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如何面对历史镜鉴

安立志

微信群里有人议论国 王的新衣，这里不谈国王，只说皇 帝。前几年，我写过一篇《谁在贬低长城》，网络上广泛抄转，最后被人剽窃。标题中的“谁”，是指两位皇帝，一个是唐太宗李世 民，一个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康熙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与康熙皇帝被视为明 君和英 主，他们的功业彪炳史册，前者有“贞观之治”，后者有“康乾盛世”。不过，这些说法都是基于皇权立场，与现代政治毫无关系，甚至掩盖了他们的罪恶与污点，比如康熙皇帝，无论官史还是电视，从来不提他制造的文 字 狱。

当然，他们贬低长城的历史作用，说明其视野与胸襟，的确超出了长城所代表的疆界与限域。在对历史的看法上，比其前任或晚辈，他们有着更为深刻的见解。今天的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其实，这句话的著作权即使不确定属于李世 民，也应当承认其见解更为精辟，“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新唐书·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3880）

史书记载，李世 民登基后，对于亡隋弊端念兹在兹，深刻体现了他对历史教训的戒惧，从而成就了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玄烨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他的通古斯部族，无论叫女真、后金还是满洲，在当时尚处渔猎阶段，显然落后于中原文明。由于皇室对其系统的文化传统教育，以及本人的天资与勤勉，他竟然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统 治者。在终身制的皇权体系中，他享年69岁，在位61年，在历代皇帝中也属罕见。在其漫长的执政生涯中，玄烨与李世 民一样，也表现出对历史的敬畏。

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704年12月22日），玄烨专门为文，对修纂《明史》作出指示。文章中，他体现了与多数皇帝不同的胸怀与风度，他似乎意识到，群臣的匍匐跪拜，并不意味着自己高如山陵；群臣的山呼颂圣，并不意味着自己天纵英明，皇帝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因此，他亟需补充人类的稀缺资源——自知之明，虽然“孜孜求治”，也须时刻责己，“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曾一时不自责也。”（《康熙政要》，华文书局，页830）他常常“清夜自问”，哪些地方做的不好，哪些方面还有弊端，比如，“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同上）错误缺点不少，一下子坦白出五六条。每当想起这些，不免“自觉愧汗”。后人当然可以说，玄烨这是故作姿态，“伟 大谦虚”，这叫小事否定、大事肯定，或者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然而，一个九五至尊，言出法随的皇帝，如此坦承，史上又有几人？

任何文明都是前代的积累，任何进步都是前代的迭加，任何成长都是基于前人的肩膀。随意否定前代，任性非议前任，无端贬低前人，无疑于把当代矗立在沙丘之上。因此，他要求，明代的进步与文明不应遭到无视与否定，“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同上）不然，如何解释延续了200多年的大明王朝！而回顾本届施政，尚且诸多瑕疵与弊端，哪里有时间对前朝是非任意褒贬，妄加评论呢（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

修纂《明史》当然是必要的，他要求，必须强调，“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同上书，页832）今天的历史是当年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今天的执政者也是明天的历 史人物。历史可以对今人作出裁判，今人却不可剪裁历史。在历史的镜鉴里，没有谁能垄断真理，独占光荣；没有谁能一贯正确，永远英明。他指出，现在朝廷的“用人行政、规模法度之是非，朕当自任，无容他诿”（同上书，页830），似乎他从来没有“甩锅癖”。皇帝拥有无限权力，自然承担无限责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是尧舜的古训，“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则是谀臣的谗佞。

康熙十分尊重专家意见，“卿等皆老学素望，名重一时，明史之是非自有烛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同上书，页832），即使“刊而行之，偶有斟酌”，还可“公同再议”，历史问题不能由皇帝一锤定音。首先，皇帝是权力至尊，不可能是知识至尊，不能对任何领域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其次，皇帝“日理万几，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不能对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轻定是非”，妄加评骘，“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同上书，页830）可见，他很在乎后人如何议论他的历史足迹。他坚决拒绝由皇帝敲定明史，他明确表示，“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坚辞以示不能也。”（（同上书，页832）

康熙皇帝表达的意见，反映了18世纪初年满清统治者的认识水平。当时轮转到19世纪中叶时，人们的思想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一本英国人的著作中，就有这样的名言，“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未来就控制了过去。”（《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32）康熙作为一 言九 鼎的天 下至 尊，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现在，也可毫不费力地控制过去。删除、涂改、湮没与己不利的史籍，捏造、保留、修改与己有利的史料，控制过去，方式多多，办法种种，眼前的机会就是修纂明史。在这点上，他的儿子胤祯（雍正皇帝）与孙子弘历（乾隆皇帝）就不再恪守他的原则与坚持。乾隆皇帝主导修纂的《四库全书》，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号工程，实际上就是一项通过“控制过去”以“控制未来”的系统工程。鲁迅先生指出：“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88、191）有人认为，为了控制现实与未来，有选择地对待历史，让历史按照政治需要呈现或湮没，这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十年浩劫”的“破四旧”，毫无二致。

通过修纂史书控制过去，通过控制过去以控制未来，“过去”、“未来”的时间载体之上，无非是思想与政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没有宗教传统，他们所敬畏者无非“天”与“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当时社会对“史”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敬畏与戒惧。这个传统传下来，到了唐太宗，皇帝本人要看“起居注”，他担心其“不善”载入史册，褚遂良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刘洎说：“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资治通鉴》第13册，中华书局，1956年，页6175）宋太祖在后园弹雀，不听劝谏，他见大臣拣起被他敲掉的门牙，恼怒地说：“你把牙收起来，是要告我吗（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页7）即使今人也曾留下敬畏历史的嘉话。1962年夏天，正是饥荒日益危重时期，刘激动地对毛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2005年11月15日人民网，原载郭德宏、林小波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康熙前有楷模，后有传承，他的行为并无出格之处。

面对历史这面镜鉴，美丑妍媸高矮胖瘦，自然会如实呈现。要紧的是，历史镜鉴不能成了《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只看正面，不看反面，正面呈现的总是可人美女，如花婵娟，倘若如此，一味文过饰非，隐恶扬善，岂不会重蹈贾瑞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