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并不认同“英雄创造历史”或“奴隶创造历史”这种简单结论，他认为历史是无数人不同意志的相互冲突的结果，如同“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697）

1900年在满清帝都发生的事件，也同样适用这些分析工具，比如，“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落后未必挨打，挨打或因欠揍”等等。

1900年的庚子事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所谓义和团暴乱，后一阶段是八国联军侵华。整个事件的内因，显然是满清一方，至少由三种因素所构成，即义和团、端郡王、西太后；这一事件的外因自然就是八国联军了。按照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阐述，这几种因素都带有恶的属性，他们虽然不是历史动力，不过也可视为“历史动力的表现形式”。（同上书，页237）

义和团闹事，无论缘于华北大旱还是教案冲突，其行为毕竟是以盲目排外、肆意烧杀为特征的，比如烧教堂、拆铁路、毁电杆、杀洋人，当然杀的更多的是“二毛子”（即本系同胞的信教者），从而引发了民间暴乱引发国际争端的极端案例。

义和团成为气候，与端王载漪的怂恿与支持分不开，载漪打着相信“人心”的旗号，进行权力斗争，试图借助义和团的“神力”，挤掉光绪皇帝，让其儿子（“大阿哥”）登基，自己当上太上皇。这其中，载漪的几个同谋，如载澜、刚毅、徐桐等人，都是满汉贵族中的顽固守旧分子。

慈禧太后是晚清实际上的掌权者。在她眼里，悠悠万事，唯权为大。她恼怒外国支持皇帝，她憎恨列强要她归政，一腔邪火，无处发泄，荒唐地向在华的11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战，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集重兵与义和团围攻外国教堂与外国使馆。

八国联军前后出兵三拨，他们声称剿灭拳匪，保护教堂、使馆与侨民，形式上没向满清宣战，却武力占领帝都长达一年有余，致使满清元首弃城逃亡，流离失所，上万外国强盗在京城烧杀奸掠、无恶不作。而满清朝廷向列强宣战，既未确定宣战对象，也未明确作战目标，甚至没有战争准备。10余万政府军与众多的义和团不堪一战，望风披靡。争论到底何事引燃了导火索没有多大意义。列强认为，清军杀害外交人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与德国公使克林德；清廷认为，是联军了攻占大沽炮台。内外几种势力，无论敌我、强弱、攻守与矛盾，都在一个空间之中。正是他们的相互博弈结出了一枚历史恶果——《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虽然没有强迫满清割让领土，但对国家主权与国民权益的侵犯、损害甚至侮辱却是前所未有的。

众所周知，《辛丑条约》对中国伤害最重的就是巨额赔款，清廷要向各国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相当于满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当时满清臣民4.5亿，几乎人均赔款一两。赔款要求39年（从1902年到1940年）还清，年息4厘，到期将近10亿两白银。历史作家蔡东藩指出：“中外议和，订约十二款，不必一一推究利弊，即此四百五十兆之赔款，已足亡中国而有余。……此千兆巨款，尽由中国人负担，以二三权贵之顽固昏谬，酿成莫大巨祸，以致四万万人民，俱凋瘵捐瘠，千载以后，不能不叹息痛恨于若辈也。载漪以下，黜戮有差，其实万死不足蔽辜。”（《清史演义（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页420）不知何故，蔡先生为何却放过了慈禧？

著名外交家、史学家蒋廷黻认为，《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其一自然就是这巨额赔款，其余两项则是：“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与“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中国近代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78）外国在满清设立“使馆区”其实是“国中之国”，且以保卫使馆为名，有权在对方首都留驻军队；外国有权在北京到沿海一线（北京到天津、塘沽、山海关等地）驻扎军队。正是这两条，为30多年后日本军队在中国内地（而不是海防与边境）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还有三条蒋先生没有提到，那就是清廷必须拆除北京到沿海一线的所有炮台，并对清廷实行两年军事禁运，同时，责成满清各级官员镇压一切针对外国的反对势力。这些措施不仅彻底解除了满清政府反抗外国侵略的所有能力，而且从根本上加强了对清廷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从而使清廷成为管束本国百姓的鹰犬。

条约前面三个条款，是谓道歉、立碑、惩凶、停考。强迫清廷王公大臣必须对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进行国家道歉，同时在克林德遇害处立碑纪念，对于义和团破坏的洋人坟地与墓碑，也必须由清廷出资重建。这等于迫使清廷为外国死者披麻戴孝。

所谓惩凶就是要求清廷严厉惩办怂恿义和团行径、对抗八国联军的清廷官员，其中尤以满清皇族和朝廷重臣引人注目。在一项条约中，开名列姓，诸凡国公、亲王、郡王、尚书、御使、侍郎一干国家级、部长级高官，或“赐令自尽”、或“即行正法”、或“斩监候”、或“永远监禁”，即使已经死亡的官员，也要“追夺原官，即行革职”。还有更过分的，凡是发生外国人“遇害受虐”的地方，都要停止国家考试五年，这无疑是对清廷的政治未来实施惩罚。大清帝国的主权与脸面扫地以尽。

至于改订通商、修缮河道、设立外务部，都不过是技术问题。从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开始的外国使臣的觐见之礼（叩拜）也不得不放弃。

以上条款，已经“够严重了”，然而，“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各款”，而是“东三省的问题”。（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页79）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几乎同步，俄国出动了20万大军（10倍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兵力），在70天内，全面吞并了东北三省。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李鸿章死的晚一点，如果其他列强袖手旁观，如果俄国战胜日本，今天的东北三省，将与黑龙江以北的百万国土一样，再也不复为我所有。俄国吞并东北，貌似与《辛丑条约》无关，其实二者紧密相连。在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中，俄军兵力仅少于日本；列强“分赃”清廷赔款，俄国却攫取份额最多，其理由正是俄国出兵东北、军费开支过大。清廷支付赔款4.5亿两，俄国一家就独吞了1.3亿两，占总数的29%。（《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页152）而在其侵略东北期间，还犯下了海兰泡大屠杀与江东64屯大屠杀的滔天罪行。正是俄国侵略东北的罪行，引发了日、俄两个强盗在我国土之上的战火与纷争，从而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留下了隐患。

对满清帝国的臣民来说，《辛丑条约》当然是一个前所未有、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各国列强弹冠相庆，满清臣民仰天长叹。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托夫得意地说：“1900年的对华战争，为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6年，页217）对于满清臣民来说，只有慈禧太后是赢家，她作为罪魁祸首和最大肇事者，不仅保住了脑袋，而且保住了权力。逃亡期间，如同小孩子犯了错误，她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嗫嚅地宣布“罪己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946）侥幸之间不免造出“金句”，决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于是慷慨地下达上谕，要求奕劻、李鸿章就此条约签字。然而，她的“疾愚暴之无知”，指责的是义和团；她的“不侵我主权”，是保住了她个人的权力。

对于朝廷来说——丧权辱国，对于臣民来说——灾难深重，这个条约客观地说并不是八国联军单方面的罪恶，历史的结局是多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当然，不能排除慈禧太后、载漪等人甚至义和团本身的罪责。不然，历史的“创造者”岂不缺位。

恩格斯指出：“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725）就当时而言，八国联军作为一类历史角色的确“凯旋”了，他们的“凯旋车”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的”。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不过10年，即推翻了专制腐朽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当然，历史的脚步不免有些蹒跚，历史的途程确也有些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