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是非 谁与评说？

安立志

（一）

中国古代，一些大人物（主要是皇上和大臣）去世后，都要履行一个程序——议谥或赐谥，比如，比皇上还皇上的慈禧太后，死后被谥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号字数超过了清朝历代皇帝；经常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还荣膺了“文忠”的哀荣。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套东西作为“文化”，并不会自动消失。大人物死后，那张“生平”纸上，能不能写上“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能否加上“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那几个副词，都不是小事情，这关系到“盖棺”能否“定论”，死后能否瞑目的大问题。

鲁迅去世的年代，介于推翻帝制，开辟新元之前，既不需要皇权时的赐谥，也不需要新中国的“生平”。他虽然是一介文人，声望所系，也有一个评价问题。鲁迅生前评论孔夫子曾被当作“敲门砖”，先生死后同样身不由己。对于先生的评价，从已获取的部分可见，这些评价是多元的。这当然是由评价者的地位、立场、影响决定的。有意思的是，“百度百科”对这些评价进行的分类，分为正面评价、负面评价和中性评价三种。事实上，有的正面评价如同“神评价”，以致几十年来鲁迅一直高居神坛；有的负面评价如同“妖评价”，恨不得把鲁迅捺入地狱。前一种评价灌输既久，深入骨髓；后一种评价本属荒诞，人们不以为意。按照电视竞赛多个评委给选手打分的方式，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下的平均值，就是选手得分。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这个办法并不适用。对于特定政治团体而言，对于鲁迅的神化，从其去世之际就开始了。因此，去掉最高分，即使在民间也无法操作，这要考虑一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是，必须去掉最低分，由于人们长期笼罩在祥光之下，对于鲁迅任何妖魔化的评价，心理上都不会接受。剩下的评价怎么办呢？对于逝者的评价，都是价值性、品德性、学术性的表述，这些表述都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都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因此，无法总量相加，然后平均。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类似同类商品的大卖场，完全摊开，自由浏览，是非对错，任由评说。至于评说是否公正，也应任由世人评说。

（二）

对鲁迅评价的最高分，或者是“神评价”，当属以下的表述：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的讲话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0、9）古代中国的圣人有至圣、亚圣、复圣等称谓，“至圣”大体应算“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至圣，于是也就“至圣先师”、也就“大成至圣文宣王”，可谓文曲再世，光耀翰林。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能不能说鲁迅相当于现代中国的“至圣先师”或“大成至圣文宣王”？事实上，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孔夫子在古代中国的地位。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选集》第2卷，页698）在这段评价中，毛泽东使用了一系列的副词，其中包括三个“伟大”、一个“空前”、七个“最”，“最”者，至也，极也，如此评价，可谓史无前例，登峰造极。大概只有如此，才配得上“第一等圣人”或“至圣”的级别。至少在副词的使用上，也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20多年后林副统帅的“三个副词”，不过其来有自。

（三）

对于鲁迅的“妖评价”或者称为抹黑或妖魔化，最恶劣的莫过于苏雪林女士（1897年3月-1999年4月）。苏雪林，生于浙江瑞安，她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不久，曾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知名教授、学者。1921年秋，苏雪林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学院。回国后，始终从事教育，在大陆，曾在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到台湾后，又在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屈赋研究与攻击鲁迅，是苏雪林的“名山事业”。这个极端仇恨鲁迅的老太婆，竟然活了102岁。

（苏雪林）

1936年11月12日，鲁迅先生尸骨未寒，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对鲁迅大放厥词，极尽诋毁污蔑之能事。

她如此贬斥鲁迅杂文，“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击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之勾结者之代言人。”

如此攻击鲁迅暴富，“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百万。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

如此丑化鲁迅人品，“似此褊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岂惟士林之所寡闻，亦人类之所罕睹，谓其心理非有甚深之病态焉，谅公亦难首肯。”

如此污蔑鲁迅通敌，“鲁迅固以反帝战土自命者也，而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且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而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被亵渎的鲁迅》，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50-153）

在对鲁迅的所有评价中，只有苏雪林的评价最为卑劣、最为邪恶、最为丑陋、最为低下。不仅社会公众嗤之以鼻，就是曾遭鲁迅多次攻击的胡适，也对她对说法表示异议。苏雪林在给致蔡孑民（即蔡元培。后据史料，蔡元培并未收到此信——笔者注）的同时，又把这封信抄送胡适。1936年12月14日，胡适回信对苏雪林提出责备：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ー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指陈西滢——笔者注）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309-310）

史料记载，鲁迅生前曾多次指名或不指名地攻击胡适，胡适从未作出回应。胡适给苏雪林的这封回信，曾为许多人所称道，尽管其中也有“狺狺”二字，泄露了胡适对鲁迅多次攻击同样心存不满，但其总体态度，还是体现了胡适一以贯之的君子之风。鲁迅死后，在《鲁迅全集》的出版问题上，胡适曾主动致信商务印书馆多方协调，并爽快答应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成员，这在许寿裳与许广平的通信中都有记载。

（四）

介于正面与负面之间的中性评价，从时间上有两类，一类发生在鲁迅生前，一类发生在鲁迅身后。有意思的是，评论者多系鲁迅同时代人，且大多数原系鲁迅的“论敌”，多曾在鲁迅的“投枪”或“匕首”之下伤痕累累。这些中性的史料，按照发表时的大致时序，采取客观展示的方式开列如下。格式是简介一下评价者，然后介绍评价内容。下面所列是在鲁迅生前发表的评论。

 胡适（1891年12月-1962年2月），徽州绩溪人，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日本侵华期间，胡适“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4年余。为争取美国对华援助，打破美国孤立主义，胡适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力陈中国抗战意义，争取国际舆论支持。1945年，参加联合国宪章和教科文组织章程起草制订工作。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赴台后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毕生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1962年2月24日病逝于台北。

1922年3月3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概括道：“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1921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胡适全集》第2卷，页342-343）

胡适对于鲁迅小说的这一评价，发生在鲁迅攻击胡适之前。1922年，31岁的胡适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并代理文科学长。鲁迅当年41岁，任教育部佥事，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这个阶段，他们之间有友谊、有合作。他们曾是围绕《新青年》合作不错的编辑与作者；鲁迅写作《小说史略》吸收了胡适考证《红楼》、《水浒》、《西游》的有关成果；胡适也肯定鲁迅《小说史略》的开创性工作；胡适还曾试图调解周氏兄弟与陈源三人之间的笔墨官司，等等。

（成仿吾）

成仿吾（1897年8月-1984年5月），湖南新化人，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1921年回国。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49年之后，曾担任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84年，成仿吾去世时，中央审定的“生平”称，成仿吾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

1924年1月，成仿吾在《创造》杂志发表《<呐喊>的评论》：鲁迅“前期的作品之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不周山》（即“补天”——笔者注）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平生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人，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鲁迅论》，李何林编，北新书局，页231-235）此时的成仿吾，担任《创造》杂志的编辑，是创造社很有实力的文学评论家。

这篇有褒有贬的评论，后来遭到了鲁迅的回击。1935年12月，也就是鲁迅去世前一年，对于成仿吾12年前的批评，鲁迅铭记在心，他反击道：“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鲁迅全集》第2卷，页353）

（陈西滢）

陈西滢（1896年—1970年），即陈源，江苏无锡人，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主持《现代评论》“闲话”栏目期间，与鲁迅发生笔战。1946年出任中国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晚年瘫痪，逝于伦敦。

1927年，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评论道：“十年以来——从民国六年一月《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新文学的作品，要算短篇小说的出产顶多，也要算它的成绩顶好了。我要举的代表作品是郁达夫先生的《沉沦》和鲁迅先生的《呐喊》。……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可是《孔乙己》，《风波》，《故乡》里面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我们记忆中的乡下人，许多就是那样的，虽然我们没有那本领写下来。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不仅是type，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西滢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页176-177）

（五）

鲁迅去世后发表的评价。

（林语堂）

林语堂（1895年10月-1976年3月），福建龙溪（今漳州）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20年代在北京女师大和厦门大学期间，与鲁迅曾为患难之交。后因性格、理念不合，加之一些小事的误会而交恶。1948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75年任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

1937年1月1日，时值鲁迅去世不久，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指出：“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语堂全集》第18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89）

陈独秀（1879年10月-1942年5月），安徽怀宁人。年龄比鲁迅大两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缔造者之一，中共中央第一至五届主要领导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后来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以此确立陈独秀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指出：“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即周作人——笔者注），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启明先生。……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陈独秀著作选》卷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30）

（蒋梦麟）

蒋梦麟（1886年1月-1964年6月），浙江余姚人，191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北京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是著名的西南联大主要负责人。1964年6月19日，病逝于台北。

1961年5月4日，蒋梦麟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而作》时指出：“讲到周豫才先生，这个绍兴土老儿，与近代中国文坛关系很大。他为中国文艺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风格。众所周知的鲁迅，就是周豫才先生，名树人。……最后到北京教育部当佥事，并在北京大学教几点钟课。他住在绍兴会馆，收入不多，因为穷，就写点文章，以稿费补助衣食费用的不足。他很健谈，但一口绍兴官话，除了同乡外，旁的人听了有点费力。碰到谈得投机的，他便无话不谈。一付绍兴师爷的态度。那深刻而锋利的谈话，极尽刻薄、幽默与风趣之能事。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民国七年)、《阿Q正传》(民国十年)，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这种文学，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多半不满于现实，心中苦闷，他便代表大众以文字发泄出来。”（《回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页334）

（夏志清）

美籍华裔文学评论家夏志清（1921－2013），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于上海浦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91年退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13年12月29日（当地时间）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

1961年，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涉及鲁迅的评价是这样的：“就长远的眼光来看，虽然鲁迅是一个会真正震怒的人，而且在愤怒时他会非常自以为是（对于日后在暴政下度日的中共作家来说，这种反抗精神是鲁迅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遗产），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自己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瑞斯、班·强生到赫胥黎——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一律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的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的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46）

在这里，之所以选了海外华人出版的现代文学史的有关评述，是因为该著作关于现代小说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中国青年网“文化中国”2013年12月31日报道认为，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49年后，我国也出版了不少关于现当代小说史（或文学史）的著述，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大抵与前述“最高分”一致，为避免重复起见，于是选择了不一样的角度。

（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的胞弟，周建人之兄。1906年，曾与兄长鲁迅留学日本。从1923年起，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交恶，势若参商，终生再无往来。个中原因，言人人殊。日本侵华期间，周作人出任汪伪政府的伪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将其逮捕，改判10年。1949年之后，从事欧洲古典文学的翻译与鲁迅研究工作。1967年5月6日，死于“文革”期间。文学史上称其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1962年5月16日，周作人在给香港鲍耀明的复信中说：“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2014年5月26日人民网《袁良骏：周作人将兄弟失和原因归罪于许广平》，原文引自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梁实秋）

梁实秋（1903年1月-1987年11月），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1923年8月赴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就学，后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共同前身）。1927年到1936年，鲁迅与梁实秋围绕“人性论”、“硬译”、“阶级性”发生激烈论战，前后长达8年，梁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百度百科介绍，他是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1970年，梁实秋应友人之邀写作《关于鲁迅》。有人说，评价梁实秋，不能用鲁迅的标准；评价鲁迅，不能用梁实秋的标准。这是因为他们互为论敌，难免失之客观与意气的缘故。虽然他在文中声称：“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但他仍然重复了他在抗战时期对鲁迅的看法。

梁实秋指出：“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台湾当时把鲁迅作品列为禁书——笔者注）。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大陆也有人做过这一工作，《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就是一例——笔者注），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

他如此介绍鲁迅的身世，“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即章士钊——笔者注）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他指出，“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页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