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于戊戌变法时的1898年4月。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指导思想与政治原则，不仅当时就受到顽固守旧的慈禧太后的青睐，而且也是百年后一些国人拒绝世界先进文化的历史传承。

在张之洞笔下，“西法”也称“西学”，而“西学”是分为“西政”与“西艺”的，“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9740）用今天的话说，张之洞的“西政”大体属于管理方式，“西艺”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其实，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并不反对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的。

张之洞虽然也曾认为：“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同上书，页9745）然而，有一条红线是不能逾越的，那就是西方的文明与制度，如议院、宪政……是决不能与闻与学习的。他的宗旨很明确，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再落后、再腐朽，也要为体、为本、为主；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再先进、再文明，也只能为用、为末、为辅。虽然他明知“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同上书，页9705），也知道“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同上书，页9740）这些只是方法论，只是学习的先后顺序，目的不过“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同上书，页9725），在他内心深处，并非真的让中国就此步入世界文明大道，正如其幕僚辜鸿铭所言，张之洞作《劝学篇》，“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张文襄幕府纪闻》，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18）由此可见，张之洞并非什么维新派或开放派，他与守旧派与锁国派的区别，只在于引进西方技术层面至多包括管理层面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从而“保大清”、“保名教”而已。这与西方撞开清廷大门之初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洋务派的基本特征。

几年之后，愚昧颟顸的慈禧太后竟然利用“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联匪为兵、朝野一体，攻击使馆、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破坏电杆，甚至直接向各国列强宣战。（《清史编年》，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95）然而，当人数不多的八国联军打来时，不仅帝都北京被攻陷，东北全境也被俄国侵占，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惶惶若丧家之犬，一路颠沛流离，餐风宿露，逃到西安。逃亡途中，慈禧太后为保住最后的权力与脸面，一方面屈辱地接受了列强的城下之盟，指使李鸿章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屈辱宣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上书，页241）；另一方面，她又以其傀儡——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了实施新政的谕旨（同上书，页239），似乎向世界宣布，中国的维新变法开始了！

这份于1900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上谕，阐述了学习西法的必要性，不仅提出了“浑融中外之迹”，“参酌中西政要”（同上书，页239）的要求，而且批评了以往学习西法的弊端。上谕指出，“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同上）应当指出的是，谕旨的要求较之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主张，似乎体现了某种进步，这似乎让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感到了某种新意。然而，很快，政治敏感的张之洞就觉察出一些异样。

一个月后，各省督抚接到朝廷谕旨，要求他们上报关于“新政”的建言时，“万勿多言西法”。即使观念传统的张之洞也对此“殊堪骇异”。正月初九，他致电军机大臣鹿传霖：“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张之洞全集》第10册，页8506）其实，张之洞的“骇异”是不必要的，且不说他自己的“西用”尚且以“中体”为前提，作为清廷高层，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更革其“祖宗之法”。正因如此，上谕强调的“西法”主要是对外的姿态，而非对内的行动。张之洞是受慈禧太后器重的清末汉臣，在采用西法问题上，他们之间更像矬子互相比高矮。

然而，张之洞并未体会朝廷的良苦用心，又过了不到一个月，他于二月初五再次致电鹿传霖，已经带有明显的批评意味。他指出：“去腊变法谕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二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同上书，页8526）军机大臣是清廷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重要官员，张之洞对于“鹿尚书”的指责，也是对于朝廷和慈禧太后的批评，而且从其语气来看，张之洞似乎是一个不识时务，妄议朝廷的“西化派”或“开放派”，作为封疆大吏，他的立场较之血染菜市口的戊戌人士走得更远。

他在电文中如此申说：“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同上）“……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盖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反复排比，递进强调，只有“变中国旧法从西法”，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关系、国际地位，才是有利的。更为关键的是这两句：“孔孟之教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同上书，页8526-8527）即使采用了某些西法，祖宗家法变不了，祖宗牌位倒不了，大可放心！

张之洞作为清末的朝廷柱石，不是“坐而言”的学者，而是“起而行”的官员。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署的“江楚三折”，构成了清末变法的中心内容。张之洞在当年六月五日的奏折中指出：“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经，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张之洞全集》第2册，页1429）他把西法喻为“经验之方剂”，“熟游之图经”，具有普遍与现成的适用性，他所强调的是“国际惯例”，“国情特殊”却略而不提。

然而，从其采纳西法的奏折来看，无非以下内容，一曰广派游历，二曰练外国操，三曰广军实，四曰修农政，五曰劝工艺，六曰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七曰用银元，八曰行印花税，九曰推行邮政，十曰官收洋药，十ー曰多译东西各国书，大要皆以变而不失其正为主。（同上书，页1429-1430）从根本上讲，这些内容也正是新政“上谕”中所指斥的那些“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较之清末立宪，“变而不失其正”的东西显然符合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然而，这些原则根本无法挽救清廷大厦于既倒。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延续了200多年的满清王朝轰然倒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亡故于清廷覆灭的前夜（1908年）；张之洞则于1909年一命呜乎。也许是时间的巧合，他们几乎与大清王朝同时入殓，他们因此也是满清王朝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