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我写过一本历史随笔《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因此，对唐代贞观年间的历史多少了解一点。闲暇之时，翻看启功先生的《论诗绝句》，第四十首也谈到了这段历史。现将原诗抄录于次：“事业贞观定九州，巍峨宫阙起麟游。行人不说唐皇帝，细拓丰碑宝大欧。”该诗说的是唐初的九成宫醴泉铭碑。

九成宫醴泉铭，既是一帧碑帖，也是一段史实。就碑帖论，《九成宫醴泉铭》在历史上位列“三绝”，碑文的主体是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碑文的作者则是大唐贞观名臣魏征，碑文的书者乃是初唐四大家的欧阳询。随着历史风烟的飘散，人们只记的碑上的字是什么样的，却忽略了碑上的字写了什么。就史鉴论，《九成宫醴泉铭》不仅颂扬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也介绍了九成宫和醴泉的来历。李唐政权崛起于隋末战乱。隋朝的败亡，主要因其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穷兵黩武，荒淫残暴，以致民变蜂起。政权草创之初，李世民对于亡隋的教训念兹在兹，刻刻不忘。

　　这篇铭文，将隋唐两位帝王进行了鲜明对比。铭文开头，对李世民行程的时间、地点进行了详细交待：“维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此则随（隋）之仁寿宫也。”九成宫位于今宝鸡市麟游县。仁寿宫曾极尽奢华之能事：“仰视则迢递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晖，照灼云霞，蔽亏日月。”然而，魏征笔下流露的并不是对奢华的羡慕，而是苍凉的感叹：“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奢，以人纵欲，良足深尤。”甚至将其与汉武帝穷奢极侈的甘泉宫类比，“汉之甘泉不能尚也。”

　　铭文如何体现李世民对于亡隋弊端的警惕呢？李世民栉风沐雨，劬劳为国，心系百姓，积劳成疾，“同尧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且“针石屡加，腠理犹滞”。考虑到李世民的身体情况，从保障领袖的健康出发，群臣们提出了“请建离宫”的建议。李世民竟因“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据，未肯俯从”。不过，他倒是采取了一项折衷办法，他认为，“随（隋）氏旧宫，营于曩代，弃之则可惜，毁之则重劳”，于是要求“斫雕为朴，损之又损，去其泰甚，葺其颓坏”，也就是只对前朝遗物加以整理与维修，既可废物利用，亦免暴殄天物。仁寿宫毕竟是隋室旧苑，虽已破败仍极奢华，整修过的仁寿宫，“杂丹墀以沙砾，间粉壁以涂泥，玉砌接于土阶，茅茨续于琼室”，有点不伦不类，倒是可以作为一个传统教育基地，“仰观壮丽，可作鉴于既往；俯察卑俭，足垂训于后昆。”

过去的立碑，大抵是极其隆重、庄严的事情，无论颂赞、铭缄、诔吊，甚或记事，其主题均在于碑主本身的事迹，目的在于传之后世，留名青史，不然，就犯不着劈山凿石、书丹刻碑、费尽周折了。九成宫碑今仍在西安。魏巨鹿（魏征）之文、欧渤海（欧阳询）之字、唐太宗（李世民）之事，正是构成此碑的三大要素。然而，三者的命运如何呢？今天的书法家或准书法家们，在津津乐道欧氏八法“如高峰之坠石，似长空之初月，若千里之阵云，如万岁之枯藤，劲松倒折，落挂石崖，如万钧之弩发，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一波常三过笔”（《古代书论选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48）之余，往往对李世民勤俭建国的表率作用，魏征劝喻执政者廉洁从政的苦心，置若罔闻或一掠而过。正因如此，启功先生感叹道：“今之宝此碑者，一波一磔，辨入毫芒；或损或完，价殊天地者，但以其书耳。”“每见观碑之士，口讲指画者，未尝有一语及于史事，……。”写到此处，不禁为魏征丞相抱不平，太宗皇帝在上，苍天可鉴，同出一碑，欧书何重，魏文何轻？！

　　正是鉴于许多书法家往往重视碑帖书法，而对其中的文辞史迹视而不见，启功先生深感“意犹未尽”，遂又题一绝：“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论书绝句》四一）并注云：“夫骨董家藏金石，争奇斗胜，辨点画之秾纤，较泐痕之粗细，其意不在文，固人所共喻者。”先生的话可谓敦厚平实，不似我等锋芒毕露。书法被称为一门艺术，不知始于何年。在漫长的中国史上，“甲骨不出殷商，金文沿续稍久，小篆与秦偕亡，隶书限于两汉”（《论书绝句》三八），什么原因呢？文字不过是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工具，既然是工具，追求的是简便实用。人们在交流过程中，舍弃不合用的，创造更合用的，正是文字书写的基本规律。当然，即使是工具，也有一个美观好看的问题，如果一位官员的字迹如同屎蝌螂爬行而又喜欢到处题词，自然有碍观瞻。虽然“崇碑巨碣，得名笔而益妍；伟绩丰功，借佳书而获永，”（《论书绝句》四一）然而，从古至今，崇碑巨碣，从无单为写字而制作；伟绩丰功，从无只为书法而彪炳。中国历来强调的是“文以载道”，“书以载文”，而不大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搞出什么“道以载文”或“文以载书”。其实，这个道理，古人已经讲的很明确。刘勰先生说：“故情者，文（文采）之经；辞（辞藻）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文采）岂足征？”（《文心雕龙》·情采）文章尚且如此，用来记述文章的文字又当如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启功先生指出：“夫撰文所以记事，濡丹所以书文，而往往文托书传，珠轻椟重。”（《论书绝句》四一）可叹的是，书法界这种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的风尚，已经相演成习，且其风日炽。

应当说，正因启功先生在文史及书法两方面的深湛造诣，才在碑帖领域多有建树。他通过对神、玄二碑史实的研究，而对柳公权的“心正笔正”提出商榷；他通过对京、卞书法技法的评鉴，也对苏黄米蔡的“北宋四家”提出置疑；他通过对宋、清两朝公文运作的研究，否定了唐明皇书写《鶺鴒颂》的说法；他通过对宋真宗祖讳的考察，得出了《步虚词》系大中祥符后宋人之书的结论。先生高致，后世可风。那些只知渤海之书，不懂巨鹿之文，只会握管临帖，不知其源何自的书法家们，面对先生遗作，宁不愧乎！

2020年3月26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