出超”。此时仍然在台湾的梁实秋,显然是无法理解的。

 

悲剧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鲁迅在神坛上光芒四射之时,自然形成了一条界限和标准,凡是鲁迅批评过的都是敌人,凡是鲁迅肯定过的都是朋友。运动初期,历史上曾与鲁迅发生龃龉的周扬等“四条汉子”惨遭迫害,而且这场浩劫本身就是以杂文家祭刀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作者们不是锒铛入狱,就是家破人亡。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小学尚未毕业的我,也曾在防震棚(当时邢台地震不久,教室也是防震棚式)里在同学们面前宣读批判“三家村”的作文。

更为典型的是徐懋庸的命运。1957年,他由于误判了“双百”方针,仍以鲁迅风格创作杂文,终于落入右派法网。十年浩劫,他在劫难逃,备受折磨。谁知刚刚脱离浩劫的虎口,新华社1976年12月23日的一条电讯,又让他跌进了狼窝。这则电讯报道了最新发现的鲁迅信件,其中因有鲁迅批评徐懋庸的信件,记者不明所以,竟将徐懋庸与周扬、张春桥混为一谈,这让自以为劫后重生的徐懋庸再遭打击,两个半月之后徐懋庸含冤去世。(《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陈漱渝文《敌乎,友乎?余惟自问——徐懋庸临终前后琐忆》)如此看来,偶像的神坛阴影,偶像的光环之下,并不都是极乐世界。

 

我的杂文写作起步于1987年底。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政通人和的年代,人们从冰封的十年迎来了杂文的春天。许多报刊增设杂文栏目,许多机构组织征文活动,我这个杂文创作的后知后觉者,总算搭上了杂文春天的末班车。不过,最初的写作,带有明显的模仿性质,从用语到语法,总能看出鲁迅的影子。不多久,就因一场风波写不下去了。沉寂了几年,直至邓小平南巡之后,杂文才又卸下了姓“社”姓“资”的枷锁。大概在九十年代的上半叶,媒体上又出现了“新基调”与“鲁迅风”的争议。

 

囿于当时的视野,我对这样的争论并未留意。在一次杂文会议上,才从一些与会者的发言中听出了一些味道。发言者把杂文按照时代分期,区分为“鲁迅式杂文”与“新时代杂文”,这两类杂文的“基调”似乎是对立的。说什么“鲁迅式杂文”的基调是被压迫者的心声,立场是官民对立的,其使命是暴露黑暗;“新时代杂文”的基调是国家主人的心声,立场是官民一致的,其使命是歌颂光明。后者就是“新基调”,并且要求大家自觉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我当时只是一个杂文初学者,只是好奇地看了讨论双方的一些文章,我本人并未介入这样的讨论。

 

“新基调杂文”的发明者要“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对已经神化了的鲁迅“祛魅”,只不过强调杂文必须成为时代与政治工具的性质。大家都知道,鲁迅实质上是个文化战士,他的创作本质就是批判与斗争。批判和战斗才是鲁迅精神的实质。“新基调杂文”之所以要“去鲁”,谈鲁迅就要谈杂文,谈杂文就要谈批判,而以此为特质的鲁迅杂文,已经不能适应他们认为主要应当用心歌颂的时代与社会。因此,必须“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从根本上说,他们要“去”的正是作为鲁迅精神特质的斗争与批判(在这里不讨论鲁迅当年的批判是否全部正确的),其所担心的是鲁迅斗争与批判的被误用。其实,这些人并不排除一切批判与斗争,比如,反对他们一味赞美与歌颂的,必须进行斗争;质疑其赞美和歌颂对象的,则必须批判。这似乎体现了他们一贯的自信——任何时候他们总是正确的。

斯人已逝,神耶人耶?伟大作家,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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