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剧照）

满清末年，亚洲第一海军——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旋即夺职削权，投闲置散。荣禄受任于败军之际，接掌军机大臣，奉命节制北洋各军，从而成为帝国军队的高层领导人。

荣禄节制的北洋各军，首先包括京畿地区的武卫军，即分别驻扎芦台、蓟州、山海关、小站的武卫前、后、左、右四军，驻扎在南苑的武卫中军，则由荣禄亲自掌控。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军队已经与清初大举入关、马踏中原的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它们是根据近代战争建立、按照近代条令训练、并配备包括大炮、机枪在内的先进武器的近代化军队。

这支部署在京畿周围、总兵力将近10万人的政府军，其实比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好不到哪里去，在不到两万人（共计18800人）的七国联军攻占帝都的战役中，竟如秋风落叶，望风披靡。（《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页145），只有袁世凯指挥的武卫右军因调入山东，侥幸保存下来。

荣禄不是皇族，却是“后党”，但在义和团问题上，他却主剿，站在了慈禧太后的对立面。然而，此人颇有城府，老谋深算，在义和团起始阶段，他自知政见不为太后所接受，随即请假病休，且一再续假，竟达两月有余。在义和团肆虐京城，八国联军威胁京津之时，他不得不复出。但朝廷进行关键的和战决策的四次御前会议上，他避免站在主战派的对立面。在慈禧荒唐地向11国宣战之前，他曾在较小范围婉转陈述己见，未被采纳，直到慈禧听信载漪意见，决定进攻使馆时，他才作为执行者而出现。在这前后，他在暗中与各省督抚信函往来，对此决策却不以为然：“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之见。两国相争，不罪使臣，自古皆然。”（《近代史资料》第5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37）这说明他在时局判断上还是清醒的。然而，此人圆滑自保，并未像袁昶、许景澄一样，为了国家安危，慷慨陈词，直抒己见，只是在与亲友通信中，百般诉苦，自己如何无奈，如何困难，“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嗣在竭力设法转寰，以求万一之计。”（同上书，页37、38）并透露了他下步可能采取的一些对策，“竭力保护各使臣无妨，尚可作将来转寰地步；否则长驱直入，势将灭国矣。”（《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页138-139）就此而言，荣禄的考虑并非全无道理，似乎还有那么一点“曲线救国”的意思。虽然他是满族重臣，虽然他深得慈禧信任，倘在重大问题上与慈禧产生分歧乃至对立，他的地位能否保住也是问题。于是，在攻打使馆的战役中，他只能利用手中权力，阳奉阴违，明攻暗保，才没有导致11国公使全部暴尸京城的国际惨案。

荣禄在对抗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中，只在进攻外国使馆的战斗中发挥了一点作用。攻击使馆的兵力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吴永回忆，慈禧曾下令，“以荣禄总师，立调武卫中军和董福祥所统甘军（即武卫后军），率拳匪多人，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15）参加战斗的至少还有虎神营、神机营以及数万义和团。敌方兵力有多少呢？东交民巷使馆区只有450名外国水兵，此外还有475名平民（含12名外国公使）、2300名中国基督教徒及约50名仆人。（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页396）也就是说，约两万清廷政府军，加上数万义和团，面对不到500人的外国水兵，这样的战斗几乎是群虎捕羊，攻占使馆当然不在话下。

（东交民巷原英国公使馆）

然而，这场战役，从6月20日开始，到8月14日结束，也就是说，从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前一天开始，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结束，历时56天。谁也没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下面是不同史料的不同描述：“兵匪羼集，殆逾数万，区区攻一数百人据守之巷隘，而鏖兵累日，竟不得进其咫尺，真儿戏矣!”（《庚子西狩丛谈》，页15）“兵团合攻月余，……甘军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491）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写道：“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78）

攻击使馆是慈禧太后在向各国宣战后的一个作战步骤。虽然宣战时气壮山河，鉴于各方反映与情势判断，这个老太婆陷入了犹豫徬徨、首鼠两端的境地，反映在外国使馆问题上，一会下令攻击，一会下令保护，一会枪炮交加，一会瓜菜伺候，这让困守愁城、命悬一线的使馆中的外国人都莫名其妙。当时也被围困在使馆区的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写道，“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侯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249）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慈禧太后似乎并非要把使馆中的外国人赶尽杀绝，她真实的企图，似乎是把这些使臣作为向各国列强施加压力的人质而已。由此来看，慈禧太后的决策徬徨也就可以解释。而荣禄作为军方领导人，其现场指挥则更为关键。甘军（武卫后军）首领董福祥攻击使馆十余日没有进展，要求武卫中军的“开花大炮”（指弹头可以爆炸的炮弹）前来援助。这种德制大炮，在当时可是相当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后来德军军官都自叹少见。武卫中军炮兵部队的指挥官张怀芝奉命率部入京。炮兵如何部署呢？荣禄以城垣逼近使馆，居高临下便于俯攻，命令张怀芝在城墙上设置炮位。炮兵瞄准完毕，此时一声令下，顷刻之间，整个使馆就会血肉横飞，瓦砾遍地。

张怀芝突然灵机一动，感到事关重大，要求士兵暂勿开炮，急忙下城请示荣禄：“城垣距使馆仅尺咫地，炮一发，阁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张怀芝多了一个心眼，无论如何，要求荣禄出一纸手令，以便遵令而行，将来出了事，也好有一张护身符。心机狡诈的荣禄就是不表态。张怀芝坚持：“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荣禄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指皇宫中的慈禧太后）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顿悟，即匆匆辞出，到城上对部属交待：“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始可命中。”（《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136）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恰在此时，接到了慈禧太后停止攻击的命令。人们后来批评某种形式主义是“放空炮”，这一典故也许不是由此而来，至少这一事件是极为典型的诠释。正因为荣禄“放空炮”的暗示，不仅使得张怀芝避免直接违抗太后的命令，在后来的谈判中也避免了各国列强的横生枝节。

荣禄在应对义和团以及八国联军侵略问题上，是存在争议的，对使馆的“放空炮”就是其一。有人指责荣禄主张对义和团残酷镇压以及对外国列强的屈膝投降。这些观点，放在今日的时空中似乎不无道理。然而，考察历史问题，应当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框架中去思考、去评价。只听炮声响，不必问杀伤，自然是欺骗慈禧太后的，这也反映了荣禄在中外发生巨大冲突的紧要关头的政治选择。正如张怀芝所顾虑，如果使馆中涉及十几个西方强国的数千名使节、士兵、家眷、平民死于炮火之下，那么，满清政府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太后、皇上一逃了之，最后签订一纸以巨额赔款为核心的《辛丑条约》这样的结果，在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满清政府及至中华民族也许面临更为悲惨的命运。当然，是都是后来者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