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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是非,谁与评说?

身后是非 谁与评说?

 

安立志

 

 

(一)

 

中国古代,一些大人物(主要是皇上和大臣)去世后,都要履行一个程序——议谥或赐谥,比如,比皇上还皇上的慈禧太后,死后被谥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号字数超过了清朝历代皇帝;经常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还荣膺了“文忠”的哀荣。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套东西作为“文化”,并不会自动消失。大人物死后,那张“生平”纸上,能不能写上“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能否加上“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那几个副词,都不是小事情,这关系到“盖棺”能否“定论”,死后能否瞑目的大问题。

 

鲁迅去世的年代,介于推翻帝制,开辟新元之前,既不需要皇权时的赐谥,也不需要新中国的“生平”。他虽然是一介文人,声望所系,也有一个评价问题。鲁迅生前评论孔夫子曾被当作“敲门砖”,先生死后同样身不由己。对于先生的评价,从已获取的部分可见,这些评价是多元的。这当然是由评价者的地位、立场、影响决定的。有意思的是,“百度百科”对这些评价进行的分类,分为正面评价、负面评价和中性评价三种。事实上,有的正面评价如同“神评价”,以致几十年来鲁迅一直高居神坛;有的负面评价如同“妖评价”,恨不得把鲁迅捺入地狱。前一种评价灌输既久,深入骨髓;后一种评价本属荒诞,人们不以为意。按照电视竞赛多个评委给选手打分的方式,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下的平均值,就是选手得分。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这个办法并不适用。对于特定政治团体而言,对于鲁迅的神化,从其去世之际就开始了。因此,去掉最高分,即使在民间也无法操作,这要考虑一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是,必须去掉最低分,由于人们长期笼罩在祥光之下,对于鲁迅任何妖魔化的评价,心理上都不会接受。剩下的评价怎么办呢?对于逝者的评价,都是价值性、品德性、学术性的表述,这些表述都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都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因此,无法总量相加,然后平均。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类似同类商品的大卖场,完全摊开,自由浏览,是非对错,任由评说。至于评说是否公正,也应任由世人评说。

 

(二)

 

对鲁迅评价的最高分,或者是“神评价”,当属以下的表述: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的讲话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0、9)古代中国的圣人有至圣、亚圣、复圣等称谓,“至圣”大体应算“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至圣,于是也就“至圣先师”、也就“大成至圣文宣王”,可谓文曲再世,光耀翰林。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能不能说鲁迅相当于现代中国的“至圣先师”或“大成至圣文宣王”?事实上,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孔夫子在古代中国的地位。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选集》第2卷,页698)在这段评价中,毛泽东使用了一系列的副词,其中包括三个“伟大”、一个“空前”、七个“最”,“最”者,至也,极也,如此评价,可谓史无前例,登峰造极。大概只有如此,才配得上“第一等圣人”或“至圣”的级别。至少在副词的使用上,也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20多年后林副统帅的“三个副词”,不过其来有自。

 

(三)

 

对于鲁迅的“妖评价”或者称为抹黑或妖魔化,最恶劣的莫过于苏雪林女士(1897年3月-1999年4月)。苏雪林,生于浙江瑞安,她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不久,曾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知名教授、学者。1921年秋,苏雪林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学院。回国后,始终从事教育,在大陆,曾在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到台湾后,又在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屈赋研究与攻击鲁迅,是苏雪林的“名山事业”。这个极端仇恨鲁迅的老太婆,竟然活了102岁。

 

(苏雪林)

1936年11月12日,鲁迅先生尸骨未寒,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对鲁迅大放厥词,极尽诋毁污蔑之能事。

 

她如此贬斥鲁迅杂文,“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击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之勾结者之代言人。”

 

如此攻击鲁迅暴富,“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百万。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

 

如此丑化鲁迅人品,“似此褊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岂惟士林之所寡闻,亦人类之所罕睹,谓其心理非有甚深之病态焉,谅公亦难首肯。”

 

如此污蔑鲁迅通敌,“鲁迅固以反帝战土自命者也,而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且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而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被亵渎的鲁迅》,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50-153)

 

在对鲁迅的所有评价中,只有苏雪林的评价最为卑劣、最为邪恶、最为丑陋、最为低下。不仅社会公众嗤之以鼻,就是曾遭鲁迅多次攻击的胡适,也对她对说法表示异议。苏雪林在给致蔡孑民(即蔡元培。后据史料,蔡元培并未收到此信——笔者注)的同时,又把这封信抄送胡适。1936年12月14日,胡适回信苏雪林提出责备: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ー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指陈西滢——笔者注)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309-310)

 

史料记载,鲁迅生前曾多次指名或不指名地攻击胡适,胡适从未作出回应。胡适给苏雪林的这封回信,曾为许多人所称道,尽管其中也有“狺狺”二字,泄露了胡适对鲁迅多次攻击同样心存不满,但其总体态度,还是体现了胡适一以贯之的君子之风。鲁迅死后,在《鲁迅全集》的出版问题上,胡适曾主动致信商务印书馆多方协调,并爽快答应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成员,这在许寿裳与许广平的通信中都有记载。

 

(四)

 

介于正面与负面之间的中性评价,从时间上有两类,一类发生在鲁迅生前,一类发生在鲁迅身后。有意思的是,评论者多系鲁迅同时代人,且大多数原系鲁迅的“论敌”,多曾在鲁迅的“投枪”或“匕首”之下伤痕累累。这些中性的史料,按照发表时的大致时序,采取客观展示的方式开列如下。格式是简介一下评价者,然后介绍评价内容。下面所列是在鲁迅生前发表的评论。

 

 胡适(1891年12月-1962年2月),徽州绩溪人,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日本侵华期间,胡适“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4年余。为争取美国对华援助,打破美国孤立主义,胡适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力陈中国抗战意义,争取国际舆论支持。1945年,参加联合国宪章和教科文组织章程起草制订工作。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赴台后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毕生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1962年2月24日病逝于台北。

 

1922年3月3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概括道:“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1921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胡适全集》第2卷,页342-343)

 

胡适对于鲁迅小说的这一评价,发生在鲁迅攻击胡适之前。1922年,31岁的胡适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并代理文科学长。鲁迅当年41岁,任教育部佥事,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这个阶段,他们之间有友谊、有合作。他们曾是围绕《新青年》合作不错的编辑与作者;鲁迅写作《小说史略》吸收了胡适考证《红楼》、《水浒》、《西游》的有关成果;胡适也肯定鲁迅《小说史略》的开创性工作;胡适还曾试图调解周氏兄弟与陈源三人之间的笔墨官司,等等。

 

(成仿吾)

成仿吾1897年8月-1984年5月),湖南新化人,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1921年回国。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49年之后,曾担任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84年,成仿吾去世时,中央审定的“生平”称,成仿吾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

 

1924年1月,成仿吾在《创造》杂志发表《<呐喊>的评论》鲁迅前期的作品之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不周山》(即“补天”——笔者注)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平生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鲁迅论》,李何林编,北新书局,页231-235)此时的成仿吾,担任《创造》杂志的编辑,是创造社很有实力的文学评论家。

 

这篇有褒有贬的评论,后来遭到了鲁迅的回击。1935年12月,也就是鲁迅去世前一年,对于成仿吾12年前的批评,鲁迅铭记在心,他反击道:“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鲁迅全集》第2卷,页353)

 

(陈西滢)

陈西滢(1896年—1970年),即陈源,江苏无锡人,曾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主持《现代评论》“闲话”栏目期间,与鲁迅发生笔战。1946年出任国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晚年瘫痪,逝于伦敦。

 

1927年,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评论道:十年以来——从民国六年一月《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新文学的作品,要算短篇小说的出产顶多,也要算它的成绩顶好了。我要举的代表作品是郁达夫先生的《沉沦》和鲁迅先生的《呐喊》。……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可是《孔乙己》《风波》《故乡》里面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我们记忆中的乡下人许多就是那样的虽然我们没有那本领写下来。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不仅是type,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西滢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页176-177)

 

(五)

 

鲁迅去世后发表的评价。

 

(林语堂)

林语堂(1895年10月-1976年3月),福建龙溪(今漳州)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20年代在北京女师大和厦门大学期间,与鲁迅曾为患难之交。后因性格、理念不合,加之一些小事的误会而交恶。1948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75年任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

 

1937年1月1日,时值鲁迅去世不久,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指出:“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语堂全集》第18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89)

 

陈独秀(1879年10月-1942年5月),安徽怀宁人。年龄比鲁迅大两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缔造者之一,中共中央第一至五届主要领导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后来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以此确立陈独秀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指出:“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即周作人——笔者注),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启明先生。……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陈独秀著作选》卷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30)

 

(蒋梦麟)

 

蒋梦麟1886年1月-1964年6月),浙江余姚人,191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北京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是著名的西南联大主要负责人。1964年6月19日,病逝于台北。

 

1961年5月4日,蒋梦麟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而作》时指出“讲到周豫才先生,这个绍兴土老儿,与近代中国文坛关系很大。他为中国文艺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风格。众所周知的鲁迅,就是周豫才先生,名树人。……最后到北京教育部当佥事,并在北京大学教几点钟课。他住在绍兴会馆,收入不多,因为穷,就写点文章,以稿费补助衣食费用的不足。他很健谈,但一口绍兴官话,除了同乡外,旁的人听了有点费力。碰到谈得投机的,他便无话不谈。一付绍兴师爷的态度。那深刻而锋利的谈话,极尽刻薄、幽默与风趣之能事。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民国七年)、《阿Q正传》(民国十年),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这种文学,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多半不满于现实,心中苦闷,他便代表大众以文字发泄出来。”(《回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页334)

 

(夏志清)

美籍华裔文学评论家夏志清(1921-2013),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于上海浦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91年退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13年12月29日(当地时间)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

 

1961年,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涉及鲁迅的评价是这样的:“就长远的眼光来看,虽然鲁迅是一个会真正震怒的人,而且在愤怒时他会非常自以为是(对于日后在暴政下度日的中共作家来说,这种反抗精神是鲁迅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遗产),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自己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瑞斯、班·强生到赫胥黎——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一律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的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的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46)

 

在这里,之所以选了海外华人出版的现代文学史的有关评述,是因为该著作关于现代小说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中国青年网“文化中国”2013年12月31日报道认为,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49年后,我国也出版了不少关于现当代小说史(或文学史)的著述,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大抵与前述“最高分”一致,为避免重复起见,于是选择了不一样的角度。

 

(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的胞弟,周建人之兄。1906年,曾与兄长鲁迅留学日本。从1923年起,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交恶,势若参商,终生再无往来。个中原因,言人人殊。日本侵华期间,周作人出任汪伪政府的伪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将其逮捕,改判10年。1949年之后,从事欧洲古典文学的翻译与鲁迅研究工作。1967年5月6日,死于“文革”期间。文学史上称其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1962年5月16日,周作人在给香港鲍耀明的复信中说:“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2014年5月26日人民网《袁良骏:周作人将兄弟失和原因归罪于许广平》,原文引自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梁实秋)

 

梁实秋(1903年1月-1987年11月),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1923年8月赴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就学,后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共同前身)。1927年到1936年,鲁迅与梁实秋围绕“人性论”、“硬译”、“阶级性”发生激烈论战,前后长达8年,梁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百度百科介绍,他是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1970年,梁实秋应友人之邀写作《关于鲁迅》。有人说,评价梁实秋,不能用鲁迅的标准;评价鲁迅,不能用梁实秋的标准。这是因为他们互为论敌,难免失之客观与意气的缘故。虽然他在文中声称:“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但他仍然重复了他在抗战时期对鲁迅的看法。

 

梁实秋指出:“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台湾当时把鲁迅作品列为禁书——笔者注)。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大陆也有人做过这一工作,《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就是一例——笔者注),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

 

他如此介绍鲁迅的身世,“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即章士钊——笔者注)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他指出,“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页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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