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之前发生了什么？

安立志

旧话题，重新提

咸丰八年（1858年）夏季，满清官员连续与外国签订了五个条约，5月28日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6月13日与俄国签订《天津条约》，6月18日与美国签订《天津条约》，6月26日与英国签订《天津条约》，6月27日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

《瑷珲条约》未经朝廷授权，乃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枪口之下越权签订的文件，而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四份《天津条约》，都是清廷加盖关防，咸丰皇帝亲自朱批“依议”的正式国际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458）。

四份《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

1、公使驻京；2、增开口岸；3、长江通商；4、内地游历；5、传教自由；6、调整税率；7、治外法权；8、战争赔款。这些条约通称不平等条约。不过，就具体条款而言，有的属于国际惯例（比如公使驻京），有的属于贸易规则（开放口岸），有些则是赤裸裸的不平等条款，比如长江通商、治外法权、战争赔款等。

中英《天津条约》约定，一年后在北京换约。英法舰队随即于7月8日离开天津。在后来的一年中，除了英军与广州民团发生了一些小纠纷之外，两国关系并无大的波折。一般判断，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一年后换约，当可维持一段平稳的中英关系。咸丰皇帝的朱批称：“从此长敦友好，永息兵端”（同上），一个“长”，一个“永”，至少咸丰皇帝是这么希望的。

1853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夜，一位被后辈中国人尊为“老祖宗”、旅居在侵略者老巢的德国学者，他在批评英国当局的同时，竟然写下了在今天的“战狼”看来绝对属于严重“辱华”的文字：“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页111-112）满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在身处西欧的马克思眼里，印象是深刻的。

的确如此，清廷作为一个闭关锁国的专制王朝，既缺乏对时代的了解，也缺乏对世界的认识。清廷君臣从上到下，其思想观念与政治体系都是僵滞的，整天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没有起码的国际视野与条约意识，他们在坚船利炮之下订立的城下之盟，签订的任何条约，从来不是为了履行，他们拥有的只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的保命意识。负责和谈的钦差大臣桂良对于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就是这样认识的：“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天津）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第二次鸦片战争（三）》，页434）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近代史的前辈学人陈恭禄先生曾经如此揭示，“其尤称异者，则对外缔结之条约，以及上谕，从不发钞于京报。国人反从外国报纸得知其内容。”（《中国近代史（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91）清廷与外国签订了什么条约，何时签订，什么内容，国人要了解，往往依靠出口转内销。清廷不敢将他们与外国签署的条约公之于众，首先是怕国人知晓他们丧权辱国的勾当，其次，他们签订的条约除割地赔款者外特别是对其改进政治控制者从来不想履行。

改条约，换地点

《天津条约》从签订到换约，中间有一年时间，咸丰帝一天也没闲着，他从来不曾思考西方列强都是什么国家？为什么满清不如他们强大？他们何以要求签订这样的条约？满清政府如何摆脱被动局面？条约内容与换约地点虽已写进了条约，然而，《天津条约》墨迹未干，他就开始反复折腾，那就是“改条约”与“换地点”。“改条约”是因他对《天津条约》的条款不满意，必须加以修改，使之符合朕的上意。“换地点”是他对在北京换约心存疑虑，以不许夷人进京为前提。

按照事先约定，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赴上海与英国谈判。任务很单纯，就《天津条约》的海关税则进行细化与调整。然而，8月27日，在桂、花二人离京之际，咸丰帝的一番密授机宜，此行变得不再单纯。咸丰帝对于《天津条约》耿耿于怀，他几乎要把税则谈判变成修约谈判或废约谈判。咸丰帝的要求，就是挽回“四事”，即废除公使进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战争赔款后才交付广州这四个核心条款。他甚至作出一个惊人决策，指示谈判人员，在谈判的关键环节，由中方主动宣布，对英方免除全部关税，以换取废除“四事”。其原话是这样的，“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无须再赴天津伸诉冤抑，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议，此为一劳永逸之计。”(《第二次鸦片战争（三）》，页523)他不仅为谈判定了基调，而且划了路径。咸丰帝自以为聪明，他认为这个决定会“一劳永逸”，如同诸葛孔明的锦囊妙计，要求两位钦差依计而行。

咸丰帝一直坚持挽回的“四事”，现在来看，“公使驻京”本系国际惯例（比如今天人们司空见惯的北京大片的外国使馆区），“内地游历”也属正常交往（如同各国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自由行”）。只有长江通商、战争赔款有损国家权益。何况咸丰帝对“四事”的在乎程度并非平分秋色，“公使驻京”才是他难以释怀的“第一紧要事件”或“第一要事”，恰恰此事并不涉及国家主权，反而是主权国家外交往来的通常做法。至于以“全免关税”换取废除“四事”，实际上是以严重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拒绝正常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际惯例。

参加谈判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权衡了这一措施的严重危害，他向奕詝奏称，“若不征其出入口货税，则无所稽考，竟可任听该夷将我内地货物，即在内地贸迁，胥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清史编年》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571）经过桂良、花沙纳、何桂清三人四次抗旨联奏，“清朝的关税保住了，从而避免了近代中国一场大灾难”（茅海建语），咸丰帝“全免关税”以换取废除“公使进京”的卖国计划未能得逞（谁说皇帝不卖国？）。然而，从当年8月到翌年6月，奕詝念念不忘的仍是挽回“四事”。这期间，一线谈判人员一再受到咸丰帝的训斥，他指责桂良“至今仍无补救，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同上书，页580）指责何桂清“任意之所愿为，一发莫遏，是以视朕旨如弁髦，……”，（同上书，页581）

10月12日，税则谈判正式开始。英国公使额尔金照会中方，《天津条约》一字不易。桂良深知咸丰帝对“第一要事”耿耿于怀，桂良等人软磨硬泡，英方终于有所松动。10月30日，额尔金致函桂良，如果《天津条约》能得到严格遵守，如果英国公使到北京换约能得到适当接待，他将提请英国政府考虑，英国公使不常驻北京，而是定期或有事随时前往北京。额尔金的答复，只是个人意见，尚须本国政府批复，但在答复时对废除“四事”关上了大门。从其正式照会中，桂良看出了英方的底线，“纵能免税，亦难罢弃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三）》，页550）虽然对方已经封口，奕詝依然不肯罢休。他见英方对“公使进京”有所松动，又要求对方不得“随时进京”，及至换约日期临近，又提出更换换约地点，从“北京换约”改为“上海换约”。这让一线谈判人员左支右绌、苦不堪言。

偶小胜，废条约

11月8日、24日，清廷与英、美和法国的《海关税则》先后签字。《天津条约》所有谈判已经完成，只须双方换约，即意味着双方确立了新的条约基础。咸丰帝此时仍然忿忿不平，他在一份奏折中批道，“览此折不觉愤闷，尤堪痛恨。”“着俟该夷回帆时，与之言明：若至天津，我兵即先开炮，使其有所顾忌，不至再逞诡谋。”（《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84）直至12月20日，他仍然指示桂良，“使臣驻京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将来条约在上海更换。……若不能阻其进京，以致夷船复至天津，惟桂良等是问。”（同上书，页590）一份条约（主要是中英条约），已经加盖关防，已经皇上朱批，已经完成后续，已经正式照会，仍然喋喋不休，仍然是重开谈判的架式——除了那“四事”仍要与英方交涉，就是换约也不得进京，而这显然违背了清廷与英方刚刚作出的约定。这也是英方指责清廷毫无信用与契约意识的具体表征。此时的咸丰帝，不管他是否有意挑起战争，从事实上看，他确实已经点燃了导致战争的引线。奕詝似乎成了一个“战狼”式的爱国者。

时间进入1859年，1月9日，咸丰帝命令桂良继续谈判，再次要求挽回“四事”，并要通过种种渠道通知英方，“如英船来津，我兵必先开炮。”（同上书，页593）边谈边打，咸丰帝也懂得两手策略，在谈判桌上失去的东西，他要用战争夺回来。可惜的是，咸丰帝只是嘴炮强硬，全国的军力都押在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他甚至不顾俄国对中国领土的步步进逼，竟然从黑龙江、吉林调回部队应付英法兵舰。历来的统治者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国内的动乱必须平息，因为这威胁到皇权的统治；外国的侵略却有轻重缓急，因为外国不会危及他的皇位。东北国土的丧失，他似乎并不在乎；英法联军的进京换约，毕竟有碍皇权的尊严。

不管当初签署条约时多么屈辱、多么窝囊，条约已经签署，最后只须换约，这本来是一个外交程序。清方是突然激起爱国意气的28岁的咸丰皇帝，英方是刚刚上任的年轻气盛的驻华公使普鲁斯。一个坚持进京，一个坚决不让，一个指定走北塘，一个偏要走白河，使得一个本应和平的换约仪式，竟然爆发了一场岸舰激战。1959年6月25日，英法兵舰欲强行通过大沽炮台进入天津，预有准备的僧格林沁部开炮阻击，清军一举击沉敌舰4艘，击伤10艘，英军死伤464人，法军死伤14人，俘敌2人，英军舰队司令受重伤。清军以极低的代价打了一个漂亮仗，这可以说是帝国军队自1840年以来的首次胜仗。

清廷的意外胜利，使得咸丰帝出了一口恶气。但他不敢轻视，他怕英法两国不肯罢休，于是他还是奉行老祖宗对付外夷的老招数——羁縻，随即派人向英法联络，并请美国公使代为说合，仍然希望他们进京换约。清廷的做法似乎符合先王之道，一张一驰，有理有节。岂知英法两国不予理睬，舰队南下，准备整军再战了。

大沽口的意外胜利，英法舰队的狼狈撤离，让奕詝高估了清军的战斗力，奕詝顿时产生了“厉害了，我的国”的梦幻感觉，于是，1859年8月1日，他指示何桂清，下步对英法两国，不仅要废除他们逼迫我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要向我方赔偿军费，“所有上年在津条约作为罢论”；如果对方“自悔求和”，应当赔偿我方损失，“所有兵费约需千余万，除将英、佛（法）两国前议之六百万抵去外，尚须索赔若干万”；英法两国只能“另立条约”，且只能“在上海互换，不复令该两国进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四）》，页203-204），条约内容当然不能容许出现那“四事”。

焚明园，丢国土

英国人大概相信其前辈霍布斯的理论：“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力量使人们得到安全保障。”（《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128）1860年4月，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声称对清廷拒绝换约进行报复。英军此次出动兵舰79艘，陆军2万人；法军出动兵舰40艘，陆军7600人，兵力之强大，为西方殖民作战所罕见（《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08）。此时的咸丰帝已因太平军在天京周围的攻势而焦头烂额。而今陷入两面作战，不免惊慌失措。5月27日英军占领了大连，6月4日法军占领了芝罘（今烟台），6月26日英法联军正式向清廷宣战。

尽管清廷责成僧格林沁提前进行了周密的战争准备，在大兵压境之际，咸丰帝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废除《天津条约》不敢再提，“公使进京”不敢再有异议，甚至主动表示请英法两国可派员到北京换约。此时的英法两国，已经不满足原有的不平等条约，条件开始加码，要求清廷承认《天津条约》，增加战争赔款，明确公使进京，增开天津口岸。尽管如此，清廷只好照单全收。

8月1日，英法侵略者从北塘大摇大摆地登陆，迅速占领了大沽、塘沽、天津等地，僧格林沁花费大量时间和财力进行的战争准备，如同后来的马其诺防线，全部付诸东流。英法联军攻占通州之际，清廷只好派出怡亲王载垣主导谈判。载垣奉旨答应了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眼看一场残酷的战争就要避免了。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只因英方翻译巴夏礼一个提议，即英国公使要向咸丰皇帝面递国书，形势急转直下。在今天看来，英国公使代表本国国王向咸丰皇帝面递国书，是非常正常的外交礼仪。而在当时，却是天大的难题，难题之一就是英国公使不肯向中国皇帝行跪拜礼。咸丰帝的上谕是这样的：“国体所存，万难允准。……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五）》，页86）乾隆时期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就是因此而起。其实，在中英《天津条约》已对中英两国关系的性质及英国公使觐见满清皇帝的礼仪作了明确规定。条约第三款有“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奉本国谕旨遵行；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由此可见，咸丰帝早在《天津条约》上朱批“依议”的情况下，他仍然认为英方是节外生枝，其实是咸丰帝不愿遵守他自己已经签署的国际条约。

于是，清军拘留了手持休战旗的英法谈判使团的巴夏礼等39人。英法联军开始向北京攻击前进。僧格林沁的两三万人的大军，面对四五千人的英法联军，先败于张家湾，再败于八里桥。咸丰帝向军民宣布上谕：“亲帅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第二次鸦片战争（五）》，页37）查查40年后慈禧太后向世界宣战的用语：“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163）是不是很有夫唱妇随的味道！从字面看，咸丰帝要御驾亲征，实际是临阵脱逃。9月22日，奕詝从圆明园后门逃跑了，他逃到了燕山深处的避暑山庄说是去“秋狝”。40年后他老婆慈禧太后也是在外国军队进攻时逃离北京，当时是逃到西安，称为“西狩”，理由都是外出打猎，区别在于，一个向北，一个向西，他老婆跑的更远。

10月6日，英法联军进抵北京安定门、德胜门。先是法军窜入圆明园大肆抢劫，继而英法两个强盗开始共同作案。10月8日，在英法联军的压力之下，恭亲王奕被迫释放了巴夏礼等被俘的外国谈判人员。10月14日，当最后一批被俘人员释放时，39人中竟有20人被折磨惨死（《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1987年，页353）。“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中国的古训，无奈这个政权一点也不吸取教训。40年后，也是在北京，咸丰帝的老婆慈禧太后也是先对外国使节下手，先是杀害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又对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进行长达两月的武装攻击，其结果导致了严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近代史学家袁伟时先生在《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一文中指出：“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人民日报社《文史参考》2010年10月号（上））

根据国内官方出版的史料记载，巴夏礼等39人在满清监狱里受到了残酷的虐待。据幸存者回忆，法国技术人员洛图尔，“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一个‘个头很高很健壮、留棕褐色胡须’的法国军官……‘耳朵、鼻子、嘴里都长满了蛆虫，他脸部已经没有知觉’，第二天就死了。”鲍拜先生（《泰晤士报》记者）“身上长满了虫蛆；尸体三天之后才被绑在吊竿上扔到监狱墙外，喂了那些野狗和猪。”“他们都被反绑着手，有人不时往麻绳上浇些水，以便麻绳变干时勒得更紧些。就这样，被勒了好几天，他们的手和手腕的伤口开始化脓，坏死、生蛆。……诺曼先生被砍头而死，他的头颅生满了蛆。”“那些尸体都快要腐烂了，惟一的办法只能通过衣服进行辨认。”（《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248-254）在英国人看来，清廷这种残忍虐待谈判代表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万国公法》，他们决定给予满清朝廷一个“永久的教训”。

在抢劫圆明园案件中两个沆瀣一气的强盗，在火烧圆明园还是火烧紫禁城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法国公使葛罗反对烧毁圆明园，主张毁灭紫禁城，他认为，“北京城里那座宫殿处于首都，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彻底摧毁它，可能会成为更引人注意的抵罪行为，胜过烧掉一座寻欢作乐的园林。”（同上书，页268）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在一份报告中说：“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二）》，页39）英国人担心的是，如果烧掉紫禁城，满清朝廷颜面尽失，可能导致政权垮台，这会使英国通过侵略获得的条约权利失去保障，于是最终选择了毁灭圆明园。（《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页215）英国特使额尔金在北京城张贴公告称：“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惩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言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1860年10月)18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为，人民既未参预其间，决不加以伤害。唯于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第二次鸦片战争（二）》，页400）当时的英国侵略者，即有意地把满清皇帝与大清臣民区分开来，可谓用心良苦！这才是真正的强盗逻辑，贼喊捉贼，莫此为甚！应当指出的，人们常说的火烧圆明园，并不确切。英国强盗烧毁的不仅圆明园一地，其实包括了圆明园在内的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的多处园林与宫殿。（《清史编年》第九卷，页765）

在中国近代史上经常看到不断重复的一幕，清廷挨打了，开始不接受列强的不平等要求；又挨打了，只好接受比上次更为屈辱的条款。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鲜明的例子。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咸丰帝本已确认，却耿耿于怀，百般阻挠。及至1860年的《北京条约》，不仅答应了《天津条约》的所有条款，而且变本加厉：（一）支付英国的战争赔款是原来两倍，从400万两增至800万两；支付法国战争赔款是原来4倍，从200万两增至800万两；（二）《天津条约》所没有的英国割占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三）增开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四）赔偿英法两国受虐死伤人员50万两。而这已经不能用“落后就要挨打”来解释了。

既往矣，如何说

在马克思笔下，有时把中国称为“活化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页545），有时把中国称为“木乃伊”（同上书，第9卷，页111），正是这位伟大思想家对当时中国的评价。一个封闭腐朽的专制王朝，缺乏基本的国际知识与契约意识。面对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它本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假如自身实力足够强大，战胜外来侵略，当然可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如果自身实力弱小，那么只好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在此基础上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通过改革与发展，壮大自己，以最终改变自身地位。（日本也曾闭关锁国，也曾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该国的应对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怕的是自身愚昧无知，腐朽无能，而又妄自尊大，颟顸莽撞，明知取胜无望，偏要以卵击石，这种抱残守缺又盲目自大的政权，只会把国家和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灾难境地。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英法两国发动此次对华战争，其政策目标，只“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同上书，第12卷，页662），这与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完全不同。俄国利用清廷的内忧外患，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耍尽伪善、狡诈之手段，步步挖坑，处处设伏，一面扮演调人，一面充当间谍，清廷被它害得最惨，还把它当成友邦，终于掉进了俄国的陷阱里。非法的《瑷珲条约》，公然鲸吞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并为下步侵略行径留下了伏笔——远离中俄边界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中俄共管。中俄《北京条约》，确认了《瑷珲条约》的侵略合法性，又把“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据为己有，同时又为下步侵占中国西北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1864年，也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俄国强迫清廷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唐代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居然沦为俄国领土。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不久，马克思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中写道：“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笔者注）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625）马克思发表此文时还没看到俄国捞到的更多好处。恩格斯就这场战争的结局评论道：“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时，俄国则保持中立，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它才插手干预。……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不包括后来掠夺我国西北的领土——笔者注）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指黑龙江——笔者注），……如果我们将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俄国有利。”（同上书，页662）而俄国对于中国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攫取，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发表的文章之后。

所有侵略者的罪恶都应载入史册，所有侵略者的罪恶都应受到谴责，所有侵略者的罪恶都应进行追责。然而，对于1860年这段历史，人们只记住了英法的罪恶，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俄国的罪恶；人们只记住了法国作家雨果对于英法两个强盗的谴责，却只字不提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俄国强盗的谴责；人们为追讨圆明园丢失的猴首、猪首大肆炒作，却对同时丧失的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置若罔闻。正是这种刻意选择的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才把圆明园标榜为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对被俄国侵吞的辽阔的东北国土上后来发生的对于几十万同胞的大屠杀，比如1900的海兰泡大屠杀、江东64屯大屠杀，1938年发生的海参崴大屠杀，选择了忘记与无视。这样的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却在居心险恶地指责别人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