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心路：鲁迅的神化和扭曲

安立志

1972年冬天，我高中尚未毕业就穿上军装走进军营。此时，由于副统帅的出逃，“浩劫”已是强弩之末。文化市场更加萧条，新华书店的柜台上，文学图书萧条冷落，政治理论类居多，但除了马恩列斯，中国人的著作，有资格成系列发行的，大概只有《毛选》和《鲁迅全集》了。不久书店里又开始大量发行鲁迅作品的单行本。1973年夏季，我随部队到吉林市西北松花江边的孤店子从事军农生产——种水稻。一次，在附近的二台子机场有幸买到了鲁迅的《而已集》、《准风月谈》和一本《鲁迅论写作》的小册子。这几本书伴我度过了18年的军旅生涯。

其实，对于鲁迅作品的学习，在我参军之前就开始了。从“浩劫”初期以“封资修”名义废除语文教材，到逐步推出临时课本和新编课本，大约经过两年。语文课本的最大变化，是大量编入领袖诗词与鲁迅作品。《孔乙己》、《故乡》、《祝福》、《文学与出汗》等，在中学都是学过的。学生时代最后一个学期，为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我也曾模仿鲁迅杂文的语气，照猫画虎，乱写一气。在部队期间，我一直从事保密与干部工作，与文字无缘，也很少动笔，直到1980年代末，才开始学写杂文，也正是鲁迅杂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结果。从中学到参军，从读鲁迅到写杂文，屈指算来，将近半个世纪，也算是鲁迅的“资深粉丝”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鲁迅为什么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我比同龄人知道的略微早一些。1968年上半年，我刚上初中，目不识丁的父亲为了鼓励我好好读书，卖了一袋小麦，给我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那还是运动初期，革命小将口中的“红宝书”只是《语录》，拥有一套《毛选》等于拥有一座金山。崭新的新书，烫金的书名，大红的塑料封皮，散发着新书的香气，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向母亲要了一块花布，作为包袱皮，非常珍重地把《毛选》包得整整齐齐。背着四卷新书上学书包太沉，只好每天带一卷。过了不多久，我就把雄文四卷通读了一遍。14岁的年龄，初中的文化，对这四卷经典与圣书，我是硬着头皮读下来的，这过程，不是磕磕绊绊，而是囫囵半片。且不说许多内容似懂非懂，许多生字还要查字典（字典还是我舅舅送我的，那是一本没有封皮、前后脱落、纸张发黄的《四角号码字典》），碰到熟悉的语录就划线作出标记。正是因为通读了这四卷，我才朦朦胧胧地了解了一点官方轨道里的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这得益于对这四卷书囫囵吞枣般的阅读与书中详尽的注解。一个农村中学生，当时能够通读四卷，算是极少的个案，当然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套用今天的网络用语，那是绝对的“毛粉”，在学校里也算一件新闻。的确，校区曾经来学校了解我的情况，我也曾在同学们面前“讲用”。

《毛选》第二卷里，有对鲁迅最权威、最尊崇的评价。《新民主主义论》是这样说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968年时的最高领袖，已是“大救星”和“红太阳”，那是“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的时期。试想在当时，有谁能够被最高领袖敕封三个“伟大”、一个“空前”、七个之“最”的谥号（也有人将此概括为“三家”、七“最”）？我当时并不知道，在这之前，也就是在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他已经受过一次敕封，“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0）“圣人”，而且是“第一等”！可谓登峰造极。这两次评价，虽然都在建政前夕，由于政治领袖一言九鼎的推崇，在1960年代的中国，鲁迅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一员，竟然高居九天之上，巍然端坐在祥云缭绕的政治和文化神坛。对于一个缺乏社会阅历和辨别能力的中学生，也就很自然地敬仰之、膜拜之，不知不觉就成了鲁迅的粉丝。当时，在我抬头仰望的政治光谱中，实际存在着两颗星辰、两道光环、两座偶像。这两颗星辰、两道光环、两座偶像，即使都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仍然存在大和小、质与量的区别，档次显然是不一样的。

20世纪中叶，中国政权更替之际，五四文人大多健在，独独鲁迅受到新的政治力量的格外尊崇，其实是有着深厚的政治与文化原因的。许多年后我肤浅地思索过这一问题，二者之间是因为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基因所致：一是哲学思想相近。鲁迅信奉尼采哲学，推崇“超人”、“天才”，“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3），坚持“任个人而排众数”（同上书，页47），主张“一导众从”（同上书，页54），不惜“用庸众为牺牲”（同上书，页53）。这与建政后盛行的“个人崇拜”、“运动群众”在哲学上具有共通性。二是政治理念相同。鲁迅追慕苏俄式的阶级专政体制，大力为苏俄制度进行宣传和辩护，反对英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作为苏俄扶持建立与发展的政党，建政后对苏俄“一边倒”，这在政治上极易取得共识。三是思维方式类似。鲁迅的思维方式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目的证明手段正确，革命不要思想自由等（参看拙文《鲁迅、徐志摩，谁在误读苏俄？》），与建政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十分接近。四是政治风格趋同。鲁迅始终与斗争相伴，终生论敌无数，信奉“以牙还牙”，一个也不宽恕。这与后来的“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动辄“斗他一万年”，存在着风格的一致性。五是斗争矛头一致。鲁迅除在早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更多地是反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即使在日本侵华时期，他的笔锋也主要批评国民党政权“体制内”的文化人。以推翻国民党统治，武装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政党，很自然地反映鲁迅视为盟友或侧翼。

鲁迅与其弟周作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作家，甚至在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眼里，周作人的创作，甚至超过其兄长（陈独秀的原话是：“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启明先生。”（参看拙作《身后是非，谁与评说？》）政权更替之后，兄弟二人的政治际遇，天差地别。苟活的周作人，仍然对其兄备受尊崇的地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62年5月16日，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原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钟叔河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856）周作人的境遇当然有其自身的问题，而鲁迅的神化，就不能以个人因素来解释了。尽管当局把鲁迅放到巍峨的神殿之上，但领袖并不希望人们效仿鲁迅式的写作。在那篇著名《讲话》中，就对“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从中可以读出名与实的不同况味。肯定的是已经逝世的鲁迅此人及其生前作品，否定（或并未肯定）的是鲁迅的创作风格及其批判精神，而且加了许多限制词。由此可见，对于鲁迅其实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生前在评论孔夫子时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全集》第6卷，页326-327）从鲁迅对孔夫子的评论里似乎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鲁迅又说，“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同上书，页328）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鲁迅被安放在高不可攀的神坛，他也是被当作工具使用的，是打鬼的钟馗，还是敲门的砖块，其实他是身不由己的。这也正是周作人说是“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恐九原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原因。

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曾经记下这样一个细节，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大胆地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毛泽东思考了片刻，十分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页371）的确，在1957年的那个夏季，深通韬略的领袖，一条“引蛇出洞”的“阳谋”妙计，一网打尽了信以为真的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诱导下，失去警惕的杂文家们，创造了鲁迅去世之后、新政建基以来第一次杂文创作的小阳春。《人民日报》老编辑袁鹰写道：“谁也不曾想到，风云突变，狂飙骤降，明明是香花却在一夜之间被诬为‘毒草’，许多杂文作者都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纷纷落马，从此被列入异类，流徙江湖20余年，杂文销声敛迹。”（《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第8版，《杂文沧桑》）不知是计，忘乎所以的徐懋庸，驰骋报端，纵横笔锋，得意于短暂的创作丰产期，很快沦为右派，惨遭整肃；以《况钟的笔》名噪一时的巴人（王任叔），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又被撤职降级，最终精神失常，死于非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鲁迅在世，同样在劫难逃。可见，他的神圣地位并不怎么牢靠。领袖当时的回答，说者语惊四座，闻者战栗惊魂，道出的毕竟是实情。不过，“封神榜”上的鲁迅，当然不会再“关进牢里”；“要是他还活着”，毕竟只是历史的假设。

鲁迅的形象是复杂的，仅仅戴上一个“纸糊之冠”是不够的，使用起来并不顺手，因此必须对其形象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政治需要。那个《讲话》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毛选》第3卷，页877）当时的人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对鲁迅的诗句进行诠释，本身就是改造鲁迅的一条重要举措。

这两句诗出于鲁迅的《自嘲》。1932年10月12日的鲁迅日记对这首《自嘲》有详细交待：“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鲁迅全集》第16卷，页330）鲁迅在诗中说的“孺子”，指其幼子周海婴，当时海婴刚满3岁。鲁迅在这之前不久对“千夫”与“孺子”就曾有所揭示。1931年2月4日，他给友人写信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鲁迅全集》第12卷，页255）说明鲁迅对“千夫”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同年4月15日他在信中谈及海婴时说，“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同上书，页262）这里的“孺子牛”，显然是面对孩子的自况。

1938年，许广平就谈到过鲁迅对海婴的爱子之情，“海婴出世了，先生（鲁迅）十分欢喜他，每逢朋友到就抱给他们看。生后十六天，就照相给他母亲寄去。夜里，十二时以前，照管海婴是我负责，十二时后，先生每天必从书房兼客室的客堂间跑到楼上来，抱着海婴在房里一面走一面唱催眠歌，或陪着弄玩具给他看，至二时才睡。……有时叹一口气，说：‘唉！没有法子，自己养的。’这句话不是懊悔，是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心情的。”（《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5—156页）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体现的也是父子情深，甚至当时说的话，与他信里用语也是一致的。许广平作为鲁迅的生活伴侣，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当然最知情。应当指出的是，许广平写下的这些话，是在《讲话》之前。

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谈论这首诗的创作过程，“偷得半联，凑成一律”，哪个“半联”是鲁迅“偷得”呢？据鲁迅之弟周作人考证，清人洪亮吉的《北江诗话》卷一（（《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页112））有这样的记述：“同里钱秀才季重，……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后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21）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有五字来自这“柱帖”诗的下联。而这则诗话，本义说的也是父亲对孩子的“溺爱过甚”。

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先生回忆说：“现在谈鲁迅诗歌，要实事求是，不能离开原意去拔高。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主席解释得太高了。这是一首自嘲诗，这两句诗鲁迅对许广平解释过，‘千夫’是指一切人，反对的也好，赞成的也好，我都不管，我横着站，冷对这一切；‘孺子’是指海婴，是说我俯首做海婴的牛。我看这样的解释，才符合原意，如照目前流行的那么解释，后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两句又怎么理解呢？”（2005年《上海鲁迅研究》第4期）

虽然有人多方考证，“千夫指”指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舆论氛围，“千夫”是鲁迅曾经批判的“众数”、“庸众”，并非毛泽东定义的“敌人”；“孺子牛”体现的是鲁迅对幼子的深深父爱，并未扩展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但是，建政之后，特别是“浩劫”时期，与《讲话》时的氛围已完全不同，此时的领袖，出口已是“最高指示”，且“一句顶一万句”，领袖对鲁迅诗意的解释，一锤定音，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就是许广平也不行。“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对“敌人”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对“人民”的。这样的鲁迅形象才是新政权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形象与雷锋很相似，《雷锋日记》中也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顺理成章。

改造鲁迅形象，不仅是领袖的要求，也是群众的呼声。鲁迅之孙周令飞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2010年33期《南方人物周刊》，《谁把鲁迅弄得面目全非》）改造后的鲁迅，标准化了、完美化了，一面对敌人，体现其狠、其凶；一面对人民，体现其亲、其敬。如此以来，鲁迅精神就有了可学性、可用性，此时的鲁迅也就嬗变为具有实际效用的权力工具或斗争工具。毕竟，文学偶像的内涵是要由政治偶像来定义、来决定的。

偶像的作用，是要发挥楷模和引导作用。风向不同了、时代不同了，偶像的内涵也不能一成不变。比如雷锋，前天是助人为乐的典型，今天是艰苦朴素的典型，明天又是思想解放的典型。在狂飙骤起的“浩劫”初期，再次开始了重塑鲁迅形象的过程。1966年，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政坛新秀姚文元代表峰层发表重要讲话——《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他指出，鲁迅“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崇敬。”（1966年第14期《红旗》杂志）

许广平是鲁迅的亲人，她在这次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这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讲话可谓惊世骇俗，“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他把自己的革命活动，叫作听取‘将令’的行动，把自己的革命文学叫作‘遵命文学’。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许广平激动地叙述道，“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同上）在这次大会上，已经神化的鲁迅，再次发生了蝶变，自此，他从“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一跃而成为“党的一名小兵”，他同雷锋一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当时，无人敢于质疑这是对鲁迅形象的扭曲。如同关云长专用青龙偃月刀，鲁迅的“武器”也不会轻易改变，仍是他那“投枪”“匕首”式的杂文。然而，他所面对的敌人已经变化了，是“三家村”，还是“走资派”？就要与时俱进了。

同为偶像，有些像宇宙的星系，政治偶像如同恒星（比如红太阳），文学偶像如同行星，二者的地位与分量是完全不同的。行星是隶属于恒星的，在恒星的光照下，围绕恒星而运行。前者可以称作“红太阳”，后者再怎么神化，再多的“最”，也不能称作任何一类“恒星”。“文革”狂飙突起时，胡适在台湾的坟墓已经长满青草。如果胡适泉下有知，看到今天这一场景，回忆鲁迅当年指责他充当国民党当局“维持治安”的“皂隶”、“奴才”和“帮忙文人”的历史，即便他再有“容忍”的胸襟，恐怕也很难忘怀。

许广平激情地讲道，“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1966年第14期《红旗》杂志）鲁迅生前对于苏俄政权的赞美与辩护，在其身后引起了许多争论与非议；许广平代替已故的鲁迅表达对“文革”的赞美与拥护，这同样让鲁迅形象受到连累。前者是鲁迅的自主选择，后者是许广平的越俎代庖。但在苏俄性质已经盖棺论定，十年浩劫已有“历史决议”的今天，这两件史料无论如何都不会给鲁迅增添光辉。

虽然郭沫若与鲁迅曾经发生口舌是非，甚至被鲁迅骂为“才子+流氓”，但郭沫若在大会上的表现很识时务，他在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为题的讲话中别有新意，“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1966年《红旗》杂志第14期）鲁迅生前，梁实秋曾指责鲁迅拿苏俄的卢布，现在来看，梁实秋显然是错的，鲁迅不但没拿苏俄卢布，没有“入超”，甚至还要给中共党组织上缴党费，却有“出超”。此时仍然在台湾的梁实秋，显然是无法理解的。

悲剧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鲁迅在神坛上光芒四射之时，自然形成了一条界限和标准，凡是鲁迅批评过的都是敌人，凡是鲁迅肯定过的都是朋友。运动初期，历史上曾与鲁迅发生龃龉的周扬等“四条汉子”惨遭迫害，而且这场浩劫本身就是以杂文家祭刀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作者们不是锒铛入狱，就是家破人亡。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小学尚未毕业的我，也曾在防震棚（当时邢台地震不久，教室也是防震棚式）里在同学们面前宣读批判“三家村”的作文。

更为典型的是徐懋庸的命运。1957年，他由于误判了“双百”方针，仍以鲁迅风格创作杂文，终于落入右派法网。十年浩劫，他在劫难逃，备受折磨。谁知刚刚脱离浩劫的虎口，新华社1976年12月23日的一条电讯，又让他跌进了狼窝。这则电讯报道了最新发现的鲁迅信件，其中因有鲁迅批评徐懋庸的信件，记者不明所以，竟将徐懋庸与周扬、张春桥混为一谈，这让自以为劫后重生的徐懋庸再遭打击，两个半月之后徐懋庸含冤去世。（《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陈漱渝文《敌乎，友乎？余惟自问——徐懋庸临终前后琐忆》）如此看来，偶像的神坛阴影，偶像的光环之下，并不都是极乐世界。

我的杂文写作起步于1987年底。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政通人和的年代，人们从冰封的十年迎来了杂文的春天。许多报刊增设杂文栏目，许多机构组织征文活动，我这个杂文创作的后知后觉者，总算搭上了杂文春天的末班车。不过，最初的写作，带有明显的模仿性质，从用语到语法，总能看出鲁迅的影子。不多久，就因一场风波写不下去了。沉寂了几年，直至邓小平南巡之后，杂文才又卸下了姓“社”姓“资”的枷锁。大概在九十年代的上半叶，媒体上又出现了“新基调”与“鲁迅风”的争议。

囿于当时的视野，我对这样的争论并未留意。在一次杂文会议上，才从一些与会者的发言中听出了一些味道。发言者把杂文按照时代分期，区分为“鲁迅式杂文”与“新时代杂文”，这两类杂文的“基调”似乎是对立的。说什么“鲁迅式杂文”的基调是被压迫者的心声，立场是官民对立的，其使命是暴露黑暗；“新时代杂文”的基调是国家主人的心声，立场是官民一致的，其使命是歌颂光明。后者就是“新基调”，并且要求大家自觉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我当时只是一个杂文初学者，只是好奇地看了讨论双方的一些文章，我本人并未介入这样的讨论。

“新基调杂文”的发明者要“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对已经神化了的鲁迅“祛魅”，只不过强调杂文必须成为时代与政治工具的性质。大家都知道，鲁迅实质上是个文化战士，他的创作本质就是批判与斗争。批判和战斗才是鲁迅精神的实质。“新基调杂文”之所以要“去鲁”，谈鲁迅就要谈杂文，谈杂文就要谈批判，而以此为特质的鲁迅杂文，已经不能适应他们认为主要应当用心歌颂的时代与社会。因此，必须“克服鲁迅式杂文的积习”。从根本上说，他们要“去”的正是作为鲁迅精神特质的斗争与批判（在这里不讨论鲁迅当年的批判是否全部正确的），其所担心的是鲁迅斗争与批判的被误用。其实，这些人并不排除一切批判与斗争，比如，反对他们一味赞美与歌颂的，必须进行斗争；质疑其赞美和歌颂对象的，则必须批判。这似乎体现了他们一贯的自信——任何时候他们总是正确的。

斯人已逝，神耶人耶？伟大作家，得其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