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夏天的八国联军侵华，是古老的皇权帝国濒死之际遭遇的最后一次国家危机，也是满清王朝蒙受的最后一次国耻。

19世纪中叶后，满清帝国步入下坡路，厄运接踵而至，从国内来看，有“发匪”叛乱、捻军闹事、回民造反、拳匪横行，但这些都属于内乱，积弱的清廷在应对策略上，虽然力不从心，但基本轻车熟路。除了面对拳匪时的摇摆不定，大都采用镇压、讨伐而平息下去。

李鸿章称，清廷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主要来自外部，是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从而使清廷蒙受了一次甚于一次的国耻，比如1840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清廷割地赔款，英国割占香港），1860年英法俄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割地赔款，俄国并吞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894年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廷割地赔款，日本侵占台湾、澎湖、旅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廷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俄国控制东北全境）。

1900年的庚子事变，有两个此前不曾有过的重要特征，一是不曾有过的朝野一致。尽管这种朝野一致只是暂时的权益之计。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清廷强调“民心可用”，在廊坊和天津战役中一度出现了官军与拳民并肩作战的局面。而后朝廷与列强联合绞杀了义和团运动。二是不曾有过的对外强硬。慈禧太后居然向全世界所有与中国有关联的11个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开战。“八国联军”正是作为清廷的作战对象而形成的。

“八国联军”这个概念，说起来有些复杂。就慈禧太后的宣战对象而言，包括了当时所有驻使中国的11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

“八国联军”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随着庚子事变的进程，其内涵与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八国联军侵华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国公使调兵北京。法国主教樊国梁提出，“义和拳日益逼近京城，……其主要目的是在消灭欧洲人”，因此，要求法国公使派兵保护使馆与教堂。（《清史编年》卷1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71）1900年5月20日，各国驻华公使虽未决定立即派兵，但已照会清廷要求镇压义和拳。5月下旬，义和团陆续破坏了北京、涿州间的铁路与车站，且四处散发“驱逐洋寇，截杀教民”的传单。5月28日，各国公使似乎感到即将到来的危险，由此决定调派卫队保护使馆，并要求清廷提供运输方便。对于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清廷开始是反对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却默认了外国军队进京的行动。此时，调派到各驻京使馆的外国兵力，也可以称为八国联军，其组成情况是这样的：英国79人、俄国79人、法国75人、美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奥匈32人。另有军官19人。所以，此一阶段的八国联军只有451人。（《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页117）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并没有统一的指挥官，除了43人负责保卫西什库教堂外，其余人员都负责保卫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此时，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清史编年》卷12，页178）

第二阶段，西摩联军增援北京。6月中旬，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在朝廷高层的纵容之下，大批义和团进入京、津，并破坏了京津间的铁路。6月10日，各国公使紧急磋商，决定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率领联军从天津出发支援各国使馆。这支以援救各国外交人员为使命的八国联军，包括英军915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意军40人、奥军25人，共计2066人。（《晚清七十年》第4册，页119）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甘军杀害。次日，义和团开始在北京烧毁教堂。13日，慈禧太后命令直隶总督裕禄阻止外国军队进京。此时，进入使馆的外国士兵向义和团开火，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双方对抗日渐升级。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20日，正式作出招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的决定。同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枪杀。一些史书称，此人被杀，对于庚子事变带有转折性质。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21日零时50分，外国海军攻占大沽炮台。清军与义和团开始向外国使馆发起进攻。由于京津铁路被拆毁，加之西摩率领的联军主要由海军组成，不习陆战，在清军聂士成部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之下，联军出师不利，在杨村、廊坊一带受阻，最终退回天津。

第三阶段，七国联军攻占北京。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其语云：“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此时，西摩联军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阻击，与天津港外的联军失去联系。各国指挥官拟议先解西摩联军之围，然后进犯北京，以解救使馆人员。这些指挥官很清楚，他们要占领一个国家的首都，要对付中国首都周边的国防力量，其军力捉襟见肘。此时的英国，正在南非与荷兰进行布尔战争，鞭长莫及。此时的俄国，蓄谋侵略我东北全境，对在北京的行动敷衍应付。此时的美国，刚刚结束美西战争，菲律宾刚刚到手，关系尚未理顺。因此，他们都没有更多兵力调往远东。作为中国的近邻，最有能力出兵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吐出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日本与其他三国互不信任，在出兵问题上犹豫不决。此时的德军统帅瓦德西，率领7000德军，尚在欧洲到远东的航线上，直到联军占领北京一个多月后的9月25日，才抵达大沽口。

7月14日，各国军队在占领天津之后，把七国在华兵力七拼八凑，准备大举向北京进犯。历史学家唐德刚把他们称为“七国杂牌军”（《晚清七十年》第4册，页113），不是没有根据的。七国联军组成如下，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军50人、意军53人，共计18800人。（《晚清七十年》第4册，页145）。此时的七国联军并没有总指挥，8月4日，他们沿运河两岸、分左右两翼向北京进犯，面对这样一支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并不强的杂牌军，沿途清军与义和团并未利用地利之便，以逸待劳，予以迎头痛击，反而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只有少数部队作过一些不像样的抵抗。8月15日，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瓦德西成为八国联军统帅，并将慈禧太后的仪鸾殿作为指挥部，耀武扬威，已是列强占领北京两个月以后的事情。

八国联军侵华，第一阶段，只是几百名外国士兵进入北京使馆，执行保卫使馆的使命。第二阶段，西摩联军是一次未能达成战役目的、半途而废的进犯行动。第三阶段，才是众所周知的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军事行动。如上所述，这一行动，从开始集结到攻占北京，其军队组成其实是“七国联军”。在一些历史书籍中，关于联军人数的记载也不尽相同。至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行动结束之后，各国陆续到来的援军并未计算在内。

所谓八国联军是“杂牌军”，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据当时在北京的美国人马士回忆，前面引述的联军组成人数，“是由各国司令官报告的数字，总计18800人。但是‘这些数字太大了；可用之兵大概不超过16000人。’美军出发时确实有2500人。在英军中，只有炮兵和四营步兵是英籍兵，其余是印度兵。在法军中，大部分是安南兵。意、奥军的参加是为了代表他们的国家。德軍的缺席，甚至连一个与意、奥军类似的‘象征性’的军队都没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页286）

八国联军主要由欧美军队组成，他们在华兵力有限。由于与中国远隔重洋，短时间内他们很难调动大批军队到达中国。英军在侵华行动中，抽调了相当数量的亚太殖民地的军队，主要部分是印度籍士兵（有锡克、孟加拉、旁遮普兵等——笔记注），还有在澳洲临时组建的海军陆战队，英军中甚至还有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部队，那是从英国租借地威海招募的“华勇团”，用现在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一支伪军部队——英国的皇协军（《京津蒙难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页页129）。法军许多士兵来自法国所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安南（今越南）。美军则来自刚刚结束的美西战争的战利品——菲律宾的占领军。作为欧洲列强新秀的德国，为了谋取在华利益（侵占胶州湾），从其本国派遣大批军队（7000人）来华，这是真正由欧洲白人组成的一支强大的外国军队，不过他们当时还在途中，未能参加攻占北京的行动。真正构成此次侵华战争主力的，其实是中国的两个近邻——俄国与日本。俄国由满洲（主要从旅顺、营口调兵）南下，派了几千人到达京津地区，但是他们的（主要兵力用来侵占我国东北）人数显然有限。只有日本能够派出成千上万的军队。（《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页282）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军队中，除了欧美列强与日本之外，在兵员组成上，还有印度、澳洲、越南、中国等地的士兵。不过，他们并非独立的国家力量，是作为殖民地的雇佣力量出现的。

经过七拼八凑，八国联军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统一指挥的也亟待解决。一支军队来自如此众多的国家，彼此利益不同，各怀鬼胎，勾心斗角，很难协调。关于如何确定联军统帅，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哪个国家指挥官的军衔最高，就应出任联军统帅。一种认为，哪个国家出兵最多，才能出任指挥官。众说纷纭，德国以新晋列强的强势（1871年，德意志各邦国才完成国家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为借口，经过与各国协调，德国远征军指挥官瓦德西最终成为联军统帅。不过，瓦德西就任时，攻占北京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在将近2万名外国侵略军进攻京畿之际，清廷在华北地区的兵力如何呢？有一则史料提供了详尽的数据：

清廷在华北的军力还是可观的：武卫军共有10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16营10000人马，董福样后军11000人马，共25营驻扎北京。……宋庆左军12000人在山海关一带防范俄军，袁世凯右军7000多人在山东，共7营。直隶地区主要是聂士成前军，20营，16000人，指挥部设在芦台。京师有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1万人。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53）

这则史料，人名与编制相当繁琐，只须记住清军总兵力至少“10万余人”就够了。另外一则资料比较简明：

“至庚子国变前，整个华北地区的能战之军，主要是武卫军、神机营、虎神营和各省的防军、练勇，人数超过12万人。”（《清军与八国联军之役》，唐宏胜，华中师范学院）

除此之外，当时麇集在京津地区的义和团，是否“刀枪不入”且不论，就人力资源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就是说，在京津、直隶地区，朝廷官军与义和团民，与入侵者的比例，至少为10：1。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在庚子事变中，出现了虽然是暂时性的、但也属于前所未有的“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政治局面，然而，在20000名侵略者面前，却没有呈现“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战争结局。

无数史料证明，甲午战争之后的清军，通过采购与制造，许多军队的装备水平已经实现了近代化，甚至其武器水平比有些外国军队还高，比如列强攻占天津附近一家清军的军火库之后，意大利海军中将西蒙写信给英国公使称，我们发现了“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的型号，比联军中的奥匈部队列装的卡宾枪更为先进，似为刚出厂的新品；而克虏伯大炮比德军现役的所有大炮口径更大、瞄准更精、射程更远、更为新式。”西蒙以戏谑、调侃的口吻写道：“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清军这么多先进武器，等于给联军16000名军人配备全副武装还有富余，只可惜我们的士兵一人只有两只手。”

这段资料未查到出处，另外一条资料证实了这一史实。6月21日（应为23日），西摩联军在天津郊外的西沽，占领了清朝的皇家武库，“联军在军火库的仓库中发现了大量的大米和供给品，新补充的最新式的、最完美的精良武器和弹药，……”（《京津蒙难记》，页107）他们还“发现了大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以及圆盘卡宾枪，还有大量的德制和美制弹药以及中国弹药。”（同上书，页106）侵略者称，“大量的炮、火药以及新型战备物资都存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弹药。”（同上书，页104）不过，他们最后决定“尽快摧毁储存的武库，估计其价值约为300万磅。”（同上书，页104）由此可见，近代史上的中国，一再沦于挨打的地步，从根本上来说，经济落后、军力落后，并非根本原因，一个政治封闭、权力专制、官员腐败、丧失民心的皇权专制帝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浪潮中，只能遭遇土崩瓦解、惨遭淘汰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