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手记之6

我国古代皇帝外出巡视，也叫巡游、巡狩，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视察、调研。一般说来，热衷外出巡游的皇帝，都是雄才大略或好大喜功的主儿。隋代之前，这方面的典型，不过秦始皇、汉武帝二人。隋炀帝作为后来者，“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在其当政期间，曾七次出巡，其中三次北巡，一次西巡，三次南巡。登基之初，大业元年(605)八月，隋炀帝一巡江都（今江苏扬州）。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首度北巡，到达榆林、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大业四年(608)三月，炀帝再度北巡，到达五原、恒山（今内蒙古、山西）。大业五年（609）三月，炀帝车驾西巡，远至祁连山、河西走廊。大业七年(611)二月，炀帝二巡江都，又从江都乘船经运河抵涿州（今北京）。大业十一年(615)，炀帝三度北巡，在雁门(今山西代县) 遭遇突厥大军围困。大业十二年(616)七月，三巡江都，炀帝再也未能返回东都洛阳。两年后(618)被叛军绞死在江都。就其巡游的距离、巡游的时间、巡游的规模而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先看出巡的距离。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中，自秦始皇以降几百个帝王，隋炀帝是唯一出巡过青海、甘肃、祁连山、河西走廊、西宁、张掖的皇帝（清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不属巡游）。次看出巡的时间。隋炀帝在位14年，他在首都大兴办公不超过两年，在东都洛阳不超过四年。他绝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巡游地域就是在巡游途中。再看出巡的规模。隋炀帝每次外出巡游，都是山摇地动，动辄出动十几万、几十万人马。北巡途中，随行大臣直接把“汉武出关，旌旗千里”（《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5631）作为仪仗队的参照系，从中也可看出隋炀帝羡慕、攀比秦皇、汉武的心迹。

皇帝外出巡游，当然要讲政治，秦始皇一匡天下，不久即开始巡视天下，目的在于“示疆域，服海内”；汉武帝不是开国皇帝，但不肯蹈常袭故，他的巡游带有“宣德扬威，安定天下”的昭然意图。不过，这两位皇帝的出游，都带有求长生之术，寻不死之药的私人目的。从根本上说，秦皇、汉武的出巡，主要基于内政问题，基本与外事无关。隋炀帝的出巡则不同，这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79）的隋二代，其气魄不知比秦二世胡亥大了多少倍。他前两次下江都，与秦皇的出巡使命大体一致，他此后的两次北巡、一次西狩，都与外交事务有点关系，其内心深处隐藏着俯瞰东亚，掌控天下的老大情结。有一点他与秦皇、汉武不同，他从来没有干过寻找不死药与长生术这类虚妄的事情。

隋炀帝的频繁出游，当然不是心血来潮，是有理论基础的，或者说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龙椅尚未坐热，就昭告天下，为“审刑政之得失”，他要“听采舆颂”，以“谋及庶民”，并宣布“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资治通鉴》，页5618）从而揭开了首次出巡的序幕。大业五年初，隋炀帝开始了他执政以来最遥远的西巡。行前他问朝臣：“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资治通鉴》，5644）一问一答，他的答案是，巡视其权杖所及地域，不仅是其身为帝王的使命，也是吸取南陈亡国教训，密切联系民众，实现长治久安的战略措施。然而，事物一旦超过必要的限度，就会适得其反。

在炀帝的执政生涯中，征伐高丽是其政治上的分水岭。战前的隋炀帝，雄才大略，意气风发，无论内政外交，可谓雄视千古。总体而言，隋炀帝的巡游，无论其南巡、西巡还是北巡，都是张扬的、高调的、奢华的。在其首次北巡时，宇文恺监制的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其庞大、其神奇、其奢华，“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同上书，页5633）在二次北巡期间，又推出了观风行殿的2.0版，曰“六合板城”，“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触而发。其外又以矰周围，施铃柱、槌磐以知所警。”（同上书，页5638）这样的移动宫殿，可供宿营，可以御敌，能自行射箭，还能自动报警，这几乎是古代的“总统一号”。两次北巡途中，隋炀帝居高临下，接见了东突厥启民可汗及其周边十几个国家的使者，可谓志得意满，趾高气扬。隋炀帝不禁赋诗自赞：“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同上书，页5634）的确，当年汉武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也从来没有如此风光过。此时的隋炀帝是清醒的，尽管以东突厥为首的邻国甘愿臣服，他并未放松北部边疆的国防建设。出巡期间，他陆续作出了修长城、辟驰道、凿太行的战略部署。当然，隋炀帝也暴露了大国主义倾向，一面率领50万大军深入对方国土耀武扬威，一面又要求包括其国家元首在内的高级官员为其铲草修路，未免有些过分。

隋炀帝频繁出游，屡为后世史家所诟病，“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隋书》，页95）隋炀帝的千载骂名，主要体现在他的三度南巡江都，主要表现是其不惜民力、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其登基之后的首次巡游江都，且不说杨广作为皇帝乘坐的极其奢华的龙舟，就是皇后、皇族乘坐的翔螭、浮景也是“高大上”。除开档次就是规模了，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的船队多达“数千艘”，另有沿途负责警卫的勤务船只“数千艘”，“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资治通鉴》，页5621）

代隋而起的唐代有许多诗作，揭露与抨击了隋炀帝的荒淫与奢华。晚唐诗人吴融的《隋堤》（《全唐诗》卷687），批评的就是隋炀帝奢侈浮华的南巡：

搔首隋堤落日斜，已无余柳可藏鸦。

岸傍昔道牵龙舰，河底今来走犊车。

曾笑陈家歌玉树，却随后主看琼花。

四方正是无虞日，谁信黎阳有古家。

时为晋王的杨广灭亡了南陈，统一了全国，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不如说是因为南陈后主的荒淫奢侈。却不想作为胜利者的隋炀帝竟然步了陈后主的后尘，导致了同样的历史悲剧。正是隋炀帝本人为唐代杜牧《阿房宫赋》的名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作了注脚。吟咏这样的诗不免产生历史的苍凉。

另一位唐人鲍溶的《隋帝陵下》（《全唐诗》卷486），批评的也是隋炀帝的江都南巡：

白露沾衣隋主宫，云亭月馆楚淮东。

盘龙楼舰浮冤水，雕锦帆幢使乱风。

长夜应怜桀何罪，告成合笑禹无功。

伤心近似骊山路，陵树无根秋草中。

这首诗当然也谴责了隋炀帝的荒淫无道，不过，其中确也有些辩证思维。就开凿大运河而言，隋炀帝似乎是禹与桀、功与罪的荒诞结合。然而，从历史地位上看，在隋炀帝身上又可看到秦始皇的影子。隋炀帝三下江都，并非后人指责的单单为了兜风与享乐，特别是前两次，隋炀帝其实有着炫耀权威，巩固统一，稳定民心的政治目的。这对于收复不久的南陈贵族和文人，客观上产生了凝聚和吸引作用。

正如前面所说，隋炀帝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是明确的、一贯的，巡游北部、西部的边远、蛮荒之地，同样体现了这种做派。也许是因为其行程体现了更多的使命感或战略性，后世的批评者们往往对此回避或忽略，或者并不特别提及和强调，于是，一些史家往往将其三巡江都作为主要罪行予以强调或抨击。其实，在西行、北巡路上，隋炀帝体现了同样的行事风格，皇后嫔妃，随行人员，兴师动众，惊州动府，游山玩水、骚扰一路。按照事先的安排，隋炀帝在河西走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外事活动，“帝至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焉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资治通鉴》，页5644）这显然是一场旨在宣扬国威、慑服外邦的外交活动。只不过，隋炀帝将这种劳民伤财的外交风格，从东都洛阳搬到了河西走廊，因而带有现场办公的意思。

隋炀帝的出巡，绝非片面追求穷奢极欲，纵情逸乐，他更为典型的心理是好大喜功、任性妄为。倘为前者，他只要长期待在洛阳或江都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就行了，根本不必远足蒙古高原，跋涉河西走廊，忍受风霜冻馁之苦。须知在那个年代，数千公里的行程，没有飞机、没有高铁，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和依仗到达巡视地域往往需要数月时间，杨广即使贵为皇帝，也只能让人抬着或扶着徒步行走。史籍也确实记载了杨广在河西走廊的一次遇险经历。隋炀帝西巡返回途中，“车驾东还，行经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祁连山口），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同上书，页5646）山路崎岖、风雪交加，马驴损失十之八九他可能无所谓，士卒冻死一大半他可能也不心疼，然而，就在这次西巡中，隋炀帝的姐姐乐平公主竟然也冻死在大风雪之中（《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页146）。从这一角度来说，片面强调隋炀帝的穷奢极欲也是不客观的。

隋炀帝并非每次出巡都是大国风光，成果丰硕。大业十一年（615）四月，隋炀帝到距离长城不到百里的汾阳宫避暑，并巡视隋帝国与东突厥的边境地区。此时东突厥的执政者，早已不是对隋帝国匍匐跪拜的启民可汗，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对隋帝国居高临下、以强凌弱的外交政策早有怨恨。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隋炀帝的形象较之《隋书》更加狼狈：

戊辰，始毕帅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隋皇室之女）先遣使者告变。壬申，车驾驰入雁门，齐王暕（炀帝之子）以后军保崞县。癸酉，突厥围雁门，上下惶怖，撤民屋为守御之具，城中兵民十五万口，食仅可支二旬，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门，矢及御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资治通鉴》，页5697-5698）

此时的隋炀帝，早已没有了威服四夷、睥睨天下、不可一世的气概，竟然如同村妇一般抱着幼子哭肿了眼睛。更可悲的是，解围之后狼狈逃回的隋炀帝竟然背弃了危机时刻作出的停止征伐高丽、重奖守城将士的郑重承诺，失信于天下的隋炀帝渐次日暮途穷。

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三巡江都，已是穷途末路。这个渴慕秦皇、效仿汉武的“秦汉粉丝”，不仅遭遇三征高丽之败、雁门被围之耻，内部更是民不聊生、民变蠭起。他的南巡江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安定边疆、巩固政权的鸿图远猷，只剩下了黔驴技穷、无力回天的消极逃避。隋炀帝此次南巡，毋宁说是南逃。有道是，冰川崩解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大厦将倾之际，即使普通官员、基层干部也预感到时局的危险，于是，一些人纷纷对皇上的错误决策进行谏阻。然而，隋炀帝去意已决，为排除体制内的阻力，逃亡之路竟然铺满了忠谏之士的累累白骨。到了江都，隋炀帝完全丧失了早年励精图治、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颓废、消极、绝望充斥了他的精神世界，只是在醉生梦死中浑浑噩噩地等待死亡的降临。内部矛盾终于激化，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然死于自己的御林军（骁果）；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杀害自己的竟是他百般宠信的近臣；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一生迷恋的江都竟是其葬身之地。叛军首领在处死隋炀帝时简要归纳了他的罪状：

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賊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资治通鉴》，页5781）

虽然说隋炀帝恶贯满盈，“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但在这简明扼要的罪状中，就有“巡游不息”一条。由此可见，隋炀帝走遍祖国大地，并不都是“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