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余年，二十五史，连绵不曾中断，自豪者谓“雄汉盛唐”，激进者曰“脏唐臭汉”。掌灯展卷，历历在目者，无非宫廷内争，沙场外战，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倾轧史、相斫史。“人民创造历史”，“朝廷书写历史”，除了赋敛与徭役，青史似乎真的没有百姓什么事儿。

即使从黄巾起事算起，三国也不到百年。天下三分，鼎足而立，人们评话纵横捭阖，波澜壮阔，人们演义金戈铁马，运筹帷幄，人们看不到，兵荒马乱，千里白骨，饿殍遍野，生民涂炭。三国争雄，面对东吴、西蜀，曹操是当然的主角。他既是征讨者，也是统治者，他对军阀混战感同身受，他对民不聊生历历在目。他经历了“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也目睹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这一点上，曹操的良知与悲悯并未丧失殆尽。正因如此，这首《蒿里行》才有了诗史的味道。

元人张养浩词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史不分年代，黎民百姓的非正常死亡，无非来自天灾人祸，最常见的是战争、天灾和瘟疫。从汉末到魏初，天灾并不显著，然而却兵连祸结，瘟疫蔓延。赤壁之战，瘟疫正在肆虐。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领80万大军“旌麾南指”，“会猎于吴”，“赤壁之战”失败了，主要败于周瑜的火攻，与孔明“借东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还有另外的因素，曹操一方说，“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刘备一方说，“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三国志》，中华书局，1971年，页31、871）阮瑀说：“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462）这显然在为失败辩护，但并非毫无道理。这说明曹操的赤壁败绩，并非仅仅因为人谋不臧，“敌人”还有援军，那就是瘟疫。

东汉末年这场瘟疫持续了多年，对社稷民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是同时代人，亲历目击了这场大疫，他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页20）他以医者的眼光认为，这场瘟疫实为伤寒而起。瘟疫的结局是悲惨的，张氏二百余口的家族，竟然死去三分之二。

梁方仲先生研究汉末三国的人口，考察了大量古代文献，结论是惊人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三国时魏蜀吴三国总人口仅约773万。（《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页28、56）相距不过六七十年，后者不到前者的十三分之一，将近五分之四的人口消失了。梁方仲先生的考察是宏观的，而张仲景家族的遭遇则从微观层面提供了证据。按照上述分析，汉末三国人口的急剧下降是非正常的，主要因素就是战争与瘟疫。

然而，这种涉及千百万普通民众生存、生命状态的重大事件，在古代史籍中极少反映，似乎史家只关心军国大计，宫廷内幕，战场输赢。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这场大瘟疫，《献帝纪》只记下了“是岁大疫”四个字，即使在“五行志·疫”的专项史料中，也只写下两个字——“大疫”。（《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页389、3351）《三国志》中“大疫”二字，更是只关注之于军事行动的影响。

政客与史官不同，他们关心的是社会情绪与政权稳固。曹操作为主政者，面对疫情，并非无所作为。他先后下达《存恤令》和《给贷令》，针对的都是战“疫”行为。虽是政府公文，仍然充满温度，甚至下达了赈济、抚恤标准。建安十四年的《存恤令》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建安二十三年的《给贷令》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三曹集》，岳麓书社，1992年，页17）政客其实是不希望在“负能量”上留下纪录的。对于三国时期这场瘟疫的纪录，其实是由作家和文人完成的。

首先是陈思王曹植的《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三曹集》，页307）曹植在立嗣竞争中败北，曹丕即位后对之一再贬徙。曹植从优游恬适的贵族王子，变成蹉跎坎坷的失意文人。这让他有机会更多思考社会与人生。在曹植笔下，此次瘟疫横恣，情况比建安初期张仲景的境况更惨，无妄之灾降临世间，无数民众惨遭横死，甚至满门阖户，无一孑遗，这是多么凄惨的人间悲剧！不过，曹植认为，受害最深的主要是粗衣陋食，蓬门筚户的贫民，而r肥马轻裘，锦衣玉食的权贵似乎影响不大。

东汉末年，在曹操统治区崛起了一座文学高峰——“建安文学”，这一奇特的文学现象，以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为核心，以“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七子”为星系，以邺城铜雀台为沙龙，形成了“雄浑深沉，慷慨悲凉”为特质的“建安风骨”。“七子”即曹丕所称的“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三曹集》，页178）刘勰的评论更为精审，“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404-405）刘勰骈文雅驯，说的正是“三曹”“七子”（中缺孔融）。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被操所杀，阮瑀早年病死，其余“五子”均死于此次瘟疫之中。王粲为“七子”之一，他不仅是曹氏父子器重的幕僚，也是“七子”中诗赋之冠。同样是建安二十二年，同样是征吴途中，因感染瘟疫而去世，时年41岁。（《三国志》，页599）翌年（218年）春，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三曹集》，页161）曹丕这封信透露了一个重大噩耗，即“建安七子”中在世的四人，即“徐陈应刘”（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均未能躲过这场瘟疫。由于这场大疫，曾经璀璨一时的文艺星空竟然众星陨落，令人唏嘘！应当指出的是，曹丕这封信透露的消息，与曹植关于疫病“远富近贫”的特征并不一致。瘟疫或病毒没有等级、领域、“三观”的区分与内定。在它们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只要被感染，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文坛巨星，同样在劫难逃。

应当指出的是，以曹丕当时的身份，他在对待文友的问题上，并没有任何居高临下之意，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却是真挚醇厚的情谊，对昔日聚游酬唱的亡友深致哀痛，甚至为文友亲自编定文集，并对诸子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客观的评论。然而，吴质这位元城令，却在回信时对四位亡者太过苛求，“陈徐刘应，……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昭明文选》第4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页525）这无非是说，他们四人，虽富翰墨之资，却非经纬之才，不过御用文人而已。吴质的说法很不厚道。

其实，在瘟疫中失去生命的权贵何止这些文人。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中，司马懿之兄司马朗随军征伐东吴，瘟疫在军中流行，司马朗亲临视察，筹措医药，不幸感染，去世时只有47岁。他甚至留下遗言称：刺史“督司万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三国志》，页468）曹冲是曹操的小儿子，“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至今“曹冲称象”的故事家喻户晓。建安十三年，死于疾病，年方13岁，曹操因之“哀甚”。（同上书，页589）

臧否人事，褒贬是非，不是本文之旨。今人应当感谢的是，历史上举凡王权更替、朝代兴亡、皇纲盛衰，往往连篇累牍，而关乎民瘼、人心的事件，却向来不为史官所垂顾。人民无法书写历史。然而，在古代文人的残简断墨中，也许看到百姓生计的片言只语难，虽然这样的发现很偶然，却有可能揭示或一方面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