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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洋的英雄还是杀人的屠夫?

 (山西巡抚毓贤)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公元1900年7月9日),一天之内发生了两大事件:一、在抵抗八国联军的天津八里台战役中,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指挥官聂士成,遭到义和团背后插刀,母亲妻子被其劫持,他面对蜂拥而上的洋兵,悲愤交加,挥刀督战,舍身赴死,不幸中弹牺牲。二、山西巡抚毓贤,指挥官兵与义和团,将太原的51名外国传教士及其家人(包括寿阳7名)、17名中国教徒,诱骗到一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害。

 

两起事件,都是杀人,杀的都是外国人,按传统说法,二者都是爱国事件,二人都是爱国人士。不过,前者是在战场上杀人,后者是在衙门外杀人;前者杀的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后者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毓贤嗜血杀人,史有定论,史书谓其“善治盗,不惮斩戮。”(《清史稿》第42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2755)“善治盗”是假,善杀人是真。许指严专章论毓贤,题曰“毓屠户”,名实相副,穷形尽相。他补充说,“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十叶野闻》,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188毓贤的酷吏角色,至少在清代是执了牛耳的。

 

毓贤在山东,手上沾着平民的鲜血,脚下踩着百姓的尸骨,用他人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顶子。他甫任曹州知府,“不分良莠,岁余共杀二千许人,于是声名卓著。”(《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262)毓贤杀人也有创新,他命木工制造了四只高及”的大木笼,人置于木笼,以木环围其颈,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砖,渐抽去弱者半日、强者一日夜死矣。这是他发明的一件极残酷的刑具(《十叶野闻》,页189目击者称,官兵抓到十余人,毓贤只草草审问几句,全部投于木笼,一夜之间,这些人全部毙命。许指严指出,毓贤名为治盗,实民也”其实,凡被官员整治的百姓,不愁没有罪名,不是有罪而为盗,而是因官而成匪。

 

然而,盗也有盗的生存智慧,山东强盗“熟知毓之好杀无厌,不敢复撄其锋。”(同上书,页190)摇身一变,成了“扶清灭洋”的义和拳。“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张己声威也。”(同上)于是,他对拳众改剿为抚,而这是符合他的一贯法则的,一、他始终对洋人洋教存在敌意。二、他决心把义和团作为反洋灭洋的工具。如果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暗中扶持义和团,有着揣摩“上意”(慈禧太后)的因素,那么,他在山西巡抚任内,公开支持义和团,则是直接受命于朝廷。许指严也看出其矛盾之处,“其最昏诞者,即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诚不知是何肺肠矣同上书,页188他的矛盾并非放下屠刀、金盆洗手了,只是重点转移,从杀“土匪”转为杀“洋鬼”而已。

 

虽然后来的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从史书记载来看,不仅“拳祸始于毓贤”(《中国野史集成》第48册,巴蜀书社,1993年,页317),“义和团”这个名字也是毓贤授予的,“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建旗帜皆为‘毓’字。”(《清史稿》42册12757毓贤很自然地成了义和团的保护伞。毓贤到山西赴任,又将义和团的祸水引向山西,“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到任即下令,“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中国野史集成》第48册,页318);他的巡抚衙门成了接待站,对义和团头目高接远送,敬若上宾;他对部属多次阐述灭洋杀教的施政纲领;他甚至公开宣称,他就是义和团的统领,“毓贤旋授山西巡抚。语其属曰:‘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号鉴堂),其一我也。’”(同上书,页318)怪不得毓贤调任山西,拳民竟然“额手称庆,皆曰:‘吾道其西矣。’”(《十叶野闻》,页191)

 

义和团肆虐半年,毓贤的“战绩”不仅与在前线抵抗洋兵的聂士成不同,与率领清军与拳民攻击北京使馆的董福堂也不同。山西当局向朝廷报告教案善后结果称,“光绪二十六年晋省拳教之祸,甲于各省”,“晋省教案之巨,不特通商以来所未有,亦拳扰各省所仅见。其屠戮残杀之惨,焚掠伤毁之多,实为列强之所共愤”,“总计天主、耶稣两教被害教士男女191命,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害教民6060余人,被焚被拆华洋各房屋22000余间,一切财产所损尤巨。”(《清末教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98年,页546-547)这意味着在庚子事变中,在山西一地被毓贤屠杀的外国人,占全国死亡外国人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被杀死的传教士,涉及英、美、法、意、比、荷、瑞(典)等多国。原因是什么呢?“山西屠杀洋人最烈,因为山西有义和团;山西有义和团,因为山西的巡抚是毓贤。”(《最后的神话》,作家出版社,1999年,页348)

 

(山西巡抚衙门。屠杀传教士旧址)

1900年7月9日,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大小男女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281),他在奏折中,既声称“不动声色”,又渲染“冒死突进”,好象经历了一场血战。《毓贤戮教记》如此记述,“(六月)十三日(7月9日)午后,……毓微服骑马带队而来,将猪头巷围住,饬兵拘诸人到辕。时被拘者约七十余人。……(毓贤)随叱令动刑。拳匪营兵咸不敢下手,毓怒,亲掣佩剑飞马将二主教砍死。兵匪遂挥刀乱砍,当日共毙艾、富二主教,雷、德二司铎,西修士一,华修士五,西贞女七,英教堂中男女大小三十余人,佣人二十余名。随将西人枭首,剖心,暴尸数日。”(《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民国三十五年,页112)7月14日,毓贤又遣巡捕执令箭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16岁以下者就占了五分之二。这两次屠杀的多数是洋人,洋人都是帝国主义分子么?婴孩也是“帝国主义”么?(《义和团(一)》,页512-513)

 

(死于山西教难的传教士子女)

在巡抚衙门残杀教士的第二天,毓贤又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即强迫信徒退出天主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土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各属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抵抗不从而死者,先后凡数千人。(《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页758)这次大规模屠杀的都是信教的中国人。

 

在当时,内蒙部分地区在毓贤管辖之下。一则《萨县往事之教堂》的史料记载,1900年719日,毓贤纵容官兵与义和团,攻破当地教堂,活捉了比利时籍主教韩默理大批天主教徒圣婴会的孩子被杀,村庄与教堂烧毁。韩默理被捕后,手足合系,以竹竿,抬之游街受尽百般凌辱,然后与教友五人,同置一车跪于车中,颈后横悬一柄大刀,车动则刀切六人之颈运到托克托厅城,又以铁穿肩骨,囚以笼背上插一小旗,上书“老三字,游街众。7月24日,在托厅南滩被脱去衣服,用浸满油的棉布擦拭全身,随后放火烧死,首级悬于木。作家张建伟写道:“描述这种场面的西方人不知道,这种处死之法,在中国叫‘点天灯’。他被这样烧死后,心脏被两个乞丐吞吃了。”(《最后的神圣》,作家出版社,1999年,页365-366)

 

(死于山西教难的外国传教士一家)

在火烧英国教堂的惨案中,一名英国传教士为毓所诱侥幸逃出虎口他对周边的人群诉说:“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此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杀气腾腾,无一人为教土缓颊者,且无力者恐祸及己,亦不敢言,卒为拳匪所戕。(《十叶野闻》,页194)一名英国女医生挟抱婴儿跑到路旁求助于围观者: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梃击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仍推之,与其儿同烬焉。(同上)

 

许指严如此评毓贤: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同上书,页188所谓“前半生殃民”,主要指其在曹州任上,任意屠杀百姓;“后半世召侮”,主要指其在山西任上,肆意屠杀洋人,由此招致八国联军的肆意报复。许指严是民间人士,时间较晚。其实,当年九月初二,即在慈禧太后一路逃亡到达西安的前两天,怀作为负责洋务的清廷重臣,就在一份奏折中明确指出毓贤的罪责,“抚臣毓贤,前在东省倡为义民之说,纵令会匪仇杀教民,……及其在晋,诱洋教士五十余人至省骈诛。身为疆吏,一味任性,竟不一念天下大局,如何收拾”(《义和团档案史料》,页727-728)其实,慈禧太后逃亡路经太原时,已对处理毓贤有所考虑。“乘舆”到达太原,毓贤在城外跪接,太后对毓贤说:“去岁汝请训时,力言义和团之可靠,可惜你错了。今北京已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内已无洋人;人皆称汝之能,余亦知之。现洋人报仇,索汝甚亟,余或将革汝之职。但汝不必因此伤感,此举不过遮外人之目而已。”(《慈禧外记(下)》,中华书局,民国三年,页101-102)慈禧太后是一定要找“替罪羊”的,不过,她当时对这个忠诚的奴才,还没有下定砍头的决心。第二次召见毓贤时,老太婆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棺木价亦贵了。”已经暗示其自杀,以免后祸也。(同上书,页102)

 

然而,对于这个双手沾满中外人士鲜血的刽子手,不仅八国联军把“惩凶”作谈判的首要条件,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地方督抚张之洞、刘坤一都非常明确地提出,对“行为残酷,贻祸国家”的毓贤决不能撤职、流放了事(此时毓贤已被钦定流放新疆),必须严惩不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大年三十,被流放新疆的毓贤刚走到兰州,甘肃当局接到清廷腊月二十五日发出的急电,“已革巡抚毓贤,曾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391901年2月22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四),毓贤的生命走到尽头。死前,毓贤自撰两副挽联(《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51)

其一为: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教,切须早慰两宫心。

其二为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髦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亦复何憾,所自愧,服官三省,历仕廿载,涓埃未报,空叹有负圣明恩。

两副对联,人们可以读出一个满清忠臣与奴才的最后“表忠”与哀鸣,却看不到他对屠杀大批中外人士的任何忏悔,更读不出聂士成的英勇,许景澄的开阔,甚至李鸿章的实用。联中所谓“三字狱”、“两宫心”,即使牵连上岳飞,也看不出他是什么爱国者。

 

龙顾山人有诗忆及此事:“误国难言许国忠,兰城酒罢起悲风。楚歌不陨虞兮泪,犹拟横刀作鬼雄,”诗后小记称,“毓贤为仇教祸首,先有旨革职遣戍,抵兰州复有正法之旨。”(《中国野史集成》第47册,页729)其实,在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庚子事变中,以毓贤为代表的满清守旧派,发挥的是上下联动的作用。他在山东任内纵容、支持义和团仇教势力张扬恣事,到山西任内指使、怂恿义和团屠杀洋人,都是奉旨行事,事实上配合了慈禧与载漪图谋“废立”的宫廷内斗。没有义和团的愚昧仇洋,慈禧太后就没有底气向各国列强宣战;没有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义和团就不会滥杀洋人而招来八国联军。这其间,顽固守旧、反洋仇教的毓贤之流,则是把慈禧太后与义和团、把狂妄和愚昧联结起来的纽带与触媒。

 

毓贤之“后半世召侮”,并非许指严的书生之见。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列强的谈判,其实是在刺刀下周旋,在枪口前磋商,屈辱、无奈,种种尴尬,无法言表。据梁启超记述,李鸿章弥留之际,竟大呼“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李鸿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28)这是痛彻心扉的反省啊!“召侮”的结局是什么,那就是《辛丑条约》强加于中国百姓的苛刻条款,中国从此更深地跌入半殖民地的泥淖。如此看来,毓贤才是真正的“爱国贼”。“召侮”的责任当然不应由毓贤独自承担,在“臣罪当诛”、“君恩我负”的专制体制之下,慈禧太后这个真正的罪魁祸首不还是逃脱了此次的惩罚么?

 

从他自撰的挽联中,有人不知怎么竟然读出爱国的况味,或在他们的眼中,灭洋是爱国的标配。在此之后,又有人为其戴上更加金璧辉煌的“反帝”桂冠。且不说直至清廷覆灭也未出现“反帝”一词,而“灭洋”本来就是模糊概念。即就“洋人”的外延而言,灭其当灭,姑且称为英雄;灭其不当,则无疑屠夫。聂士成的战场陨命,即使誉之“反帝英雄”亦不为过。那么,在毓贤刀下,年方几岁的幼童、尚在襁褓的婴儿,全不放过,如此血腥与残酷,无论古今中外,都称得上野蛮与兽性,这哪里是什么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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