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是否如同森林与花园，总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和谐状态？看来并非如此。诸子之间也有攻讦，也有倾轧，先不说李斯如何毒死了水平远在自己之上的同窗韩非子，就是孟轲也曾辱骂墨子是“禽兽”。

墨子的“兼爱”思想，显然比儒家之“仁”更具时代意义。“兼爱”不仅受到谭嗣同、孙中山的高度评价，梁启超甚至大声疾呼：“欲救中国，厥惟墨学”。墨子作为农民出身的思想家，其思想虽然在此处闪耀着平等的光芒，彼处却陷入了巨大的专制误区。

《墨子》一书以三章的篇幅阐述了“尚同”思想。虽然他的表述重复、罗索，但仍可感知其思想的局限，那就是不自觉地向权势者出让了思维的器官——脑袋。

墨子认为，在人类诞生之初（“古者民始生”），政治制度尚未确立（“未有刑政之时”），由于缺乏政治领导（“未有正长之时”）人们的意见往往不一致（“天下之人异义”），一人有一种意见，两人有两种意见，十人有十种意见（“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人们都认为自己正确别人错误，以致于互相否定，互相攻击（“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其结果是，“天下大乱，若禽兽然！”

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人们意志不统一；人们意志不统一，是因为没有一个好领导（“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正是基于这一分析，墨子提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选择贤良、聪明、能干的人士为领导，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志（“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然而，治理国家，只有天子是不够的，还要有三公、国君、将军大夫、乡里之长。官多嘴杂同样不统一，为了解决“天下之人异义”的问题，善良而又愚蠢的墨子竟然作出了一个“绝对无私”的决定，那就是将自己和他人的脑袋主动出让、奉献给统治者，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统一。

在春秋乱世中，这些诸侯国，没有国省市县乡五级政权，也没有党政人协纪五套班子，从墨子的叙述中，只有里、乡、诸侯国、周王朝四个政权层级。由于层级简单，扯皮较少，实施“尚同”，统一思想，相对比较容易。正是在这里，墨子给出了一个独步千古的馊主意，那就是“逐级尚同”。按照墨子的逻辑，在这四级政权中，只有天子是至上和唯一的，而里长、乡长、国君都是多元的，因此也都有了“尚同”的问题。村民首先要“尚同”于里长，里长要“尚同”于乡长，乡长要“尚同”于国君，国君要“尚同”于天子，民众的脑袋只有通过他们的直接“上司”逐级出让，逐级上缴，才能实现整个国家意志的统一。

如何“尚同”和“统一”呢？民众的意志首先要统一于里长，接下来的层级是，对于里长，“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对于乡长，“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对于国君，“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如果将“逐级尚同”的理论作为定理，那就是：“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翻译成白话就是：“上面认为是对的，也必须认为对；上面认为是错的，也必须认为错。”不仅“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上面认为对的错误意见，也必须认为对；上面认为错的正确意见，也必须认为错”。由于天子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天子是不会错的，于是他的意志就成了全国人民必须“尚同”的根本标准。

为什么必须“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呢？对于村民来说，里长乃“里之仁人也”。对于里民，“乡长固乡之贤者也。”对于乡民，“国君固国之贤者也。”对于国民，“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从墨子的逻辑可以看出，所有的上级都是“贤良、圣知、辩慧”的当然代表，所有的领导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化身。因此“尚同”于上级，与领导保持一致是天经地义的，将思维器官出让给“仁人”、“贤者”，让他们代替自己思考，当然也就一百个放心。

然而，上级与领导何以就一定是“仁人”与“贤者”而不会是“歹人”或“贪者”？其“仁人”与“贤者”是如何认定的？“仁”与“贤”的标准又是什么？墨子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墨子》中的确出现过“选举”一词，然而，在墨子的语境中，根本无从考证这里的“选举”与民主政治有何瓜葛。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乱世中，中国不同于希腊城邦社会，“选”与“举”的主体与民众没有什么关系。终《墨子》全篇，也从未给出“选举”出来的一定是“仁人”、“贤者”的制度保证、程序保证与路径保证，尽管墨子以相当的篇幅反复论证了他对“尚贤”的倾心追慕，然而，追求并不等于现实。

相反，由权势者“遴选”或“推举”出来的权势者，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己才是“贤良、圣知、辩慧”的唯一。先不说里长、乡长之类的基层干部，即就天子来说，哪个皇帝不认为自己是“圣主”、“明君”，即使设置“酒池肉林”的商纣王，即使“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即使重用秦桧冤死岳飞的宋高宗，哪一个不认为自己是允文圣武、纯仁至孝的天之娇子。即使丧权辱国的西太后，从其死后的諡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

由此可见，墨子的“逐级尚同”理论，不仅存在着极大的逻辑悖论，而且潜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假如手握“一同天下之义”大权的天子，竟然是诸如此类的暴君、白痴与浑蛋，如果这些家伙对于民众又有着“思想革命”与“灵魂改造”的恶癖，岂不是整个社会与国家的巨大悲剧。作为平民哲学家的墨子，其所提出的“尚同”学说，由于把权势者当作当然的“仁人”与“贤者”，从而彻底解除了对于权力恶意扩张的警惕，不仅主动放弃了思维的权利，而且出让了思维的工具，脑袋之不存，生命何在哉！这是多么危险的思想陷阱！

似乎墨子本人也意识到天子的不可靠，为了制约天子的无知与私欲，无计可施的墨子，只好作出天子也要与天“尚同”的理论设计。他认为，天子“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他将制约天子背弃“贤”“仁”之行的唯一希望，寄望于上天的“灾害警示”。由此可见，墨子的“尚同”思维是建立在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之上的，不仅对于权势者毫无约束作用，反而为独裁者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他为创立这一学说，竟然将自己的思维器官——脑袋，无偿地交到权势者手中，成了没有任何保证的人身抵押。