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

一

“先臣”是岳珂在给皇帝的奏报中对岳飞的称呼，在口语里就是“我爷爷”。岳飞不用介绍，他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和民族英雄，家喻户晓。岳珂是岳飞的嫡孙，是岳飞之子岳霖的三儿子。

（岳飞之孙——岳珂）

二

岳珂一生的行迹，完全笼罩在“他爷爷”的光环之下。岳珂在历史上有两个身份，一是官吏，一是文人。

作为官吏，随着岳飞的平反，不仅其幸存的三个儿子补录了官职，岳飞的第三代也沾其余荫。比如，岳珂的父亲岳霖，恢复了右承侍郎的职务。岳珂作为岳飞的第三代，血管里充满了“红色基因”，他的仕宦经历也与“他爷爷”的光环脱不了关系。岳珂一生从事的工作大多与财政、钱粮有关，历任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知嘉兴府，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权户部尚书、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使兼守当涂等。他没有“他爷爷”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经历，担任地方官也很短暂。

作为文人，岳珂一生的成就，几乎完全与研究“他爷爷”“蒙冤经历”、“光辉历史”与“战略思想”有关，由其整理的岳飞传记《鄂王行实编年》，由其汇编的岳飞诗文《家集》不用说了，而《吁天辩诬》、《天定录》，顾名思义，则是直接为“他爷爷”辩诬鸣冤、澄清昭雪的申诉材料；至于《丝纶传信录》、《百氏昭忠录》，只是岳珂借朝廷或他人之手对“他爷爷”生前行迹的褒奖与赞扬。上述作品后来都编入了《金佗稡编》（及续编）一书。另外一部重要著作《桯史》则是岳珂记录宋代朝野见闻的历史笔记。当然，他另外还有一些作品，但在地位与影响上，与上述作品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

搜集、整理岳飞蒙冤的历史材料，是岳飞之子岳霖未竟的事业。这一事业是由岳霖之子岳珂完成的。宋嘉泰四年（1204），岳珂正式将这批材料奏报宋宁宗。后经补充修改，岳珂将之刻板印书，即为《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虽然宋孝宗即位之初（1162）已为岳飞平反，但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秦桧当权之际，南宋初年的国史馆，主要由秦桧及其养子秦熺所把持，存在着歪曲篡改与不实之词；随着岁月推移，岳飞当年的同僚、部属乃至政敌相继作古，当事人的证言也不可得；加之此案的“诏狱”性质，无人敢于过问，与本案有关的史料也疏于管理以致亡佚。在这种情况下，岳珂作为岳飞的后人，其所形成的文字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对于后人认识“他爷爷”以及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是很有意义的。岳珂向朝廷正式奏报岳飞冤案史料当年即嘉泰四年（1204），宋宁宗正式追封岳飞为鄂王，此时距岳飞遇难已过去了63年。宝庆元年（1225），宋理宗正式下诏对岳飞由“武穆”改谥“忠武”，此时距岳飞遇害已过去了84年。岳珂整理的这些史料，成为南宋朝廷就岳飞平反作出两大决定的重要依据。至此，岳珂最终完成了他父亲岳霖的最后遗愿，八年后（1243）岳珂去世。从这一点而言，“他爷爷”对这个孙子是应当感到欣慰的，岳珂似乎也的确应该算作“他爷爷”的孝子贤孙了。

四

岳珂在梳理与编纂“他爷爷”的史料时，并未脱却常人的窠臼，囿于亲情与历史的局限，字里行间常常掺杂一些隐恶扬善或锦上添花的东西。比如，岳珂有意隐讳了岳飞少年时代曾在官宦之家做过庄客（类似于佃农或长工）的往事，本来贫寒出身的岳飞，却被塑造成出身诗书翰墨之家、“尤喜《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的富家子弟。（《岳飞传》，邓广铭著，三联书店，2007年，页467）再如，岳珂对岳飞前妻在金兵入侵，岳飞南下之际，抛弃婆婆与两个儿子（岳云、岳雷）改嫁他人的事实讳莫如深，将之视为家丑而只字不提，以致后人在修《宋史》时，出现了岳云为岳飞养子的史实错误（《邓广铭全集》第8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460）。另如，岳珂极力为“他爷爷”越俎代庖向宋高宗提出立太子（“建储”）的建议，而受到赵构斥责的史实进行辩诬，反而指责他人的如实记述“荒谬不根，颠倒错乱”。许多论者认为，此事正是岳飞与皇帝之间产生嫌隙的嚆矢，而岳珂的行为恰恰体现了治史者“为亲者讳”的致命弊端。（《岳飞传》，页468-469）又如，绍兴十年，岳飞在河南的作战行动，不过是攻克许昌，威逼开封（东京）而已，而岳珂却在书中凭空杜纂出一段“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遣骁将以北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朮奔还京师。”为了帮“他爷爷”锦上添花，竟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场“朱仙镇大捷”。（同上书，页470-471）与此同时，宋高宗以“十二金牌”下令岳飞班师的史实，也是岳珂凭空杜纂的。据邓广铭先生推算，即使只从时间与空间上来考虑，从南宋“行在”（杭州）到抗金前线（河南郾城），一天十二道金牌也是根本不现实的。（《邓广铭全集》第8卷，页240）

五

有人称，岳珂“少善属文，雄健成一家语。”岳珂发挥自己的文学长才，在整理编辑“他爷爷”的史料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正如上述，他的史著是有瑕疵的，甚至为后世遗留了许多困惑。岳珂的《行实编年》呈送朝廷之后，南宋史官章颖未参核其他史料，只对岳珂原文稍加简括，将其改写为一篇《岳飞传》，与刘锜等人的传记合并为《南渡四将传》，以之上呈朝廷，列入史馆。宋亡之时，这些史料被蒙元席卷而去。蒙元宰相脱脱帖木尔牵头修纂《宋史》的“岳飞列传”时，竟然全文照抄了章颖的《岳飞传》，甚至字句都极少改动。以致作为官史的《宋史》竟然是孙子为爷爷立传。其中的隐恶扬善、虚誉浮夸，也被当作信史流传至今。

岳珂为“他爷爷”撰写的“行实”，成为《宋史》“岳飞传”的主体和基础，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显然还存在一些历史观方面的根本缺陷，那就是岳珂有意回避或隐晦了岳飞与宋高宗（赵构）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回避与隐晦了宋高宗在制造岳飞冤狱方面的主导作用。而这些问题对于分析岳飞冤案的个人原因与制度原因显然关系重大。岳珂和“他爷爷”同为宋臣，岳珂时的“今上”，依然是赵家的皇帝，仍然掌握着岳氏家族的生杀大权。岳珂这么做，在当时，的确有着诸多的不得已，作为今人是不能苛求的。然而，后世的读史者，如果不明就里，读到这里难免陷入误区。

六

有一则不明出处的史料称，“珂曾守嘉兴，有惠政。”（《宋岳武穆公飞年谱》附编“岳武穆遗迹考”，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69年，页177）假如岳珂真“有惠政”，倒是符合人们期待的，毕竟他有一个令人敬仰的爷爷。那么，岳珂到底有哪些“惠政”呢？

在官修的《宋史》中，并没有“岳珂列传”。岳珂曾官居三品，已是帝国的高级干部，《宋史》中不仅没有他的传记，对他的记载也只有寥寥两行字。偶翻清乾隆时的史学家全祖望的文集，有一篇《跋岳珂传》，颇感意外。文集卷二十八均为史传的“题跋”，书中谈及宋人，其标题或为“书宋史××传后”或为“跋宋史××列传”，唯独这“跋岳珂传”，只有跋文，没有传体。即使如此，也从中获悉了另外的信息。跋文从张端义的一则奏折引入，指斥宋末权奸史弥远“城狐社鼠，布满中外”，“在台谏”者有之，“在京畿”者有之，“在西蜀”者有之，“在殿岩”者有之，“在许浦”者有之，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几句：“岳珂、杨绍云、郑定、蔡廙之在四总，借天子之法令，吮庶民之膏血，外事苞苴，内实囊橐。”（《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306）意思是说，岳珂等人是史弥远安插在“四总”系统的“城狐社鼠”，其行径主要是“借天子之法令，吮庶民之膏血”，性质不可谓不严重。对此记述，全祖望似乎也对“倦翁（岳珂）而亦预此列也”（同属一伙）感到遗憾。

七

全祖望也注意到，“宋史之于鄂王（岳飞）附传甚略”，于是他从《宋史》中摘抄了三则有关岳珂的史料，这些史料大约就是构成“岳珂传”的砖石。一条来自《杜杲传》，记载的是岳珂处理与下属关系的实例。嘉定十二年（1219），杜杲在援救并坚守滁州战役中，击退了金兵围困，以战功升任江山丞，后转隶淮东总领岳珂，成为岳珂的下属。由于二人意见不合，杜杲愤然辞职。岳珂声称要弹劾他，杜杲不受要挟，掷下一句铿然有声的名言：“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杲。”岳珂“竟以负芦钱劾（以亏空芦钱为由弹劾杜杲），朝廷察芦无亏，三劾皆寝”。（《宋史》第35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2381）岳珂对杜杲的诬告与弹劾竟达三次之多，朝廷查明了真相，岳珂的诬告文书被全部搁置。另一条来自《袁甫传》，记载的是岳珂处理官民关系的实例。袁甫对岳飞是崇敬的，对岳珂搜集史料为“他爷爷”辩诬是赞赏的。他曾题下三首《岳忠武祠》，其一有“当年老桧肆欺谩，忠武哀哉抱寸丹。”其三有“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钦定四库全书·集部·蒙斋集》卷二十）然而，他对岳珂的失政仍然表达了不满。袁甫弹劾岳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珂竟从外补”。（《宋史》第35册，页12241）他在朝廷弹劾岳珂总理军饷20年，急功近利，搜刮过度，鱼肉百姓，岳珂终于被补授外任。第三条来自《徐鹿卿传》，记载的是岳珂征收财税的思路与手段。徐鹿卿奏报朝廷：“岳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屈于初。……珂辟置贪刻吏，开告讦以罔民，没其财。”（《宋史》第36册，页12650）岳珂为了南宋政权的苟活，对百姓横征暴敛，甚至鼓励告密，掠夺民产。徐鹿卿在其著作《清正存稿》（《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卷一保存了这篇《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文中称：“通议大夫兼知太平州岳珂，生自名门（指其身为岳飞之孙），负其才具，以滂沛之笔力而商市道，以豪侠之习气而诡事功。……立视斯民之死，不通厚下之情。……以逢迎为称意，以乾没为生财。……广开告讦，专事网罗，薄有储藏，尽行封闭。不独匹夫有怀璧之罪，遂使百姓窘炊玉之艰。”正因如此，淳祐元年（1241）十二月，恰好在“他爷爷”遇害100周年之际，岳珂遭到朝廷罢免，直至去世再未担任实职。如此看来，岳飞虽是一个名标青史的爷爷，岳珂却未必是一个光耀门楣的孙子。全祖望对此感叹道，“然而珂直掊克（搜刮、聚敛）忮深（嫉妒、狠毒）之小人，得无有愧于乃祖（岳飞）乎？”（《全祖望集》，页1306）

八

了解一下弹劾岳珂的这三个人也不无意义。袁甫曾经代理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靡切权贵，抗论不阿”，是有名的直臣。杜杲曾知建康府，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是抵御女真、蒙古进犯的爱国将领。徐鹿卿曾知宁国府，任吏部侍郎，“居官廉约清峻，毫发不妄取，一庐仅庇风雨”，是有名的清官。此三人均为宋末政界、军界的名臣，与曾任淮东总领制置使，代理户部尚书（正三品）的岳珂同代为官。不同的是，这三人全部进入《宋史》“列传”，而岳珂却在“编外”。应当指出的是宋末时的国史馆，早已不在秦桧父子的把持之下，以上三人也没有孙子为爷爷立传的嫌疑，那么，《岳珂传》付之阙如原因何在呢？全祖望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岳珂“本传所以寥寥，殆亦有所讳而然。”（《全祖望集》，页1307）讳什么呢？讳岳飞这个伟大人物竟有个如此不争气的孙子？

九

岳珂是否如同史传所称的巧取豪夺，侵渔百姓，如果找不出证伪的证据，恐怕也不易否定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况且岳珂的官场生涯至少两度遭到弹劾或罢免，况且对岳珂提出指责与弹劾的非止一人。这样的记载当然与“他爷爷”遭到陷害的“莫须有”不能相提并论。历代不乏为岳珂辩护的各类人士，这些人往往因为景仰岳飞而“爱飞及珂”，人们当然不希望岳飞的子孙竟然是这样一个人。不过，他们为之辩护的论据往往比较单薄。有人以岳珂曾有一首题为《拙妇吟》（《全宋诗》第55-5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35331）的长诗为证，其中充满了岳珂对民众的同情及对官府的谴责，几乎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提并论。诗中有这样一段：

君不见昨朝县吏踏门闑，杼柚已空盆盎竭。

鸡豚指栅索饮壺，掀釜叫嘑嗤妇拙。

起来迎门陪笑面，不以娇羞怕人见。

今年岁事苦不登，且为当家聊一展。

吏嚚不肯怒且诃，大儿门东窥饭箩。

藁砧走藏姑诮骂，造饼无面知如何。

蹙金芙蓉戏双鸳，绣床一倚曾万钱。

低头长叹祗自怜，昔者何巧今不然。

吏嘑已倦里正醉，抆泪背人还涤器。

明朝欲酒姑勿哗，正恐突隳惊阿家。”

十

然而，仅凭某官员的一首诗作，并不能对该官员得出全称肯定判断。揆诸政治史，漂亮的文宣，动听的口号，诱人的许愿，绚丽的蓝图，往往是海市蜃楼，是政客欺骗民众的把戏，何况只是个人的文学创作。谁能相信“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作者李绅后来竟是一名酷吏；谁能相信“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作者汪精卫最后竟然是一个卖国贼。即使同在《宋史》，同在南宋，曾祖秦桧（《宋史》卷473“奸臣列传”232）是遗臭万年的奸臣，而他的曾孙秦炬竟是抗击金兵、慨然赴死（《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清]刘声木著，中华书局，1998年，页206）的爱国将领而列入“忠义传”（《宋史》卷449列传第208）。岳飞光环笼罩之下，并不能保证岳氏家族就肯定不会产生“不肖子孙”。在这样的情况下，岳珂作为岳飞的子孙犯过错误或有辱令名都是不奇怪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红色遗传”靠不住，“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同样也不符合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