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孙岳珂）

我向来认为，后人对于前人，尤忌溢美与抹黑。恶者不因溢美而善良，善者不因抹黑而邪恶。反之，溢美之于善者，无疑于佛头着粪，抹黑之于恶者，倒近乎制造疑案。不论治史还是论人，均应以客观求实为旨归。

岳珂作为岳飞的嫡孙，他在整理其祖父的史料方面，下过一番搜遗辑录之功夫。但在其编著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中，却不止一次地对其祖父滥用化妆术——他隐瞒了岳飞的贫寒家世，称其出身于书香翰墨之家；歪曲了岳飞中原作战的进军史实，臆造了一场子虚乌有的“朱仙镇大捷”；颠倒了“良马论”的对话主体，将高宗赵构与其祖岳飞身份倒置。如此等等。（参见邓广铭《岳飞传》）

如果说岳珂对于岳飞的化妆，是出于后裔晚辈情感的话，只能说明其治史态度，感情混淆了客观，血缘代替了公正。这对于岳飞这样一位在当时乃至后世均已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这就是佛头着粪的道理。如果说此类化妆施于他者而当别论的话，那么，如果在其著作中找出自我粉饰的例证，就是立身处世问题了。

邓广铭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中，曾引用一则宋人笔记，以此说明辛稼轩（弃疾）的创作态度。这则笔记即来自岳珂的《桯史》。邓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岳珂这段笔记是作为正面论据引述的。

（辛弃疾）

这是一则评论稼轩词的笔记。稼轩先生对《贺新郎》与《永遇乐》两阕甚为自许，“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孙谢不可。”对于《贺新郎》，岳珂的记述是，稼轩“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另一首“新作”《永遇乐》，开禧元年春（公元1205年）作于镇江知府任上。其中有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首词不仅充满了豪迈雄浑之气，而且对南宋政权的对金战略表示了忧虑。明人杨慎赞曰：“辛词当以京口北固怀古永遇乐为第一。”（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五引《升庵词话》）信为确评。

此时的岳珂年方22岁，此前只是负责户部军仓的基层干部，在一次官员考试落榜后，被辛弃疾招入幕府。岳珂在“回忆录”中如何描写辛弃疾这个长官与长者对他的印象呢？在稼轩先生要求来宾对其词作“摘其疵”之时，本来只是“偶坐于席侧”的岳珂，开始略作谦虚，后来竟语出惊人：“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他真把自己当作稼轩先生的“一字师”了。在岳珂笔下，稼轩听了他的议论，不仅不以为怪，反而喜出望外，竟“促膝亟使毕其说”。岳珂也就不谦虚了：“前篇（指《贺新郎》）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指《永遇乐》）微觉用事多耳。”在岳珂的“余曰”中，前者是指《贺新郎》上片结句“情与貌，略相似”与下片结句“知我者，二三子”。后者是说《永遇乐》一阕用典偏多，有“掉书袋”之嫌。辛弃疾对岳珂的意见“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575）意思是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切中了我的要害。不过，这一切都出于岳珂的一面之词。

当今在国际场合只有自家的讲话才是“重要”的，岳珂的意见似乎也成了这类“讲话”。由于岳珂的意见特别中肯，于是稼轩即据其意，“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令人不解的是，南宋迄今，多个版本的《稼轩词》，偏偏是《贺新郎》与《永遇乐》两阕，只句未改，片字未易。岳珂不是说稼轩因他的意见反复修改了么？难道岳珂在扯谎不成？邓广铭先生“不无遗憾”地指出，岳珂“确实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这“炫示自身”不正是“自我妆扮”的同义语么？

　　在治史中，对他人或自身使用化妆术，岳珂当为显例，前曾为其祖化妆，后又为自身粉饰。邓广铭先生的结论是在《后记》中增补的，考虑到“引用《桯史》这段记事而论述辛词者，都大有人在，可见误信岳珂此言者正复不少”（《稼轩词编年笺注·略论辛稼轩及其词（附：后记）》），邓先生不仅没有删去前文的引述，而且专门增补此一《后记》，以揭穿其化妆术。当然，这也是一种治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