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谣言？谣言在我国今天如何定义？手边只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词条是这样说的：“【谣言】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只是，按照现实生活来看，这个定义太“温情”、太“慈善”。现实生活中的谣言，往往是指人们故意捏造的、无中生有的、夸大其辞的虚假的或伪造的言论或信息。至少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谣言是十分古老的语言现象。那么，它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页320)谣言首先是言，而不是文，谣言是比我国三千多年的文字史（以甲骨文为标志）还要古老的语言现象。只不过，上古时期的谣言，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

我国古代的谣言，包括谣和谚两部分，一般合称“谣谚”。刘毓崧为杜文澜的《古谣谚》作序称，“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说的是谣谚的外在特征。“谣谚之兴，由于舆诵。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刍荛葑菲，均可备询。”（《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页1）明确指出了“谣谚”的民间性和草根性。正因如此，谣谚才有了“达下情而宣上德”的社会功能。二者的区别何在呢？“谣训传歌，歌者永言之谓。……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前者“曲折而纡徐”，后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所由判也”。（同上书，页3）虽然“二者皆系韵语”，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正因为谣言系韵语，古时也将之称为“歌谣”。《诗经》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歌”与“谣”又如何区别呢？“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65）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歌向着雅和书面的方向发展成为诗，谣则向着俗和口头的方向演变成为谣。谣是民间的、口头的、不配乐的韵语，大抵与现在的“顺口溜”和“段子”近似。“顺口溜”、四六句，讲究押韵，这曾是一种形式，在后来的演进中，人们不会追求或局限某种形式，而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更加注重其内容。谁能说微信里的“段子”，前苏联的笑话，不也是谣言的表现形式！有人说，“谣言是遥远的预言”，在这本书里也找到了根据，刘毓崧称：“夫谣与遥同部，凡发于近地者，即可行于远方。”（《古谣谚》，页2）

上古时期，没有网络、电视，也没有报纸、广播，“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410）“谣”竟然是辨“祅祥”（可引申为“吉凶”、“善恶”、“利弊”）的依据和因素，这是以前不曾想到的。特别是在两汉时期，谣言被官方作为最直接的民意或最方便的舆论来看待，用现在的话说，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根本不带任何负面的、否定的贬义，当然也不会列入批评与刑罚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把谣言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谣言：最古老的传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以下简称“《谣言》”）林语堂则把民谣和讽刺诗歌称为中国“最早形式的公众批判”。（《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8）这些议论都是符合实际的。

我国没有民主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并不缺乏民本主义的思想资源。在我国的上古时期，民本主义即已形成。当时的统治者相信“天人合一”，敬畏天意，所谓“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页26）统治者开始懂得“民为邦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601），“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页5）通过采集谣言（或者采风、采诗）的方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正义》，页13）这里的“下”，自然是指民间和百姓；而这里的“上”，不仅指上级，甚至包括“今上”（皇上）。于是，谣言作为矫正得失，规劝官员的一种方式，在遥远的古代就出现了。

两汉时期真正重视采诗、采风，收集谣言，以用以考核官员、改进政治，大抵从汉武帝开始。作为“三代”时就已形成的传统，“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之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页1708）因此，汉武帝开始“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有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能观风俗，知薄厚云。”（同上书，页1756）”大概在他们看来，建立乐府，采集歌谣，也是一种传统的回归。汉代思想家王符认为，秦王朝迅速崩溃的原因就在于“不纳卿士之箴规，不受民氓之谣言”，“故国已乱而上不知，祸已做而下不救”，“病自绝于民也。”（《潜夫论笺校正》，页59）由此可见，汉代重视谣言不是虚的，有理论、有机构、有队伍、有职责，目的即在于“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

应当说，东汉时颇有几位皇帝，还是很注意民意得失的。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帝刘秀“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页2457）汉和帝刘肇时，“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郡，观采风谣。”（同上书，页2717）顺帝刘保采纳何敞建议，朝廷“下不讳之诏，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同上书，页1033）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汉灵帝当政之时，“光和五年（182），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担为民蠹害者。”（同上书，页1851）两汉时期重视谣言的民意，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些记载中，对于谣言并没有统一的称呼，举凡“歌谣”、“风谣”、“谣言”、“谣吟”、“谣俗”、“讴谣”等，指的都是“谣言”这一概念。

尤应注意的是，在东汉时期正式建立了“举谣言”制度。这里的“举谣言”之“举”，绝非今人所理解的“检举”或“举报”，而是“举办”、“实行”、“发起”之义。“举谣言”制度的建立，是建立在“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同上书，页1851）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举谣言”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针对的就是对官员的考核与任免问题。尤应指出的是，东汉朝廷之所以通过“举谣言”来察举官员，显然不会认为谣言都是无中生有、夸大其词的虚假与伪造之词。恰恰相反，他们把“举谣言”作为中央考核干部的重要措施，正是认为谣言是人民意志和百姓心声的实际反映。由此可见，“举谣言”这一措施在本质上近似我们前些年曾经实行过的“民意测评”。当然，这其中，决不会产生决定干部命运时的“党委分”和“民意分”的比例问题。

那么，何谓“举谣言”？当时是如何定义的呢？“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这是对“举谣言”这一制度的概念诠释。“举谣言者，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同上书，页2204)则是“举谣言”这一制度的实施程序。桓帝永寿三年（157），刘陶谏阻朝廷铸造大钱时指出：“听庶民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同上书，页1846）灵帝熹平六年（168），蔡邕上书时提到，“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蔡邕的奏折中提到“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同上书，页1996），可见，这一措施具有很强的激励与震撼效应。大概由于采纳谣言，重视民意，贯穿整个东汉时期，后来的修史者，在《后汉书·五行志》中竟然设立了以“谣”为名的专门项目，搜集了那个年代有关治道人心的各类谣言。

东汉“举谣言”以考核地方官员，有时是动真的、玩实的。益州刺史郗俭曾因“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被免职，朝廷改以刘焉领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同上书，页2431)公孙度出身小吏，“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三国志》，中华书局，1975年，页252)当然，“举谣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后汉书》，页2457）意思是说，在当时，政事过于严峻苛细，有时凭借传闻或一面之词，就撤换地方官员。因此，所谓的光武中兴，并不完美。

“举谣言”是刘汉朝廷推出的政策，一些地方官员按照中央精神，也经常深入基层，通过了解谣俗，以掌握民风民情，改善地方治理。如韩延寿任颍川太守，因当地民风强悍，告状成风，韩延寿遂召集当地有威信的乡老士绅，“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根据郡人要求，修订礼仪规范。（《汉书》，页3210）羊续在赴任南阳太守时，只带一名书僮，微服私访，“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后乃进。其令长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状，郡内惊竦，莫不震慑。”（《后汉书》，页1110）羊续也就是东汉时那位著名的“悬鱼太守”。

任何政策在执行中，都有可能走样或偏离。“举谣言”制度，到了汉末，更是这样。曹操任议郎时，汉灵帝曾下达诏书，“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罢免之。”但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曹操上书切谏，意见虽为朝廷所肯定，实践中并未改进，以致日后“政教日乱，豪猾亦炽，多所摧毁”，曹操知道已“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三国志》，页3）

没有考察过汉以后历代朝廷是否实行过与“举谣言”类似的机制与做法，直到唐代，在元稹、白居易的诗文中，才又看到相关的论述与建议。元稹的《骠国乐》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古时陶尧作天子，逊循亲听‘康衢歌’。又遣遒人持木铎，遍采讴谣天下过。万人有意皆洞达，四岳不敢施烦苛。”（《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页285）白居易在准备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时，曾经写过一组《策林》，在“采诗”一节，他叙述了汉武帝时的传统，他认为，“立理本（唐代讳唐高宗李治，称“治理”为“理”），导化源”的基本途径是，“在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他在文中阐述了谣言与治道、民意与为政的相互关系，“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页1370）刘毓崧认为，“故昔之观民风者，既陈诗，亦陈谣谚。”（《古谣谚》，页2）白居易的论述与西汉的采诗，东汉的举谣，可谓一脉相承。然而，时移时易，白居易的时代做的很不理想，正因如此，他在《采诗官》中对此进行了抨击：“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讽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同上书，页90）总之，都是“报喜不报忧”。

已如前述，谣言由于其口头的、民间的特性，不可能从两千多年前流传至今。史籍中记载的的古代谣言，已是经过文人整理修饰过的“加工品”，已不具备原始的、纯朴的原生态。不知始于何时何地，谣言成了“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即使如此，谣言也不等于人为捏造、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在这点上，卡普费雷的观点十分精辟，“构成谣言内容特征的并不在于其是否得到证实，而是‘它的非官方来源’。”（《谣言》，页15）在他的著作中，关于谣言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比如，“有根有据的谣言并不罕见”、“谣言总是比部长们的去职先行一步”，“谣言并不绝对是虚假的”，“谣言之所以令人尴尬，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真实的。”因此，他认为，“事实上，以‘未经证实的’，尤其是‘虚假的’信息为标准来定义谣言，是意识形态上的定义，反映了反对谣言的偏见以及劝人为善的意愿。”（《谣言》，页3、4、7）然而，他有一观点无法苟同，比如，他把是否“非官方来源”作为鉴别谣言的标准，其实《一九八四》中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显然是大洋国官方的方针，更何况还有更现实的“《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