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所有的“对”，都是两人以上且事有主次，比如《隆中对》的主角是诸葛亮，《窑洞对》的主角是毛泽东。标题的“谁主《良马对》？”意思很清楚，就是在这次“对”中，主角是谁，搞不清了。

“良马对”的故事，发生在南宋初年。高宗赵构与马的关系，见之于话本的，有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见之于史传的，就是这则《良马对》。这个窝囊皇帝，在金兵南侵，河山沦陷之际，他却是一个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庸碌之辈，但他偏偏以识马自诩，似乎堪与伯乐一比。为避讹误，抄一段史料：

上与辅臣论兵器，因曰：“前日岳飞入对，朕问有良马否，飞奏‘旧有良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过驰百余里，力便乏。’此乃未识马故也。大抵驯而易乘者，乃驽马，故不耐骑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马之逸群者，驰骤既远，则马力始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

从这则转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对话的主角是赵构，不是岳飞。在这次对话中，赵构以皇帝兼专家自居，他不仅居高临下地指出岳飞“未识马”的弱点，而且对驽马与良马的区别和特征，进行了概括与描述。在此次对话的40多天前，也就是这一年（绍兴七年）的正月初四，他在与张浚的一次对话中，就曾炫耀过他的识马功夫。“张浚曰：‘臣闻陛下闻马足声而能知其良否。’帝曰：‘然。闻步骤之声，虽隔墙垣可辨也。’”（同上书，卷一○八）在识马的问题上，赵构闻声辨驽骀，隔墙识骐骥的本事是否有吹牛之嫌，姑置不论，据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考证，有关此事的记载，现存多种典籍，彼此相互佐证，且记述大体一致，因此，他认为，这则史料“本身是无可致疑的”。（《岳飞传》）

然而，在岳飞死后60多年，岳珂在为其祖父岳飞编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却有一段与上述史料完全不同的记载。为便于对照，抄录如次：

……因问先臣曰：“卿在军中，得良马否？”先臣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臣有二马，故常奇之。日噉刍豆至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宁饿死不受。介胄而驰，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余里，始振鬣长鸣，奋迅示骏。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为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值复襄阳，平杨么，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跃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为马，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上称善久之，曰：“卿今议论极进。”（《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页415）

不避冗赘，抄了一大段，目的只在于揭示一个问题，在岳珂笔下，这《良马对》的主角，如何从皇帝赵构变成了乃祖岳飞。在皇上临时发问、臣下仓卒应答的情况下，乃祖竟然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系统地、深刻地向皇帝阐述了他的相马经，而以识马自负的赵构，倒成了一个只会倾听、点头称是的陪衬。尤为可疑的是，据邓广铭先生考证，在《行实编年》问世前的所有史册中，赵构与岳飞关于识马问题的对话，均与前引史料大致相同，完全找不到任何载有这篇岳珂版《良马对》的任何记录，而载有这篇岳飞相马鸿论的最早版本，恰恰出于岳飞之孙的《行实编年》。问题出在哪里呢？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证明，这篇被列入2006版《当代学生》高中文言文选本的古文，并非出自岳飞之口，倒极有可能出自乃孙的生花妙笔。

　　中国作为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虽屡遭兵燹，但浩瀚的历史典籍仍为世界所罕见。然而，有好的史料，不等于有好的史观，“‘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唐·刘知己《史通》）早已成为前贤的通例。可以想见，这些出于历代史家的记述，曲词阿世者有之，谀言媚主者有之，文过饰非者有之，刻意丑诋者有之。有多少选择性的记述，就有多少选择性的遗忘，有多少选择性的溢美，就有多少选择性的抹黑。在“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的社会氛围中，所谓“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倒成了凤毛麟角的史家绝笔。岳珂的《行实编年》，出于对先祖的褒美与赞颂，是否也属于“事每凭虚，词多乌有”，这篇《良马对》，至少提供了一个不好的范例。人们自然会由此推断，在记述史实方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并不是极其偶然的史家风气，以致于余绪所至，直至今日，或作传、或编志、或修史，出于亲情、世谊、利益、名节等的忌讳和考虑，由此形成的典籍，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上“可以知兴替”的镜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