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专程驱车到河北南皮拜谒张之洞墓园。墓园座落在双庙村北的麦田里，孤寂而冷清。这个生前曾位极人臣，死后（“文革”中）被掘墓抛尸的清末名相，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至今余响不绝。“中体西用”并非为了维新或立宪，“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0621）为维新与立宪设定底线，才是他的直接目的。

不能说他对贯彻这一方针没有诚意。张之洞是极看重名节的“清流”人物。他指出，“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同上，P9767）可见，他对“西学为用”认识是清醒的。然而，当他意识到“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同上，P10063）他也不免迷茫与徘徊。在“西学为用”上，似乎又表里不一。

张之洞一生建树，主要在洋务与教育。他在署任两江总督期间，主持一次经济特科考试，试卷是他“恭呈钦定”的，他握有一票否决权。“某本列一等，以卷中用鲁索语，降列三等，批语有‘奈何’二字。某自题诗，有‘博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试卷用鲁索’句。或曰即如皋冒鹤亭郎中广生也。”（《清稗类钞·考试》电子版）引文中人物需作说明，“南皮”即张之洞；“鲁索”今译“卢梭”，法国思想家；冒鹤亭后来成为中国文化闻人。只因在考卷中引用了卢梭的观点，本列“一等”的冒鹤亭，却被张之洞降级处理。如此作为，与其倡导的“西学为用”是否南辕北辙？其实，张之洞并非见西学而蹙眉，闻卢梭而横目。他在《劝学篇》中强调：“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张之洞全集》，P9721）冒鹤亭触了霉头，“盖香帅以卢梭主张民权，故深忌之。”（1903年7月19日《大公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言行不一。

甲午战后，日本侵入中国，“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辄之以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清稗类钞·讥讽》电子版）有人题诗讽刺道：“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同上）每句都含日本汉字名词。作为“西学为用”的组成部分，如何借鉴日本文化，张之洞是制订了优先政策的：“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全集》，P9738）这是张氏之说，再看张氏之行。“张孝达（之洞）自鄂入相，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云：‘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趋庭随笔》卷三，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P7）不久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张以‘检定’二字为嫌，思更之，迄不可得，遂搁置不行。”（同上）只因拿不出确切的中国词语替代这句“日本土话”，竟然把正事都耽搁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张抵制外国语词，是基于其深藏心中的精神律令与文化桎梏。不过，他最终闹出了笑话：张之洞“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1998年电子版）这个下属居然对其上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够牛！

张之洞曾对“西学”包括的“西政”和“西艺”作过明确界定。然而，此类外来语，既不属于他所极力抵制的议会与民权这类敏感词，也不属于“西政”、“西艺”的任一内容，而这似乎是他在撰写《劝学篇》时所不曾想到的。

此时的中国，因不断割地赔款，已是内外交困。枪炮船舰相形见绌，典章制度也不如人，国人引以为傲的似乎只剩下语言文字了。于是，语言文字担起了捍卫“中学为体”的历史重任。不过，当时一些清醒的士人并没有刻意拔高语言文字的地位，严复在致梁启超的信中指出，“文辞”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P516）他把语言文字仍然置于交流工具的范畴。在他看来，所谓“文以载道”，“道”才是“本体”，“文”只是“载体”。一些学者却不这样认为，邓实指出：“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P173-174）语言文字竟然成了关乎国家存亡的利器。不仅如此，如何使用语言文字，也成了衡量士人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1903年，清廷颁布《学务纲要》云：“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可见，官方已将文法字义的变化，上升到国运兴衰、风教存亡的高度。无论是朝廷曾经出台的正式文件，还是国内士人“学之将丧，文必先之”的愤激之语，主持全国学政的张之洞不会不清楚，作为主政者，他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

1907年，张之洞就创立存古学堂一事上奏朝廷：“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张之洞全集》，P1762）从而确立了基本立场。大量外来词汇进入清廷官方的文牍系统，这让张之洞忧心忡忡，此时他担心的不再是“西学”应否“为用”的开放问题，而是“中学”如何“为体”的稳定问题。于是，1908年2月1日，《盛京时报》刊出这样一则报道——《张中堂禁用新名词》：“闻张中堂（之洞）以学部往来公文禀牍，其中参用新名词者居多，积久成习，殊失体制，已通饬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通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由此可见，正是张之洞开创了动用行政权力干预语言文字的先例。

汉语言与外来语已经争斗了上千年，争斗之形式，无非战争、商业、文化诸端。在古代，对汉语影响最大者，源于佛教和西域，即使在我们今天的语言里，仍然充斥着大量佛教用语（如“过去”、“现在”、“未来”、“自觉”、“世界”、“境界”、“宗旨”……）和西域用语（如“胡同”、“戈壁”、“葡萄”、“琉璃”、“琵琶”、“骆驼”、“胡琴”……）而不自知。近代以来，日本的汉字词语大量涌入我国，前引的讽刺诗即为一例。当代更有大量欧洲语言的音译词汇如“咖啡”、“巧克力”、“沙发”、“雷达”、“因特网”、“模特”……进入汉语。土著语言与外来语言的争斗仍在继续，每一次争斗的结果，都为汉语注入了活水，增强了汉语自身的生命力。其实，纯洁并非语言的第一要义。封闭的语言系统可能最纯洁，然而它却是一潭死水。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有关方面指令，为“保护汉语”之纯洁，禁止外语缩略词如“NBA”、“GDP”等进入媒体。此事曾在网络引起热议。有人反驳说，要废除汉语中的外语缩略词，首先应废除阿拉伯数字，这是最早出现的与汉字造字原则与形体结构完全不同的外来语言。人们无法想像，日常生活中，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如GDP、CPI、PM2.5、Wi-Fi，换成汉语是多么繁琐与别扭。当年张之洞要求人们“通用纯粹中文”，却连自己使用“日本土话”而不自知，这样的指令与投鞭断流又有多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