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巡抚毓贤）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公元1900年7月9日），一天之内发生了两大事件：一、在抵抗八国联军的天津八里台战役中，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指挥官聂士成，遭到义和团背后插刀，母亲妻子被其劫持，他面对蜂拥而上的洋兵，悲愤交加，挥刀督战，舍身赴死，不幸中弹牺牲。二、山西巡抚毓贤，指挥官兵与义和团，将太原的51名外国传教士及其家人（包括寿阳7名）、17名中国教徒，诱骗到一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害。

两起事件，都是杀人，杀的都是外国人，按传统说法，二者都是爱国事件，二人都是爱国人士。不过，前者是在战场上杀人，后者是在衙门外杀人；前者杀的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后者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毓贤嗜血杀人，史有定论，史书谓其“善治盗，不惮斩戮。”（《清史稿》第42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2755）“善治盗”是假，善杀人是真。许指严专章论毓贤，题曰“毓屠户”，名实相副，穷形尽相。他补充说，“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十叶野闻》，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188）毓贤的酷吏角色，至少在清代是执了牛耳的。

毓贤在山东，手上沾着平民的鲜血，脚下踩着百姓的尸骨，用他人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顶子。他甫任曹州知府，“不分良莠，岁余共杀二千许人，于是声名卓著。”（《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262）毓贤杀人也有创新，他命木工制造了四只“高及人肩”的大木笼，人置于木笼，再以木环围锁其颈，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砖，渐抽去，弱者半日、强者一日夜死矣。这是他发明的一件极残酷的刑具。（《十叶野闻》，页189）目击者称，官兵抓到十余人，毓贤只草草审问几句，全部投于木笼，一夜之间，这些人全部毙命。许指严指出，毓贤“名为治盗，实民也。”其实，凡被官员整治的百姓，不愁没有罪名，不是有罪而为盗，而是因官而成匪。

然而，盗也有盗的生存智慧，山东强盗“熟知毓之好杀无厌，不敢复撄其锋。”（同上书，页190）摇身一变，成了“扶清灭洋”的义和拳。“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张己声威也。”（同上）于是，他对拳众改剿为抚，而这是符合他的一贯法则的，一、他始终对洋人洋教存在敌意。二、他决心把义和团作为反洋灭洋的工具。如果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暗中扶持义和团，有着揣摩“上意”（慈禧太后）的因素，那么，他在山西巡抚任内，公开支持义和团，则是直接受命于朝廷。许指严也看出其矛盾之处，“其最昏诞者，即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诚不知是何肺肠矣！”（同上书，页188）他的矛盾并非放下屠刀、金盆洗手了，只是重点转移，从杀“土匪”转为杀“洋鬼”而已。

虽然后来的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从史书记载来看，不仅“拳祸始于毓贤”（《中国野史集成》第48册，巴蜀书社，1993年，页317），“义和团”这个名字也是毓贤授予的，“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为‘毓’字。”（《清史稿》第42册，页12757）毓贤很自然地成了义和团的保护伞。毓贤到山西赴任，又将义和团的祸水引向山西，“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到任即下令，“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中国野史集成》第48册，页318）；他的巡抚衙门成了接待站，对义和团头目高接远送，敬若上宾；他对部属多次阐述灭洋杀教的施政纲领；他甚至公开宣称，他就是义和团的统领，“毓贤旋授山西巡抚。语其属曰：‘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号鉴堂），其一我也。’”（同上书，页318）怪不得毓贤调任山西，拳民竟然“额手称庆，皆曰：‘吾道其西矣。’”（《十叶野闻》，页191）

义和团肆虐半年，毓贤的“战绩”不仅与在前线抵抗洋兵的聂士成不同，与率领清军与拳民攻击北京使馆的董福堂也不同。山西当局向朝廷报告教案善后结果称，“光绪二十六年晋省拳教之祸，甲于各省”，“晋省教案之巨，不特通商以来所未有，亦拳扰各省所仅见。其屠戮残杀之惨，焚掠伤毁之多，实为列强之所共愤”，“总计天主、耶稣两教被害教士男女191命，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害教民6060余人，被焚被拆华洋各房屋22000余间，一切财产所损尤巨。”（《清末教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98年，页546-547）这意味着在庚子事变中，在山西一地被毓贤屠杀的外国人，占全国死亡外国人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被杀死的传教士，涉及英、美、法、意、比、荷、瑞（典）等多国。原因是什么呢？“山西屠杀洋人最烈，因为山西有义和团；山西有义和团，因为山西的巡抚是毓贤。”（《最后的神话》，作家出版社，1999年，页348）

（山西巡抚衙门。屠杀传教士旧址）

1900年7月9日，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大小男女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281），他在奏折中，既声称“不动声色”，又渲染“冒死突进”，好象经历了一场血战。《毓贤戮教记》如此记述，“（六月）十三日（7月9日）午后，……毓微服骑马带队而来，将猪头巷围住，饬兵拘诸人到辕。时被拘者约七十余人。……（毓贤）随叱令动刑。拳匪营兵咸不敢下手，毓怒，亲掣佩剑飞马将二主教砍死。兵匪遂挥刀乱砍，当日共毙艾、富二主教，雷、德二司铎，西修士一，华修士五，西贞女七，英教堂中男女大小三十余人，佣人二十余名。随将西人枭首，剖心，暴尸数日。”（《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民国三十五年，页112）7月14日，毓贤又遣巡捕执令箭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16岁以下者就占了五分之二。这两次屠杀的多数是洋人，洋人都是帝国主义分子么？婴孩也是“帝国主义”么？（《义和团（一）》，页512-513）

（死于山西教难的传教士子女）

在巡抚衙门残杀教士的第二天，毓贤又“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即强迫信徒退出天主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土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各属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抵抗不从而死者，先后凡数千人。”（《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页758）这次大规模屠杀的都是信教的中国人。

在当时，内蒙部分地区在毓贤管辖之下。一则《萨县往事之教堂》的史料记载，1900年7月19日，毓贤纵容官兵与义和团，攻破当地教堂，活捉了比利时籍主教韩默理，大批天主教徒和圣婴会的孩子被杀，村庄与教堂被烧毁。韩默理被捕后，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抬之游街，受尽百般凌辱，然后与教友五人，同置一车跪于车中，颈后横悬一柄大刀，车动则刀切六人之颈。运到托克托厅城，又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背上插一小旗，上书“老洋魔”三字，游街示众。7月24日，在托厅南滩被脱去衣服，用浸满油的棉布擦拭全身，随后放火烧死，首级悬于木。作家张建伟写道：“描述这种场面的西方人不知道，这种处死之法，在中国叫‘点天灯’。他被这样烧死后，心脏被两个乞丐吞吃了。”（《最后的神圣》，作家出版社，1999年，页365-366）

（死于山西教难的外国传教士一家）

在火烧英国教堂的惨案中，一名英国传教士为毓贤所诱捕，侥幸逃出虎口，他对周边的人群诉说：“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此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杀气腾腾，无一人为教土缓颊者，且无力者恐祸及己，亦不敢多言，卒为拳匪所戕。（《十叶野闻》，页194）一名英国女医生挟抱婴儿跑到路旁，求助于围观者：“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梃击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仍推之入，与其儿同烬焉。（同上）

许指严如此评毓贤：“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同上书，页188）所谓“前半生殃民”，主要指其在曹州任上，任意屠杀百姓；“后半世召侮”，主要指其在山西任上，肆意屠杀洋人，由此招致八国联军的肆意报复。许指严是民间人士，时间较晚。其实，当年九月初二，即在慈禧太后一路逃亡到达西安的前两天，盛宣怀作为负责洋务的清廷重臣，就在一份奏折中明确指出毓贤的罪责，“抚臣毓贤，前在东省倡为义民之说，纵令会匪仇杀教民，……及其在晋，诱洋教士五十余人至省骈诛。身为疆吏，一味任性，竟不一念天下大局，如何收拾。”（《义和团档案史料》，页727-728）其实，慈禧太后逃亡路经太原时，已对处理毓贤有所考虑。“乘舆”到达太原，毓贤在城外跪接，太后对毓贤说：“去岁汝请训时，力言义和团之可靠，可惜你错了。今北京已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内已无洋人；人皆称汝之能，余亦知之。现洋人报仇，索汝甚亟，余或将革汝之职。但汝不必因此伤感，此举不过遮外人之目而已。”（《慈禧外记（下）》，中华书局，民国三年，页101-102）慈禧太后是一定要找“替罪羊”的，不过，她当时对这个忠诚的奴才，还没有下定砍头的决心。第二次召见毓贤时，老太婆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棺木价亦贵了。”已经暗示其自杀，以免后祸也。（同上书，页102）

然而，对于这个双手沾满中外人士鲜血的刽子手，不仅八国联军把“惩凶”作谈判的首要条件，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地方督抚张之洞、刘坤一都非常明确地提出，对“行为残酷，贻祸国家”的毓贤决不能撤职、流放了事（此时毓贤已被钦定流放新疆），必须严惩不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大年三十，被流放新疆的毓贤刚走到兰州，甘肃当局接到清廷腊月二十五日发出的急电，“已革巡抚毓贤，曾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39）1901年2月22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四），毓贤的生命走到尽头。死前，毓贤曾自撰两副挽联（《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51）：

其一为：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教，切须早慰两宫心。

其二为：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髦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亦复何憾，所自愧，服官三省，历仕廿载，涓埃未报，空叹有负圣明恩。

两副对联，人们可以读出一个满清忠臣与奴才的最后“表忠”与哀鸣，却看不到他对屠杀大批中外人士的任何忏悔，更读不出聂士成的英勇，许景澄的开阔，甚至李鸿章的实用。联中所谓“三字狱”、“两宫心”，即使牵连上岳飞，也看不出他是什么爱国者。

龙顾山人有诗忆及此事：“误国难言许国忠，兰城酒罢起悲风。楚歌不陨虞兮泪，犹拟横刀作鬼雄，”诗后小记称，“毓贤为仇教祸首，先有旨革职遣戍，抵兰州复有正法之旨。”（《中国野史集成》第47册，页729）其实，在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庚子事变中，以毓贤为代表的满清守旧派，发挥的是上下联动的作用。他在山东任内纵容、支持义和团仇教势力张扬恣事，到山西任内指使、怂恿义和团屠杀洋人，都是奉旨行事，事实上配合了慈禧与载漪图谋“废立”的宫廷内斗。没有义和团的愚昧仇洋，慈禧太后就没有底气向各国列强宣战；没有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义和团就不会滥杀洋人而招来八国联军。这其间，顽固守旧、反洋仇教的毓贤之流，则是把慈禧太后与义和团、把狂妄和愚昧联结起来的纽带与触媒。

毓贤之“后半世召侮”，并非许指严的书生之见。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列强的谈判，其实是在刺刀下周旋，在枪口前磋商，屈辱、无奈，种种尴尬，无法言表。据梁启超记述，李鸿章弥留之际，竟大呼“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李鸿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28）这是痛彻心扉的反省啊！“召侮”的结局是什么，那就是《辛丑条约》强加于中国百姓的苛刻条款，中国从此更深地跌入半殖民地的泥淖。如此看来，毓贤才是真正的“爱国贼”。“召侮”的责任当然不应由毓贤独自承担，在“臣罪当诛”、“君恩我负”的专制体制之下，慈禧太后这个真正的罪魁祸首不还是逃脱了此次的惩罚么？

从他自撰的挽联中，有人不知怎么竟然读出爱国的况味，或在他们的眼中，灭洋是爱国的标配。在此之后，又有人为其戴上更加金璧辉煌的“反帝”桂冠。且不说直至清廷覆灭也未出现“反帝”一词，而“灭洋”本来就是模糊概念。即就“洋人”的外延而言，灭其当灭，姑且称为英雄；灭其不当，则无疑屠夫。聂士成的战场陨命，即使誉之“反帝英雄”亦不为过。那么，在毓贤刀下，年方几岁的幼童、尚在襁褓的婴儿，全不放过，如此血腥与残酷，无论古今中外，都称得上野蛮与兽性，这哪里是什么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