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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徐志摩眼中的苏俄

 

安立志

 

 

 

苏维埃社惠主义共禾国联盟(简称苏L,CCCP),作为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解体将近30年了。一个屡受这个国家欺凌的南邻,由于制度同源,一些人士不免物伤其类,遂生兔死狗烹之感。苏俄解体作为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客观分析其背景或根源都是必要的,比如研究其解体的原因,就有“戈叶背叛说”、“和平演变说”、“官员腐败说”、“制度僵化说”、“更无男儿说”等等。其实作为国家和政D,在20世纪中叶,我国对于它的定性“地球人都知道”,比如“苏L修正主义”(简称“苏修”)、“苏L社会D国主义”、“新沙皇”等等。然而,对于这个在世界舞台已经消失的实体,最为权威的定性,应当尊重本国政权与人民的意见。

 

苏俄解体后,作为其继承者的ELS联邦,其第一任总统叶LQ这样阐述其前身的性质,“它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由一D控制的国家手里。公M社会、民Z萌芽和S有制都被摧毁了。把俄国转变为强大的军事—工业强国,使得人民筋疲力尽,付出的是巨大的人员损失的代价。”“大规模镇压,严酷的ZZ垄断,阶级清洗,对文化的全面的意识形态‘修剪’,与外部世界的隔离,维持敌意和恐惧气氛,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极Q主义体制相同的特征。”(张盛发《从“石月各命”到“俄G大革命”》,2018年《ELS学刊》第6期)

 

历史悠久的苏共,失去了执政党地位,俄共成为其合法继承者。这个党的主席久加诺夫在受访时指出,“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D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ZZ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2009年11月23日《南风窗》第24期)

 

这样,有其国家与政D合法继承者的定性,从而为我们以下的叙述提供了基础。

 

 

苏俄的石月各命(尽管现在ELS对其称谓也有异议,或称“石月政变”,或称“俄国大各命”——笔者注),就其当时的影响来说,毕竟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它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东西方的力量格局,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各命,比如五四运动与中G诞生都与苏俄有关。苏俄建立之初,不少有识之士就对这种政制已经暴露和将要产生的弊端提出了质疑与批评,较早的有俄共老一代各命家普列汉诺夫、德共女党员罗莎·卢森堡、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等人。20世纪上半叶,苏俄稳住了阵脚,在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苏俄模式对一些左翼人士产生了诱惑力。然而,只有经验和智慧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前述诸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的考察和预见,不幸被苏俄的历史进程与悲剧命运所证明。

 

20世纪20年代,苏俄对中国的政策是复杂的。苏俄不仅支持孙中山的GMD,而且直接参与建立了GCD。正因为苏俄对于中国事务的深度介入,民国文人高度关注苏俄模式的运行与发展,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徐志摩对于苏俄社会的实地考察,比法国的纪德和罗兰早了10年。1924年底,徐志摩因为发表一首译诗遭到鲁迅的嘲讽与奚落,1926年初,徐志摩给周作人写信表达了对其兄的不解与惶惑。这两件事之间相隔整整一年,即1925年,徐志摩心理上的窝囊与沮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一年他却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欧游历程。

 

 (徐志摩)

 

1925年3月,徐志摩欧游第一站就是俄国,他以平民视角,看到了许多,也思考了许多。徐志摩的眼光是锐利的,思维是深刻的,这首先得益于他所接受的英美政治历史哲学系统的专业训练,与此相关,也与他已经确立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理念直接相关。他在苏俄的游记,以《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为题,连续刊登在当时的《晨报副刊》上。

 

关于百姓生活。“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的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注视,看着你蒸气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着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徐志摩全集》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77)

 

关于苏俄文化。在他眼里,俄G革M如同一场大火,苏俄如同“巴尔的克海以东、白令峡以西、北冰洋以南、尼也帕河以北,千万里雪盖的地圈内一座着火的血红的大城”,“在这大火中最先烧烂的是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 regimv(旧制度)全没了,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及尼夫(今译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现在就靠流在外国的一群人,诗人,美术家等等,勉力来代表斯拉夫的精神。”(同上书,页81)

 

关于知识分子。“我碰到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就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满面满腮的须毛也当然自由的滋长,……这位先生决不是名流派的例外,……”(同上书,页82)他观察了一位教授的起居,“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是编讲义,他看见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的钩子,……”(同上书,页85) 

 

关于出版政策。徐志摩出行前看到一则报道,“列N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N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N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徐志摩为求证其真实性,到莫斯科后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今译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同上书,页90、91)

 

关于高层特权。“碰巧他们Z央执行委员那又死了一个要人,……因为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了,星期一又是他们的假日,所以我住了三天差不多什么都没看着”(同上书,页86)

 

人们只知道徐志摩是个诗人,却不知道他的学术素养。这个曾经的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的高材生,系统进修过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专业。此次莫斯科之行,就体现了他的优势,他的观察并不都是表层的、感性的,他虽然没有如同卢森堡那样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但其字里行间同样体现了深层的、理性的思考。在莫斯科短短3天的考察,他竟然发现了苏俄的政治秘密:“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全集》第2卷,页109)他当然不知道,列N曾经的导师——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就曾这样写道:“列N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H主Y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2010年12月10日人民网《普列汉诺夫称列N“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这个有着诗人情愫的政Z学者,笔下流淌的是谶讳、诅咒还是悲凉,“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徐志摩全集》第2卷,页80)徐志摩这种不详的预感,后来竟然全部变成了现实。不久后的大饥荒、大清洗、卡廷森林、古拉格……都不断刷新着人类的悲惨纪录。

 

 

毛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ZD文艺论集》,中Y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0)“鲁迅是中国文化各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各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D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选》第2卷,页698)“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同上书,第5卷,页414)

 

然而,五四运动期间的鲁迅,相对于李大钊在1918年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RS维主义的胜利》,他最初对苏俄各命的反映是迟钝的,且不乏冷淡与怀疑,这有1919年他写的两篇随感录“来了”与“圣武”为证。他这个旁观者,一度认为自己有免疫基因,不会感染苏俄式的“新冠病毒”。1920年5月,他给朋友写信说,“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383)鲁迅的说法,其实是一厢情愿,此后不久,他不仅感染了“苏俄病毒”,而且患上了“苏俄肺炎”。

 

在徐志摩考察苏俄的第二年,1926年7月,鲁迅为苏俄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撰写后记时,他写道:“俄G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各命(二月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连乐师画家都茫然失措,诗人也沉默了。”(《鲁迅全集》第7卷,页310)鲁迅不了解内情,在当时,许多思想深刻、声望甚高的各命家与思想家就对这种各命提出反对。1917年12月19日,高尔基在石月各命发生一月之后,就撰文批评布ESW克驱逐立 宪会议、武 装夺取政权的错误行径,他指出,“有人想把立 宪民Z党人赶出立 宪会议。且不说相当一部分国民正是希望由立 宪民Z党人在立 宪会议中表达他们的意见和意志,所以驱逐立 宪民Z党人是强奸几十万人的意愿。”(《不合时宜的思想》,花城出版社,2010年,页238)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得逞了,从此为苏俄人民开启了悲剧的闸门。苏俄解体后,ELS历史学家伊万诺夫在《祖国历史百科辞典》中对“二月各命”、“石月各命”作过这样的澄清:“1917年二月各命后,临时政府试图实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它们被1917年10月布ESW克政变打断了。”“布RSW克党暴力推翻临时政F和执掌政权,它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H主Y过渡……”(2018年第6期《ELS学刊》)

 

对于事件真相的了解,基本途径无非耳闻与目睹。鲁迅的“耳闻为虚”并不影响他批评高尔基的“眼见为实”。他批评高尔基与苏俄新政权的不合作政策。然而,另一个没有“现场感”的各命家——与鲁迅同时代的罗莎·卢森堡,1918年即使身系缧绁,仍然极具穿透力地指出:“俄国各命的第一阶段(从它在三月爆发到石月各命)就其一般进程来说是完全符合英国大各命和法国大各命的发展图式的。”(《论俄国各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5)“列N在十石月各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这个立 宪会议,而石月各命本来是应当成为通向这一会议的入口的。”(同上书,页22)“列N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Z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惟—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同上书,页25)

 

 

1925年秋,徐志摩欧游回国后担任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晨报副刊》主编。不要以为徐志摩只是一个公子哥儿式的浪漫诗人,只会“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他接手不久即声明,“我办什么报,不管是副刊或是什么,要保持的第一是思想的尊严与它的独立性。这是不能让步的。”(《徐志摩全集》第2卷,页176)在这期间,他利用这块阵地批评北洋政府的“狄克推多”(独裁),批评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开展“仇友赤白”的报纸讨论,即帝G主义是否有赤白之分,苏俄是仇还是友。在发表的稿件中,有的公然指斥“苏俄之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种种侵略行径(同上书,页201)。更有文章列举苏俄之经济的侵略、政治的侵略、文化的侵略、治外法权之侵略,明确警告国人,“苏俄于中国,仇也,非友也。”(同上书,页203)为促进讨论,徐志摩两次撰写前言。这样的讨论,与此后不久鲁迅对苏俄模式的极力赞赏与辩护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许寿裳所作鲁迅年谱可知,在1924年底,在嘲弄、讽刺了徐志摩之后的1925-1927年,鲁迅也是颠沛流离,迁徙不定。1925年,其教育部佥事一职被免;1926年8月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职,未及年底即辞职;1927年1月赴广州中山大学任职,4月辞职;10月到上海,才逐渐安定下来。有研究称,1927年,GMD的“清党”是鲁迅思想的转折点。1930年代初,鲁迅加入左联,标志着转折完成。此时起,鲁迅作品中赞赏、歌颂苏俄的比重明显增加。 

 

1927年5月,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写道:“俄国究竟是各命的世家,列N究竟是各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各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鲁迅全集》第8卷,页197)

 

1927年11月,鲁迅为一篇苏俄作品作译者附记:“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鲁迅全集》第10卷,页490)苏俄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新生政体,其内部机制如何,鲁迅并不了解,鲁迅想像中的苏俄社会,大概就是一个“淳朴笃厚”,坦诚相待,彼此“不会有隐情”的世外桃源,而他们走的道路,竟然是“走向‘新生’的正路”。

 

1932年4月,鲁迅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指出,苏俄是“工农大众的模范”,因为这个模范国家,“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鲁迅全集》第4卷,页436)他由衷地认为,苏俄人民完成了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苏俄人民站起来了!鲁迅坦率地承认,“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同上书,页434),然而,他这个“外行”却轻率地作出了“内行”的判断,“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B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同上书,页434)因此,“十来年前,说过苏L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L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同上书,页437)

 

1932年6月,鲁迅给曹靖华写信说:“邮局中也常有古怪脾气的人,看见‘俄国’两个字就恨恨,……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胡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文人多是狗,一批一批的匿了名向普罗文学进攻。”(《鲁迅全集》第12卷,页313)鲁迅这口气,很像今天的一些网民,绝对的以自己划线,自己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必须喜欢;别人不喜欢,就从心里不舒服。对于和自己不一致的人,鲁迅竟也充满了厌恶与愤恨。可见,当时的鲁迅,无论是公开撰文,还是私人写信,都在为歌颂与捍卫苏俄服务。

 

1932年9月,鲁迅为苏俄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撰写后记时写道,苏俄“在社H主Y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更可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L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鲁迅全集》第10卷,页414)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界限的消除,是消除三大差别的根本环节。在鲁迅眼里,苏俄已经臻于美丽新世界。

 

《国际文学》是设在苏俄的国际各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而国际各命作家联盟则是共产国J的分支。在当时,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左翼作家联盟,其实是国际各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1934年中,鲁迅在接受《国际文学》杂志社采访时,回顾了接受苏俄模式的过程:“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石月各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WC阶级,但因为资B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石月各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L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鲁迅全集》第6卷,页19)这篇采访,当年7月就被苏共《真理报》所转载。

 

 

鲁迅是一位勇猛的文学战士,他的刀笔犀利无缘。此前他与之搏斗的是国民劣根性、“吃人伦理”、“正人君子”、“落水狗”之类,从此时起,他的主要对手,似乎变成了否定与批评苏俄模式的作者与作品。此时的鲁迅,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了捍卫苏俄的具有超强战斗力的辩护士。

 

(一)对苏俄购物排队和商品出口的辩护。

 

关于苏俄物品短缺,民众购买物品需要排长队的消息,鲁迅大概是从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里看到的。鲁迅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同时提到了两部游记,但只为林文作序,再未提及胡文。胡文有这样的叙述:“在未来俄国以前,我据许多经过俄国的人报告,都说莫斯科的商店非常拥挤,每家店铺的门口都有数十百的顾客等候着,主妇须从早晨等候到傍晚,才能买得一块面包。我在莫斯科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每家店铺门内都挤满了人,有几家门外排成了很长的‘尾巴’。……这是因为商店数目少,而凭券购买每次有限量,不能多买的缘故。”(《莫斯科印象记》,民国丛书第五编80,民国二十年,新生命书局,页45)鲁迅的消息来源是否出于是书,或可讨论。鲁迅对暴露苏俄的弊端似乎非常反感,于是,他不遗余力地为苏俄辩护,并发表了名文——《我们不再受骗了》,文中指出,“我们被帝G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石月各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L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鲁迅选集》第4卷,页439)他提出了两个辩护理由,一、“苏L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二、“外是受着帝G主义的压迫”,因此“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同上书,页440)排长队也就可以理解了。理由当然是雄辩的。

 

事实怎样呢?徐志摩的欧游是在1925年,他所看到的苏俄民众的饥饿窘况,还没有达到1930年代的惨状。苏L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讲述了1930年代初期由于苏俄错误的经济政策,如剥夺富农、强制集体化等导致的以乌克兰大饥荒为标志的全国广大地区的普遍饥馑状态。这场大饥荒,饿死了700多万人(各种史料数据不同,少则饿死了三、四百万,多则饿死了上千万——笔者注)请看历史学家笔下的悲惨景象:“全村一个接一个地死亡,起初是小孩和老人,后来是中年人。开始还埋起来,后来也不埋了。死人就在街上,在院子里,最后的人在房子里扔着。全村安静了——全死光了。”(《让历史来审判:斯DL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69)“有些人没有死,他们在满都是尘土的小巷里拖着因水肿而变得象大象腿那么粗的没有血色的发蓝色的腿,用狗般的乞求的眼光探索过路的人。……他们自己为了得到购货卡上的面包从晚上就开始排队。”(同上书,页167-168)这才是苏俄排队购物的真相。对于胡愈之的描述,鲁迅是看到了的,但他并未提起。对于当时农民的悲惨遭遇,苏俄采取了封锁政策,“我们三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关于1933-1934年饥荒的‘任何故事’,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我们的报刊都禁止提到它,三十年代许多人由于提到‘南方饥荒’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被逮捕。”(同上书,页167)这正是鲁迅不了解“排队”真相的根本原因。

 

鲁迅提到的苏俄的小麦、煤油出口,是与排队购物性质相反的两个事件。前者是对苏俄的抹黑,后者是对苏俄的添彩。正因如此,对于前者,鲁迅是极力辩护,对于后者,鲁迅则是大力渲染,他甚至替苏俄自豪地宣称:“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鲁迅全集》第4卷,页439)鲁迅提到的苏俄出口小麦、煤油的问题,并非苏俄经济繁荣的标志,而是苏俄政权蓄意制造的假象。麦德维杰夫以数据说明了这一问题:“当几千万的苏L农民挨饿的时候,并至少有三百至四百万人被饿死时,斯DL仍坚持把粮食输出到欧洲国家去。1928年出口的粮食不到一百万公担,1929年为一千三百万公担,1930年为四亿八千三百万公担,1931年——五亿一千八百万公担,1932年——一亿八千一百万公担。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还出口一千万公担粮食。……可是1932年到1933年出口粮食的一半就足以把我国南方各省从饥荒中挽救出来。”(同上书,页171)苏俄为了给政权贴金,是不顾民众的死活的。

 

对于鲁迅的名文《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研究学者朱正前几年也曾撰文提出质疑。这篇文章的实质是,由于鲁迅不了解事实与真相,他所谓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恰恰是正在受骗之中。

 

(二)对苏俄的暴力统治辩护。

 

1933年10月,鲁迅为苏俄当时的文化总管卢那察尔斯基创作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撰写后记。鲁迅对剧中人指责苏俄“各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的说法进行驳斥。他指出,“石月各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各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石月各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鲁迅全集》第7卷,页422)

 

鲁迅在批评这些“吉诃德”即“非议石月各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时,点了高尔基的名。高尔基对苏俄暴力统治的批评不是石月各命六年后,而是在石月各命进行中,高尔基批评新生的苏俄政权:“正是现在,当被关于平等和博爱的说教声震聋了耳朵的人们在大街抢劫别人把他剥的精光的时候,当反对S有制的斗争并不妨碍人们野兽般地折磨和杀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的小破坏者的时候,当‘Z由的公民’在做生意中无情且无耻地互相剥皮的时候,在这异常可怕的矛盾的日子里,新的俄国正在诞生。”(《不合时宜的思想》,页211)“我们看到了君主制度的血腥专Z精神的存在和胜利,你们摧毁了君主制度的外部形式,但是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这不,这灵魂活在你们的心中,迫使你们失去了人的形象,像野兽一样咆哮。”(同上书,页196)鲁迅知道高尔基的立场,不然他不会批评高尔基;鲁迅看过苏俄关于“石月各命”的报道,不然他也写不出这样的后记。鲁迅的选择是,赞扬苏俄的暴 力与专 政,无视高尔基对苏俄暴力的批评与指责。

 

由此可见,鲁迅的确由衷地接受了苏俄模式,他接受的是列N主义和斯DL主义,而不是马KS主义,他可能不知道,马KS在19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专Z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页)可见,高尔基谴责布RSW克“像野兽一样咆哮”是有根据的。鲁迅当然不知道,在他撰写这篇文章之前和之后,苏俄人民为这一政权付出了多么惨重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据沈志华教授介绍,在苏俄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就有1108人因反各命罪被逮捕,占代表总数的56%。(《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L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页341)十七大选出的中Y委员和候补中Y委员共139人,其中98人即占80%的委员被逮捕且被全部处死。(同上书,页342)20世纪30年代,苏L的5名元帅,3名遭镇压。被枪杀的红军将领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同上书,页344-345)1930年,被逮捕的作家有600多人,占作家协会成员的1/3。(同上书,页351)苏俄盲诗人爱罗先科,曾在北 京八道湾鲁迅家中长期居住,并受到鲁迅兄弟的照顾。1923年返回苏俄后,音讯全无。鲁迅告诉其弟子荆有麟,爱罗先珂因为不赞成苏俄的做法,“于是不明不白地死掉了。”(《鲁迅回忆》,上海杂志公司,民国36年,页50)鲁迅翻译过许多苏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在“石月各命”后都遭到了厄运,皮里尼亚克被处极刑;扎米亚京被判入狱,后死于异国他乡;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隆茨被迫流亡等。

 

(三)鲁迅对一幅苏俄漫画的辩护。

 

1920年,徐志摩在《罗素游俄记书后》就强调,要了解苏俄的真实情况,现场考察是多么重要,他指出:“吾所欲言者,乃在天下事理之复凑,消息之诪张,非实地临按融合贯通者,不能下纯正之判断。”(《徐志摩全集》第1卷,页64)徐志摩所说的“实地临按”也就是“现场考察”,他是从一位英国作家韦尔思在苏俄曾经上当受骗得出的教训——“韦氏(韦尔斯)观察一小学校,问其学生曰,汝习英文乎?曰然。英之文学家汝最喜谁?同声而应曰韦尔思。曰爱其何书,学生立背韦氏之著作至十余种之多。韦氏知受治,大怒引去。其后韦氏更不知会,选择一校而察焉,精神设备反视前者为佳。韦氏更问其学生曰,汝亦尝闻英人名韦尔思者乎?童子皆谢否。更检其藏书室,韦氏之著作盖一无所有。苏之招持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徐志摩全集》第1卷,页66注)

 

然而,对于苏俄弄虚作假的批评,鲁迅却不以为然;反而对苏俄弄虚作假的展示信以为真。在徐志摩提醒警惕苏俄弄虚作假12年之后,即1932年4月20日,从没到过苏俄的鲁迅,“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L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鲁迅全集》第4卷,页434)

 

这样一幅“波将金”式的假景,鲁迅竟认为是对苏俄的抹黑,联系到“去年苏L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B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同上)缺乏政治经济常识,却又信息闭塞的鲁迅,面对苏俄对他“无耻的欺骗”竟浑然不觉,戳穿这些假景的,反被鲁迅骂为“无耻的欺骗”。

 

 

鲁迅之所以被后来的当政者捧上神坛,这说明捧者与被捧者的“三观”是非常合拍的,他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

 

鲁迅的思维方式之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点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谋而合。在鲁迅加入左联之后,鲁迅的政治谱系发生了变化与调整,他从内心深处已经以无C阶级作家自居。因此,与无C阶级对立的“资本家”、“地主”、“阔人”、帝G主义甚至“西洋人”、“资B主义文明国”自然都列入敌人阵营。他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清晰的,即两极对立,非友即敌,不共戴天,我活你死,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鲁迅此时抨击的主要是反对苏俄的势力。这些人反对苏俄的角度和立场也是多方面的。苏俄在鲁迅心目中已经成为“麦加”或“圣地”,苏俄当然是己方或朋友。以此确立坐标系。凡是反对苏俄者,都是敌人,于是反对之、抨击之、消灭之;凡是拥护苏俄者,都是朋友,于是肯定之、歌颂之、捍卫之。

 

1932年4月,鲁迅在《林克多<苏L闻见录>序》中说,“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B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L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B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同上书,页436)同一篇文章中,他在谈到苏俄各命时说:“这各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同上书,页434)他十分肯定地指出,那些说苏俄坏的人,“……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同上书,页437)不久后,他明确声明《我们不再受骗了》:“帝G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L的向上。”(同上书,页440)

 

鲁迅一定想不到,若干年后,苏俄《真理报》会这样道破苏俄的秘密:“如果事情越来越恶化,政治举动一个接着一个在崩溃,那么这种人所看到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敌人’那里,包括国内的,而特别是国外的。”(《让历史来审判——斯DL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页202)

 

鲁迅的思维方式之二,“目的证明手段正确”。1925年5月3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鲁迅全集》第11卷,页487)要害在这里——“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无论希特勒还是斯DL,谁都认为自己的目的是无比正确的。1933年12月,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写道:“各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各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鲁迅全集》第4卷,页645)这就是说,追求实质正义,毋须考虑程序正义。

 

1926年9月,在鲁迅说上面这些话的7年前,徐志摩就胡适去莫斯科考察,十分明确地提醒道:“我们应得研究苏俄所悬的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其次,认清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方法的对不对,这经程中所包含的牺性的值得与否……”(《徐志摩全集》,第3卷),他所提出的也正是目的与手段是否协调一致的问题。

 

目的与手段是个自古以来的老问题。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为统治者出主意说:“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P86)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始出处。《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指出:“善果只有通过使用正当手段才能获得。结果不能证明手段是否正当;原因很简单,正是所使用的手段,决定着所产生的结果的性质。”(《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页15)

 

作为苏俄历史变迁的目击者,麦德韦杰夫指出:“马KS主义从不维护这样的命题:似乎各命和人D主义目的可以证明,为各命而斗争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GC党员的目的的人道主义决定其手段的人道主义性质,而狡诈是对斗争手段和目的的歪曲。最正确的思想,一旦用狡诈方法来维护,也不能不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徐小英《论目的和手段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相互关系》,1989年第12期《中GZY党校学报》)。

 

鲁迅的思维方式之三,是“各命不须思想自Y”。1927年11月,鲁迅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作了《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他指出:“在各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的说:或者倒还有害。……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鲁迅全集》第8卷,页224)这是否很近于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还认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同上书,页225)“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同上书,页226)“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鲁迅全集》第10集,页300)

 

1926年9月,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就GMD的“党化教育”开展讨论,徐志摩在答张象鼎的文章中指出,“真正的党化教育,在历史上,我以为只有两个例:一是现在的ELS,一是中世纪的欧洲。”(《徐志摩全集》第3卷,页160)“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到俄国的新政Z是种新宗教;……他们的政Z,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当然在共CZ义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Y。……但你的唯一的自Y——思想的自Y——不再是你的了。……现代的苏俄也发明了一个巧妙不相让的名儿:‘反各命’;收拾异端的方法是用火烧,对付反革命的手段也是同样的不含糊,你们都听见过苏俄的‘欠夹’不是?这是一个‘不容时期’的复活。”(同上书,页161)其实,早在一年前,他在莫斯科考察时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假如有一天我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如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反感怎样?”“假如这部分里的个人自Y有一天叫无形的国J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你当然打算想做那时代表国J威权的人,但万一轮不到你又怎样?”(《徐志摩全集》第2卷,页110)

 

与徐志摩相比,鲁迅的学术背景不同,然而他的社会阅历是丰富的。他不会想不到,没有民Z的保障,专Z就会造成灾难;没有程序正义的保障,实质正义也无法实现。剥夺了思想自Y,这样的各命还有什么意义。1950年代初期,胡适在大陆遭到批判,接着就是牵涉面更加广泛的反胡风运动。海峡对岸的胡适在整理有关资料时,看到鲁迅1935年9月12日写给胡风的一封信,信里有这样的内容:“一到里面(指党所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笔者注)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鲁迅全集》卷12,页543)这无疑在发泄对组织的不满或不敬。1955年10月23日,胡适就此对赵元任说:“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胡适全集》卷2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653)1956年4月1日,胡适在给雷震的信里也说:“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1935年9月12日)就可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同上书,卷26,页16)如果把这些判断仅仅当成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那就失于简单了。鲁迅之子周海婴曾经记录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节。1957年,M在上海小住,罗稷南当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M深思片刻,十分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页370-371)海峡两岸,无分敌友,文化一源,看法相通。

 

(四)鲁迅的思维方式之四,是只要专正不要民Z。

1930年之后,是鲁迅歌颂、捍卫苏俄模式的高峰期。检视鲁迅的全部作品,赞颂苏俄专正者有之、为苏俄专正辩护者有之,这个经历过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五四运动的文学先锋,却几乎没有强调过民主问题。

 

1932年5月,记者就苏俄问题向鲁迅提问:“苏L是WC阶级专正的,知识阶级就要饿死。”鲁迅怎样回答呢?“WC阶级专正,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鲁迅全集》第4卷,页440-441)

 

1933年10月,鲁迅在一篇苏俄剧本的后记中,极力为沙俄的暴 力统治辩解。鲁迅认为这个剧本“极明白地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吉诃德的“缺点”与“毒害”是什么呢?吉诃德这个人道主义者,从专治者的统治下救出了各命者,专治者被打入牢狱。此时吉诃德却认为专治者又成为被压迫者。他最不应该说出的话是——“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姐妹”。鲁迅对这句话的诠释是,“各命者是魔王,和先前的专治者同等。”(《鲁迅全集》第7卷,页421)

 

剧中人德里戈对此反驳道:“是的,我们是专治魔王,我们是专正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D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Y去杀人。……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同上)鲁迅不仅称赞这段台词“是解剖的十分明白的”,也称赞德里戈“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意志的战士。”(同上)然而,揆诸历史,无论中外,所有专治魔王或独C者,无不把恐怖、镇压与专正,宣称为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为了理想社会的美好未来。德里戈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苏俄“WC阶级专正的宣言”。正如徐志摩所指出的,“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徐志摩全集》第2卷,页110)

 

高尔基在石月各命进行时,就直接批评这个即将诞生的暴L政权:“列N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迫使WC阶级消灭出版自Y之后,也就以此为民Z派的敌人把堵住民Z派的嘴的权利变成合法的了。在对所有不同意列N和托洛茨基的专治主义的人用饥饿和抄家相威胁的同时,这些‘领X们’竭力为政权的专治主义辩护,而国J最优秀的力量长期进行艰苦的斗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专治主义。”(《不合时宜的思想》,页168)

 

鲁迅对高尔基的意见和做法很不以为然,他批评高尔基,“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鲁迅指出,“但这种的辩解和豫测,人们是未必相信的,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正的时候,总有为暴正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鲁迅全集》第7卷,页422)鲁迅此文写于上引高尔基的文章发表18年之后,他以难以令人置信的自信,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批评一位亲历者的痛心之言。

 

其实,徐志摩1925年的莫斯科之行,通过短短三天的逗留和观察,他已经思考并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即使一党的狄克推多(独才),尤其是一阶级的狄克推多,的确是改造社会最有捷效的一个路子,但单只开辟这条路!我怕再没有更血腥的工作了。我的意思是除了你用绝对的强力压在人的思想的脖子上,它是不会帖伏的;在思想不完全帖伏的时候,D的政治即不易见效,D的根基即不易巩固;换句话说,除了你‘宗教化’你的D的目标(绝对的信服,不怀疑教主或教义),武力化你的D的手段,你就不能期望苏俄各命的效果;一件事是绝对的压住了思想的自Y性。”(《徐志摩全集》第3卷,页162)回顾苏俄74年的历史,真可谓一针见血!鲁迅这颗中国最“深刻”的大脑,与徐志摩的诗人思维相比,到底差异在哪里?

 

鲁迅与徐志摩的上述意见,都是在分析苏俄各命的发展趋势。苏俄1991年解体的结局已经证明,徐志摩的意见是正确的。徐志摩发表上述意见时是1925年,时年28岁;鲁迅发表上述意见时是1933年,时年51岁。鲁迅意见比徐志摩晚了8年,然而,我们没有看到鲁迅的与时俱进,我们看到的恰恰是鲁迅反向的思维。

 

 

应当指出的是,鲁迅对于苏俄现状的了解都是间接的。主要通过当时有关苏俄的报道或游记了解苏俄的信息。鲁迅自己也说过:“俄国大改G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鲁迅全集》第7卷,页317)鲁迅是作家,不是学者,他阅读和翻译了一些国内外人士去苏俄的游记。即使这些“或褒或贬”的游记与报道,也需要拿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特别推崇的是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只是提到胡愈之的游记。与之同期或者更早的有关苏俄国内状况或政局的信息,比如卢森堡、高尔基的评论与分析,国内学者徐志摩、胡适20年代在苏俄的考察或游记,在鲁迅的文章中从未提及。且不说他与胡适、徐志摩之间的学术争论或个人恩怨是什么性质,对于苏俄情况的报道与分析,属于事实层面,只具“有无”或“真假”意义,而不涉及“好坏”与“善恶”价值。最终的价值判断,只能通过事实材料来分析。从鲁迅的价值判断中可以看出端倪,鲁迅看了这些游记写道,“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同上)这说明,鲁迅对介绍与翻译苏俄的游记,是精心选择的,那就是立场先行、原则领先,他所选择的材料首先要符合自己的观点、喜好,与自己的看法、喜好不同甚至相反的,则置若罔闻,视若无睹。因此,他介绍的只是符合他个人品味的游记与观感。这样的介绍自然会产生偏差与误判。

 

苏俄作为曾经的存在,已经走入历史。它如同一座荒山古寺,在其建造之初,有人看到的是金身佛像,香烟缭绕;有人看到的是左道旁门,贻害众生。这座古寺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崩塌了、荒废了,最终成了历史文物,有无、真假已经昭然于世,善恶、是非也已大白天下。访问莫斯科时的徐志摩年仅28岁,完成左转时的鲁迅已经年届半百。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有许多星光熠熠的思想家,但是人们不会想到徐志摩;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人们掐指计算思想深刻的文学人物,鲁迅往往名列前茅。然而,苏俄这座古寺,如同一座迷魂阵,竟然让许多睿智、深刻的中国人,产生误读、迷惘与失误,从而给当代中国带来巨大的曲折与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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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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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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